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无疑是当今世界文坛最幸运同时又是最可怜的小说家。他的幸运在于：阴差阳错地一举成名并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他的可怜则在于：总得从自己的小说背后走出来，一次又一次地表白自己、解释自己，因为他发现，无数读者居然读出了无数个天差地别的昆德拉，而真正的昆德拉应该只有一个。
人们往往习惯于把捷克当作东欧国家，昆德拉却屡次三番强调，他的祖国属于中欧而非东欧。小说家昆德拉强调这一点，至少有两个意图：１，尽可能地躲避政治的阴影。２，表明他的文学渊源。第二点于他尤为重要。这样，他便把自己纳入了欧洲小说传统；这样，他便使自己同中欧文学四杰：布罗赫、卡夫卡、贡布罗维奇和穆齐尔处于同一片星空之下。
1967年，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出版，轰动西方，可作者本人却颇觉尴尬，因为西方并未将它当作一本小说，而更多地把它视为政治小册子，直到1980年，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仍有人称《玩笑》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昆德拉当即反驳：“别再用你们的斯大林主义来难为我了。《玩突》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
昆德拉的尴尬，小说的尴尬，归根结底，都与幽默的尴尬有关。幽默不被领会，玩笑却被当真，误解由此产生。昆德拉说：“假如有人问我，什么是在我的读者与我之间产生误会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幽默。’”
昆德拉极为推崇拉伯雷、塞万提斯、狄德罗、斯特恩，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幽默。
昆德拉给幽默下的定义；“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发现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中发现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之相对性的自觉的迷醉，是来自于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的欢悦。”
看来，我们最好尽量以幽默的心态来读昆德拉，因为他毕竟是“好兵帅克”的老乡。谈到小说艺术，昆德拉常引用海尔曼布罗赫的话：“小说家的唯一职责便是对认识的追求。”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强调小说的“模棱两可性”。
这似乎自相矛盾。
昆德拉的阐释：“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对你说‘你讲的每一件事在我看来都模棱两可’，这是一种指责，意味着你不愿或不善于把你的想法简单明了地讲出来。然而，在小说艺术中，模棱两可却并非弱点。小说艺术确实是以精于运用模棱两可之道为基础的。我们甚至可以给小说下定义：这是一门力求发现和把握事物的模棱两可性及世界的模棱两可性的艺术。如果你想了解世界，你就必须在它所有的复杂性中，在它本质的模棱两可性中抓住它。”
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尤其是在《玩笑》之后出版的《生活在他方》（1972）、《笑忘录》（1978）、《不能承受的存在之轻》（1984）、《不朽》（1990）等长篇中，思考性段落俯拾即是，于是，就有评论称昆德拉的小说为“哲理小说”。
这样的“赞誉”，昆德拉却不愿领受。
在他看来，所谓的“哲理小说”意味着小说对哲学的从属，意味着思想的小说式图解。萨特是这样。加
缪是这样。而穆齐尔或布罗赫却截然不同：并不是要为哲学服务，而是相反，要占领到那时为止一直由哲学独占的领域。有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一些有关存在的问题，哲学从来就不知如何具体地把握，而唯有小说方能做到，也就是说，这两位小说家把小说当作一种高级的诗意和睿智的综合体
赞美穆齐尔和布罗赫，实际上也就是在表白他自己。
昆德拉坚持认为，他的小说中的思考性段落同哲学思考毫不相干。它们同一段情节描写或一段对话一样，是小说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之一，它们同样具有小说的特质。
毋庸讳言，昆德拉特别容易被看作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
倘若真是这样，那么，《不朽》的作者是否真的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就会让人怀疑。
许多人把《玩笑》当作了他创作的起点，而《玩笑》的出版和轰动却是在“布拉格之”前后。
其实，文论和短篇才是他的起点。只要读一读他的《小说的艺术》（1960），只要读一读他的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我们就会发现完全是艺术的吸引促使昆德拉走上了创作之路。
有必要解释一下的是，这里说的《小说的艺术》并非目前在市面上流行的那本《小说的艺术》，而是一部论述捷克作家弗拉迪斯拉卡万丘拉（1891－1942）的专著。这是昆德拉二十七八岁时写的，尽管不够成熟，却初步显示出了作者的美学抱负、艺术视野和独特见解。1986年，昆德拉把他多年发表的有关小说创作的文章、演讲辞和谈话录等汇集出版，取名《小说的艺术》，实际上便是对年轻时代所写的这本书的纪念。
昆德拉之所以成为小说家，是因为他“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的、觉悟的目光”。终于，他在小说中找到了它。所以，对他来说，成为小说家意义重大。他认为“这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