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纠”的真相必须澄清_杜钧福
“西纠”的真相必须澄清（原载《记忆》）
作者杜钧福按：本文原载《记忆》电子刊物2010年58期，现在转贴于此。其中一段字体变小无法纠正，无他意。
一
《记忆》50期刊登了宋彬彬等人关于卞仲耘事件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言辞激烈，甚至迁怒于期刊编辑者。52期又刊登关于北京四中的系列文章，似乎只听到称赞的声音。
刊登宋彬斌们的文章，对文革初期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事件作了一些澄清。这种做法我是很赞成的。一个人就是犯了死罪，在法庭上也允许律师为其辩护，还让他做最后陈述。何况宋彬彬们没有那么大的罪过，在某种意义上，她们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不许她们为自己辩护呢？就宋彬彬们的文章来看，她们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对卞校长的被害表现了一定的悲痛和悔悟。文章本身也有利于澄清事实。当然，我感到，她们的认识还是不够的。卞仲耘事件的发生，和宋彬彬等在8月初贴大字报所造的舆论是有关系的。而且，看来事件发生时宋彬彬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局势，她们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也应能预见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她们应对事件的发生负一定的责任。我们等待宋彬彬们对此事有进一步的认识。
《记忆》52期是关于北京四中的，涉及另一重要事件，就是“西纠”这个组织。和“西纠”直接联系的，是8月底在北京发生的大规模的杀戮平民和驱赶他们离开北京的事件。这一事件和卞仲耘事件性质有所不同。卞仲耘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至少不是精心组织的，造成的直接后果不可和8月底的事件同日而语。而在“西纠”问题上，真相更为模糊。而这期《记忆》上的文章，似乎对这一真相的澄清没什么贡献。
这期的王祖锷的文章说：“实事求是地讲，西纠成立之初发布的一系列‘通令’，对红卫兵们抄家、武斗、草菅人命的乱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同一期水流云在的文章说：“通过上述的这些通令，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在那个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西纠’的一系列行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们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以留下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最后一分颜面，也因此有四中的校友曾戏称孔丹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以至于‘西纠’的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周恩来就曾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它们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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