广东为啥出不了中国首富

发布时间：2012-04-23 12:53:15 来源：文档文库

小中大

字号：

手机查看

广东为啥出不了中国首富

　　大洋网讯广东人对富豪榜的质疑和抵制是全方位的。尽管在英国人胡润最新的《福布斯》中国百富豪榜中广东企业家上榜最多，占了16席，而在《新财富》所排的400富豪榜里，来自广东的企业家也有48位，在地区排名上仅次于浙江；可是不但许多广东富豪们对自己上榜反感、恼火，以“杀猪榜”视之，广东外经贸厅和广东省工商局的官员也透过媒体质疑胡润调查中国富豪的权限，不以为然。

　　然而，即便这些排行榜不能在数据可靠性上有广泛说服力，他们多少勾勒出中国商界财富阶层和财富流向的基本面貌。在以上提到的两个榜中，粤商都不能挤进10强，在长达2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号称国内市场经济成分最充分，市场竞争最激烈，营商软硬综合环境最优，且与国际商业管理接轨最紧密的广东，没能催生中国首富，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999年最初的福布斯排名出来的时候，上海商人和浙江商人正成为中国经济中的超活跃群体，在实业和资本运作上显露敢为人先的姿态。而以制造业起家，聚集在珠三角一带的粤商却开始进入相对式微的调整期，当年以“胆大”、“灵活”闻名的广东商人似乎陷入既得经验的束缚之中，造成一种“胆小”而缺乏创意的群体氛围。一位经济资深人士评论道，“广东人很愿意占有既得财富，特别是对自己的商务前景看不明时，选择上可能变得更保守。”

　　广东无缘中国首富，潜台词是否是“胆小”的广东企业在新一轮竞争中观念和行动的相对落伍？

胆小症状一：对产业政策缺乏全局敏感

　　当年珠三角地区在国家鼓励“三来一补”的政策指引下，借助香港的贸易渠道和信息通道的优势，获得制造业前端所需的资源，在国内迅速形成了制造业方面的优势，在家电、IT等领域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广东的企业群体也迅速壮大。事实上，登上《新财富》400富豪榜的48位广东富豪中，有11位就是来自制造业。

　　广东富豪们也没有错过中国城市化过程产生的房地产热，多达12位的上榜富豪通过房地产开发积累了财富。他们看准了住宅需求巨大，房地产行业平均利润率在18%以上，销售保持着高速稳定增长，而国家对私人投资政策宽松的形势，大量投入资本“生钱”。传闻资产达80个亿的朱孟依、五元集团的戴庆元和奥园置业的郭梓文都是房地产界长袖善舞的代表。

　　有趣的是，对市场反应敏锐的广东富人们却不是太善于把握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中的机会。在国家西部开放政策出台，并且加入WTO，能源、交通、通信、金融、传媒等利润巨丰的行业相信将逐步向民营资本放开的时候。在传媒经营体制改革先行的广东，没有像北京刘长乐的凤凰卫视，杨澜的阳光文化等这样的民营传媒大户的出现。而远在新疆以石材和房地产起家的广汇集团主席孙广信早在2001年4月，就飞赴江南名城张家港，与专门加工天然气的圣达因集团签订了一份收购其60%的股权协议，打起国家战略性资源的主意。整个运作过程就是将新疆的天然气资源，用汽车运到张家港经过加工后在华东地区销售，是国家西气东输的补充。这个项目计划总投资为80多亿元，一期工程计划15亿元，但握着这张稳赚不赔的牌，广汇的"钱途"无可限量。孙广信甚至说：“就这一个产品销售额将超过150亿元，它会取代我的房地产。”孙广信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行第三。

相比之下，广东缺乏这样的预见性的大手笔。虽然有中科智集团张锴镛从炒作房地产转向金融担保业的成功例子，香江集团刘志强、瞿美卿夫妇投身金融证券业（广东发展银行和广发证券股东），卢楚其兄弟涉足经营民营银行（民生银行发起股东），而朱孟依也在2001年通过旗下盈通公司投资通信网络铺设，并在转手盈通中尝到10亿元的甜头，但是大多还

没有涉及战略性的调整。最近这些年，在立足大局调整企业产业组合上，广东的民营资本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前瞻性。为将来从“产业”身上赚大钱而冒险的广东人太少。

胆小症状二：资本手段上只是“小巫”

　　另一方面，在市场短缺时期以实业兴起的广东企业，在如何运用适当的资本运作手段，帮助企业做大做强方面，显然落后于贴近金融中心上海的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而从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转变是企业规模化的必经阶段。

　　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在《新财富》富豪榜中，以投资为主业入榜的10位富豪中，广东没有代表，却有6位来自上海，包括以炒股票和购买上市公司发家的“上海首富”周正毅。与先做实业再尝试投身资本市场的广东企业相反，海派商人颇善于“由虚入实”的操作。

　　而包括奥园集团在内的5家广东民营房地产巨头，刚刚通过协议转让或股权拍卖的方式借壳上市，满足发展后融资和企业内部制度规范的需求。比起周正毅们，粤商显然“按部就班”得多。加之近日传出周正毅正被有关部门“协助调查”中银香港15亿元贷款事宜，颇有粤商因此感叹“玩资本”容易玩出火。

　　即使这样，整体而言，广东企业并没有太多与自身规模相匹配的资本运作。一些发展良好的中等规模民企甚至不愿接受上市，并购等运作要求的企业透明化，担心自己因此暂时处于竞争劣势。即使是上了富豪榜的企业，在广州、深圳之外的大多还处于单一的产品经营。

　　这当然与深交所因积极介入申办创业板而停发新股两年之久有关，直到现在，深交所既没有放弃主板转而发展创业板，而重发新股一事也没有下文。广东资本环境的优势因此减弱。直接上市时舍近求远，在国内当前的制度监督条件下，这不利广东本土企业顺利打通上市之路，也削弱了争入资本市场的氛围。

　　目前，广东共有18家私营企业直接或通过“买壳”方式在上海和深圳上市，惠州侨兴集团去年2月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我国内地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民营科技企业。但是浙江民营企业跨向资本市场的步伐更快，2002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浙江民营企业有5家，以民营企业或自然人控股身份在上交所上市的还有一批，波导、华立等则通过买壳上市。目前，已经通过和将要通过上市辅导期的117家浙江企业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数量居全国第一。

　　资本手段的缺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财富的相对单薄和积累缓慢。

胆小症状三："不熟不做"限制扩张

　　诚如台湾最大的民营企业鸿海精密的董事长郭台铭所说，如今企业已经进入微利时代，“当市场不再成长，就要去抢别人的领域”。竞争在今天意味着不停地吃下他人的市场。这是个同业竞争，异业掠夺的年代。

　　事实上，在市场短缺时代，广东企业是靠高负债、多元化经营迅速发展的。但到了1994、1995年之后，市场供求形势变了，金融政策变了，广东的企业普遍开始从多元化向集中经营转变。在《新财富》富豪榜中，广东富豪惟一在各个行业领域都成就非凡的只有刘志强、瞿美卿夫妇。

　　这并无可厚非。关键是在发现销售多，但收入增长缓慢、利润比以前更难取得的时候，能够迅速介入新的行业和产业。浙江有华立集团汪立成大胆介入 CDMA 核心技术、吉利集团的李书福投资资金密集的轿车生产的例子。而深圳首家合资企业康佳在2001年意识到彩电行业形势的不妙，决定向移动通信和网络产品“战略转型”时，却为时已晚。其代价是7亿元巨亏。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经得起这样的“磨练”。

但是，在这些年最勇于抢夺别人饭碗的粤商反而多处于不愁利润空间的房地产和医药保健品行业。宛如当年广货行千里架势，以合生创展、珠江投资、富力地产等广州地产巨头北上入京，东赴入沪，深圳的公司则挺进西部成都、重庆等地。而朱宝国的太太药业，通过收

购珠海“丽珠集团”和香港“健康药业”覆盖整个东南亚市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香港一些基金所排的内地富豪榜上，朱宝国名列前茅。

但是这些广东富豪们还不能提供“当市场不再成长”或成长不快时跨行业兼并扩张的范本。这点不像新希望的刘永好。从饲料到金融业，房地产，再进军乳品业，刘永好展示的是不断寻找新的金饭碗的过程。也是在更高层面上将他的政府资源、产业链上不同价值取向的企业乃至人才融为一体。

胆小症状四：政企“脐带”缚住脚步

　　政企关系是任何一个地区企业族群都难以回避的话题。就广东而言，尤其在珠三角地区，一方面，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情况是国内最少的。华南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蓝海林教授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曾说：“什么是政府应该干的，什么是企业应该干的？广东在这方面比别的地方认识更早一些，体会更深一些。因此政府在转变职能这方面比其他的地方要快，要坚决。”政府呵护倍至地为企业开拓市场，打造声势，这催生的是名声在外，但始终跃不出本土，以“小”著称的“簇群经济”。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骨干”企业，因为担心其受到冲击，政府的改制又往往比较滞后，国有股份迟迟不能退出。更演变成企业依附当地政府的“脐带关系”。就像三水市政府原以健力宝饮料厂的名义持有健力宝集团公司60%的股份，2001年6月又以4520万元竞得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持有的健力宝15%的股份，股权增至75%。1999年的全员股份合作制改革流产，上市方案也因为“股权结构、资产结构、债务结构”太复杂而告吹。政企之间脐带关系的无法割裂，导致健力宝最终因为队伍和品牌老化，没有竞争力而被收购，整个集团利润仅剩3000多万元。相似的例子还有被格林科尔收购的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