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变革与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以近代徐州城市为例

发布时间:2023-11-30 14:39:1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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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变革与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以近代徐州城市为例赵良宇【摘要】交通的变革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突出表现,又是推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铁路的修筑与通车改变了近代徐州城市交通面貌,促进了近代徐州交通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公路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近代徐州城市与各地的联系,大大改善了徐州城市与周边邻省地区交通环境。公共交通的发展与便利,刺激了徐州城市商业的繁荣,加快了徐州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了徐州城市空间的重构。近代交通体系的构建,带来了近代徐州城市社会生存环境的深刻变动,给徐州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引发了传统贸易线路的迁移,导致徐州城市原有的交通与贸易格局发生改变,深刻改变了徐州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促使徐州城市社会的发生了急剧变动。【期刊名称】《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期】2015(000004【总页数】6(P22-27【关键词】交通;社会发展;近代城市;徐州【作者】赵良宇【作者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安徽淮北235000【正文语种】【中图分类】K29
近代交通的变革是近代社会转型的表现。交通面貌的改变,给近代城市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契机。许多近代城市的社会发展都与交通的变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清末同治光绪年间,铁路、轮船和邮电都先后兴办;而汽车公路之建造和民用航空之实行,也于国民政府成立后,正式开始。中国交通事业,逐渐走上现代化的道路。[1]211近代新式交通的出现与发展,中国固有的城市布局发生了变化。铁路、公路的修筑,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原有交通运输体系。这极大地带来了城市的整体布局以及城市功能的变革,并促使中国部分城市开始走向近代化。[2]319本文以近代徐州城市发展为中心考察近代交通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及其对徐州城市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近代以来,徐州水路交通走向衰落,但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对近代徐州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陆路交通,主要表现为铁路的开通,公路的建设与发展,逐渐形成了新式交通体系。新式交通的发展,徐州逐渐成为近代重要的交通枢纽。这大大加强了徐州与各地之间的联系,推动了徐州经济社会的发展。(近代水路交通的继续发展近代徐州的水运虽然已远不如昔,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徐州与周边四乡往来的重要水路运道主要有:一是奎河,它位于铜山县之南部,在铜山境内长约34里,其所汇合之河流有望州河、魏家河、二堡河等;二是房亭河,此河位于徐州之东北部,在铜山县内约长8公里,沿河之水势平坦;三是荆山河,此河位于徐州之东北部,共长60公里,其所汇合之河流有新河、北房亭河、不牢河等;四是故黄河,它贯穿徐州城区,共长148公里。[3]157-158在徐州和周边城乡的商贸往来与社会交往中,奎河、黄河故道等河道航运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据有关资料记载,“奎河作为水上通道,在徐州解放初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后,市区袁桥一带的码头仍有舟楫往来,泊岸者日逾数十艘”[4]66。可见,水运在近代一直是长存不废的。
运河水运在近代黄河北徙后依然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与外地的经济贸易往来。运河航运是徐州早期煤炭外运的一个重要的航道。如1882年徐州煤矿开始进行开采与经营,其生产的大量煤炭是经过运河运往淮扬以及上海等江南各地。其日产量为百余吨,年产量约在三万吨左右。其销售市场为南京、上海等地。当时既无公路,又无铁路,煤炭通过运河装船南下。19101920年代徐州煤矿煤炭运销采取水陆并运,相互补充。当时贾汪煤矿公司在连通津浦铁路后,矿山生产的煤炭多数以来铁路运输,铁路成为矿山的生命线。但是,为了争夺运河沿岸的煤炭市场,为了防备铁路运输的不测,贾汪公司不顾河道曲折,仍然坚持传统的水路运输,拨出相当数量的产品,由泉河装船经运河南运,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5]185平时,水运作为陆运的补充,当军阀混战阻碍铁路运销时,水运更显示岀巨大的生命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运河在近代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津浦铁路的开通影响了徐州城市通过运河与南方各地的交往,但在近代相当长的时间里,铁路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运河航道仍然是徐州与南方各地联系的重要通道。根据档案资料显示,徐州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许多农产品运往上海、无锡等江南城市,是通过运河轮船运输的。尽管运河在近代没有得到政府很好的治理和疏浚,没有明清时期航运那么发达,但其仍然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二)近代铁路交通枢纽的形成与发展铁路对徐州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近代徐州繁荣的关键因素。铁路是近代徐州城市发展的催化剂。使近代徐州交通面貌焕然一新。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先后开通,使徐州南通上海、南京、江南诸城市,北直达济南、天津、青岛等大城市,西至郑州,东到新兴港口城市连云港,大大地缩短了与这些城市的距离,促进了大规模商旅的集结和流动,改变了交通结构和体系,改变了商路,建立了以铁路为主的近代化运输方式,徐州交通枢纽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关于津浦铁路的修筑,早在1881,刘铭传就向朝廷提出过修建一条从北京到清
江的铁路,经过讨论没有取得结果。18981,清政府拟建津镇铁路。经过谈判,清政府与英德银行团于18995月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草合同》,但最终因战争原因,修筑计划无果而终。1908年,要求收回路权的呼声更加高涨,清政府于113日,召集袁世凯、张之洞妥商办理此事。袁、张委派外务部左侍郎梁敦彦与德华银行代表柯达士、中英公司代表濮兰德谈判,经数月争持始达成协议,将原津镇铁路终点站改为浦口,改称津浦铁路,并正式签订《天津、浦口铁路借款合同》。[6]1719083月,吕海寰与张之洞会奏路线取道安徽省境。英德商定以商定峄县韩庄运河桥为界,英国修筑南段,德国修筑北段。[7]793本路借款与其他各路稍异,即铁路之敷设与管理权,概由我国政府自管,不以路作抵押。英德技师听从铁路督办大臣指挥命令,聘用外人亦由我国政府处理,“此乃当时路权收回运动之效果”。[6]1719091月动工修筑,直到1911年竣工,91日,津浦铁路南北段接轨,1023日全线通车。津浦铁路未修以前,北方货物须由平汉路运至汉口,再转上海,费时甚久。现在则可由郑州运至徐州,由徐州再转浦口,在浦口或迳用汽船运到上海,或在下关转京沪线运到上海均可。两相比较,省时较多。津浦路对于全国而言,是南北经济运输极为重要之路线,而对于徐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更为重要。陇海铁路东起连云港,西至兰州,是我国最早筑成横贯东西的钢铁走廊。本线原分汴洛、开徐、徐清、清海、洛潼、潼西、西兰等各路,各自单独筹办建筑。至民国元年,民国政府与比利时电车铁路公司借款成立,比利时承办铁路后,始统称为陇海铁路。1905年,清政府即有修筑开封经徐州、邳州以达海州铁路的动议,因无资金而搁置。[7]1007-100819155月,开封至徐州段铁路因陋就简,草草竣工,并通车营业。本来陇海线之终站地点,在未决定以前,海州与海门两地之争论,较为激烈。后经路局调查,决定以海州为终点站,遂放弃回绕清江浦之计划,由徐州经邳县直达海州之大浦,延长约36英里,由徐州海州两地同时兴工,于1925
7月,全线通车营业。徐州由于津浦陇海体路交叉而过,更是身价百倍。各省的商会,纷纷迁来择址建立商务会馆。商业渐趋繁盛,人烟日渐稠密。这条铁路的通行吸引了大批的商贸,小贩东来西往,各类人物流转此线。徐州的煤、面粉、醋等货物通过火车远销各地,各地的货物、资金、人才、信息等也通过铁路不断引入到徐州。[8](三)近代对外公路交通的发展公路对于近代徐州陆路交通的进一步改善是相当重要的。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心,公路交通加强了徐州与周边地区之间的联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公路建设在中国兴起较晚,对沿线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发展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较小。1920年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乡之间商路的增多,促使近代公路应运而生。[9]757徐州地区的公路建设相对全国来说,起步较晚,公路干线数量少,里程短,且道路质量不高。徐州地区的公路始兴于1928年。19281月,江苏省设立江苏省公路筹备处,11月成立江苏省公路局,全省共设五个分局。其中第一分局就设在徐州,管辖徐海12个县。政府的作用加强,加上徐州在铁路开通后,成为南北铁路交通枢纽,工商业逐渐兴旺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徐州地区公路事业的发展。在1928年全省建设委员会议中,讨论全省公路修造标准,当时确定省道18线,江北有九条,徐海、徐宿、淮海、泗邳、沭郯、瓜鱼、通榆、东徐、江淮等线,约长2000公里。徐州地区的公路大都是在原来牛车大道的基础上扩建起来的。1929年兴修省际干线瓜鱼路丰县至铜山段19.58公里。据“江苏省建设厅民国十七年修建公路计划”,徐州地区计划修建公路,干线7条,长1194公里;支线54条,长3223公里。[10]128-129政府对修建公路是较为重视的,但政局动荡与经费不足,使公路建设受到严重阻滞。徐州地区公路建设时断时续,而且经常是制定的计划不能完成。[11]40根据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调查,1930年代徐州地区的公路交通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公
路交通干线主要是瓜鱼路。瓜鱼路全长540公里,为苏省长江以北各县来往之重要公路。这条线路在铜山县境内一段,共长100公里,为铜山县与睢宁县或丰县联络之干道,平时可以通行汽车及牛车,所运之货物,以杂粮及柴两项最多。[12]39根据1933年统计,徐州地区的县道主要有:一是徐宿路,它为铜山县联络宿迁县之干道;二是铜萧路,它是由铜山通萧县城;三是铜沛路,它是由沛县通铜山,为铜沛两县来往之干道;四是徐海路,它是徐州联络东海县之干道。[13]1933年为徐州地区修建公路的高潮时期,基本上将通往主要城镇的土路路基修通,便于晴天通行汽车运输之用。1934年继续将徐海地区公路予以延长或将县与县间的路加以接通,共修公路11条,共376.05公里,其中干线延长两条即通海路和海郑路,共89.5公里,支线286.55公里。[14]1935年,徐州与海州两主要城镇延续通车至其所属县,并有公路与津浦、陇海铁路相连接。徐海地区在抗日战争前还修筑有一条重要的公路,即是当时全国九大干线之一的海郑公路。海郑公路东起海州,经过徐海地区的东海、睢宁、铜山等县,往西直达郑州;有铜丰、铜沛、铜宿、铜萧等支线,分别与山东、安徽等地的公路相衔接,四通八达。[15]235这条道路,对于沿线地区商业发展极为便利,它是徐州与外界之间联系的重要孔道。1940年代,徐州逐渐成为公路交通的中心。以徐州为中心的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四)城市公共交通的改善徐州城区及其所属地区所办公路建设进展是缓慢的。徐州是座古城,遭受兵灾水患交相破坏,极度濒于毁灭的境地。作为城市骨架的道路设施,没有得到正常发展。徐州旧城区的道路分布为东密西疏,小路多,干道少,且多不贯通。[16]51926年之前,旧城区以鼓楼街为中心,城市中间连接各城门没有干道,以船摆渡还是通行故黄河两岸的重要方式。当时城区交通十分不便,主要道路古旧落后而且狭窄,大都是宽46米的区街道路。1926年“因津浦陇海两路处错城下,人物
日以喧闹,市政有所改进之必要”,于是“竭力整理城内各街道”,并“将新城门内外之马路,皆依次修理竣事,任人往来通过”[17]。1928年更顺应城市发展大势,军事当局拆除“南门新东门”的城墙,使内外城相连,“以利交通,并推广市场,以发展商业”[18]。城中主要街道互连相通,如通往南城的税课街与上街、马市街、笆子街、南关下街;北关外土城坝子街道也与城区街道相通。徐州城市在1930年代之前,新修道路较少,新增加的道路有北中正路、河清路、延平路等。日伪统治时期是徐州城市道路修筑较多的一个时期,通往东火车站的道路有启明路、庆云路、复兴路,以及民主路、崇文路、宣武路等。解放战争时期,徐州城区道路建设进展缓慢,没有新的道路建设工程,只是对于原有道路进行养护和维修。在徐州解放时,徐州城市道路有28条,总长31.1公里,道路面积24.59平方米。小街巷长度为86.6公里,面积20.74万平方米。[16]5徐州城市主要干道和官署、第宅、商业繁华地区的街道路面较好,而一般街坊、里巷的路面较差,基本上是坎坷不平的泥土路。近代徐州地区形成了铁路、公路和水运综合发展的格局。交通体系的构建,给徐州城市注入了新的活力,缩小了徐州与各地的空间距离,引发了传统贸易线路的迁移,导致原有的交通与贸易格局发生改变,深刻改变了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使得徐州成为黄淮地区的中心城市。公共交通的便利,刺激了徐州城市商业的繁荣,加快了城市人口和资本的空间流动,促进了城市空间的重构。(一)促进了近代城市运输业的转型与发展铁路、公路等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在对传统运输方式星辰个巨大冲击的同时,传统运输方式以联运的形式对城市交通运输体系起到了补充和完善作用。交通运输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重大转变,其在城市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显突出。作为黄淮地区的区域经济社会中心,其发达的交通使得徐州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或中转站。徐
州城市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发达的交通运输系统。城市经济发展中原料能源的供应,物资的运输和产品推销与交通运输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交通的变革带动了近代城市交通运输业的转型与发展,从而推动了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如为粮行等商行服务的行业如运输行业、搬运业、麻袋行、邮电通讯在徐州得到迅速的发展,因而近代徐州城市粮食贸易较为发达。铁路交通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交通运输格局,近代交通运输业开始兴起与发展。铁路开通后,徐州出现了新兴的运输行业。最早在徐州经营运输的有“悦来”“元成”“利兴”“捷运”“汇通”等五大运输公司。这五大公司规模较大,当时的“悦来”元成”两大公司的创建者主要是当时北洋军阀、官僚政客、地主士绅、洋务学者,而“捷运”“汇通”则是江浙官僚财阀所筹组的企业。[12]60运输行业倍受战乱之苦,徐州五大运输公司处于收缩、停滞的状况。徐州土生土长的中小运输商号规模虽小,但以服务见长,交运抢先,代客买卖,逐渐显现出他们的优越性。[19]34徐州是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这不仅为徐州运输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也成为徐州大小运输商号赖以生存的基础。徐州汽车运输始于1930年代,有官办的和商办的专业运输企业。据193611月统计,当时营运的长途汽车,东海区44辆,以东海为最多;铜山区8辆,铜山、睢宁各4辆。为适应交通运输业的需要,徐海地区的转运业和堆栈业也有发展。1933年铜山有转运公司11家,仓库3家;沛县有仓库1家。全省当时仅有仓库66家,资金共200余万元。抗战胜利后徐州市内汽车公司有:大华汽车公司、光明汽车行,万盛车行、汇通汽车行,鲁南汽车公司、中美汽车材料行、中美汽车营业处。另有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区公路工程管理据徐州公路总段。交通部公路总局徐州营业所。交通部公路总局第一客运徐州南站,交通部第一运输处徐州营业所长途汽车营业社,国民党时期徐州原有汽车270辆。[20]153(二)刺激了城市商业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交通运输的近代化大大缩短了徐州与外地的空间距离,加强了货物流通、资金周转及商务信息传递的速度。近代化牵引力较之传统畜力、人力运输高出几千倍,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徐州商业的发展。商品流通量迅速增加,使徐州的许多商号与上海、天津、济南、青岛、南京、无锡等大城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有的商号、金融机构因徐州特殊的商贸优势条件,纷纷在徐州建立了分号或分支机构。《江苏乡土志》就近代交通变革给徐州带来的影响,就认为“商业自陇海、津浦两路成,始有起色,凡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及本省徐海各属之货,皆以此为集散地,故贸易繁盛,为江北各镇埠第一”,“将来连云港告成”,“更有发达希望”。[15]235外地贸易的发展不断加快,商品数量增多,商品结构发生了进一步变动,商品货币流通进一步加快了,新式银行在徐州迅速发展。先后有徐州官钱局、徐州国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设立。19288月江苏省农业银行总行设立后,以亩捐为基金,即在铜山设有分支行。据1933年调查,铜山当时有钱庄10个,银行7家。[21]33金融业的活跃,得益于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而徐州工商业又是在新式交通的刺激下而得到迅速发展的。(三)带动了近代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交通模式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动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地理区位不同,交通模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而不同交通模式又影响和决定了城市社会发展空间。[22]交通对于徐州城市空间形态,商业空间、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徐州得益于泗水、黄河及古运河的漕运的影响,在历史上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随着近代铁路、公路的修建与发展,徐州城市陆路交通枢纽地位突显,城市社会的发展开始从根本上受到新的交通方式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津浦陇海铁路和通往四方的公路为中心的城市格局。城市空间形态开始越过黄河故道向东、向北发展。火车站的建设,使徐州城市逐渐向黄河故道东岸发展。1922年的自开商埠时期,政府决定开辟的商埠区就是在东站和黄河故道东岸之间。由此,徐州城市开始出现
向东发展的趋势,这对于徐州城市发展来说具有深远意义。[23]220(四)促使城市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交通的变革推动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使城市社会结构和发生深刻的变动。徐州处于黄淮地区中心地带,是连通南北的枢纽,也是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的重要转输中心。它通过立体交通网络和各种交通工具,对人才、物资和信息,既有吸收,又有扩散。它加强了自己作为东西部结合和南北结合点的战略枢纽地位。徐州城市的人口的不断增多,1843年徐州有城市人口4.98万人,1919年为12.5万人[24]3241935年为16.0013万人[23]36。更需要注意的是,城市居民中除了土著的以外,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从事工业、手工业,或从事商业、服务业等,有为数不少的铁路职工、商贩、小手工艺者和流民等。为缓解人口压力,加快经济发展,徐州当局积极进行了筑路等市政建设。1924年筑成大路约200英里,以联络火车站与县城。[25]城市社会文化生活在诸多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如传统的豆油灯逐渐被煤油灯所取代,电灯照明在民国初年已经走入徐州城市社会之中。汽车开始成为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文化娱乐样式不断趋新,电影、戏剧在近代都有很大的发展。人们接受的社会教育更为广泛。因为交通的便利,很多知名人士如黄炎培等,曾到徐州讲演或作报告,使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交通与城市有着紧密的关系,是城市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环境动力。交通使城市有了活力,城市给了交通舒展自己的天地。[26]222交通的变革是影响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交通条件的变革推动着近代徐州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徐州近代交通的变革,新式交通的发展给徐州近代发展带来了发展机遇,大大推动了徐州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水路交通的发达与否决定着古代徐州城市的兴衰,徐州古代城市的发展受到明清的漕运极为重要的影响。然而,清末水运的衰落一度使徐州城市走向衰落。20世纪
初,铁路逐渐成为主要的交通形式,改变了徐州的交通面貌和交通结构。1920代到1930年代,公路交通逐渐得到发展。这样在近代黄淮地区,形成了以徐州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商旅往来,货物进出,较以往更为方便。徐州逐渐成为连接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黄淮地区的经济中心。近代化的交通体系的形成使得徐州与徐属各地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强,同时进一步改善了徐州同黄淮地区各地的交通环境,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徐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徐州新式交通体系的发展是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的。由于政府的软弱腐败、政局的动荡以及战争的频繁,交通体系不断遭到破坏,因而城市的交通枢纽作用也难以得到发挥。如张宗昌盘踞徐州时,“强迫民众使用山东省银行和直隶省银行的票子时,拿着中国、交通等银行票子的人都惶惶不安,急欲将票子脱手,这给大同街上的天成百货公司造成了一个巧聚财源的时机。天成利用这个机会,以折扣收进中国、交通等银行的票子来销售货物,然后把所收票子充作货物,密密实实的包装起来,经济南由胶济线转运到青岛,再由海运抵上海,采办货物,而后运到徐州供应市场”。[27]61从这一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天成公司运货没有直接从南路,而向北由济南经青岛海运到上海进货,颇费周折。对于近代徐州交通变革的作用,我们既要看到其促进徐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也要注意到其阻碍徐州城市社会发展的一面。【相关文献】[1]白寿彝.中国交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3][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11编·交通:第3章·水道[M].台北宗青图书出版公司,1933.[4]耿继信.三河一湖的变迁及解放后治理情况[J].徐州文史资料,1999(19.[5]余明侠.徐州煤矿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6][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11编·交通:第1章·铁路[M].台北宗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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