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
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亨（大毛公)、毛苌（小毛公)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毛诗》于汉末兴盛，取代前三家而广传于世。《毛诗》于《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毛诗》讲《诗经》的总序。作者不详,约成书于西汉,很可能经过东汉经学家卫宏修改。
《毛诗序》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译文】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选择吟咏自己情感的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但“风”只讲一个邦国的事,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记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说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是先文王用来教化的,(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衡量初始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
释义：
《毛诗序》①：
《关雎》②，后妃之德也③，风之始也④，所以风天下⑤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⑥,用之邦国焉⑦。风，风也，教也；风以动⑧之，教以化⑨之。
①毛诗序:汉代传《诗》(《诗经》)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为今文经学派，早立于官学,却先后亡佚。赵人毛苌传《诗》,为“毛诗”，属古文学派,汉代未立官学,毛诗汉末兴盛，取代三家而独传于世。毛诗于古《诗》三百篇均有小序，而首篇《关雎》题下的小序后,另有一段较长文字,世称《诗大序》，又称《毛诗序》。看来很像是一篇总序。
②《关睢》:《诗经·国风·周南》第一首诗的篇名。
③后妃之德也:后妃，天子之妻,旧说指周文王妃太姒。此处说《关雎》是称颂后妃美德的。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性行合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这种解释其实是牵强附会的。汉儒往往如此。
④风之始也:本指《关雎》为《诗经》的国风之首之意。孔颖达《毛诗正义》说：“言后妃之有美德,文王风化之始也。言文王行化始于其妻,故用此为风教之始。”这是有违原意的,但汉人往往从教化的角度对诗句作牵强乃至歪曲的解释。
⑤风：读去声，用作动词,教化之意。
⑥用之乡人焉:相传古代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一乡，“乡人”，指百姓。《礼记·乡饮酒礼》载：乡大夫行乡饮酒礼时以《关雎》合乐。所以《正义》释“用之乡人”为“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
⑦用之邦国焉：《仪礼·燕礼》载:诸侯行燕礼饮燕其臣子宾客时，歌乡乐《关雎》、《葛覃》等。故《正义》释为“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
⑧动：感动。
⑨化：感化。
诗者,志之所之也①，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②。
①志之所之:之，《说文》释为“出也”;句意诗乃由志而产生。
②“情动于中”以下五句:意指心中有情感而后用语言传达出来;意犹未尽，则继之以咨嗟叹息;再有不足,则继之以永歌、手舞足蹈。“永歌”，引声长歌。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①。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②；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③。先王以是经④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①声成文谓之音：声,指宫、商、角、徵、羽;文,由五声和合而成的曲调;将五声合成为调,即为“音”。
②乖:反常。
③莫近于诗：莫过于诗。指诗最具有“正得失”等之功能。
④经：常道,用作动词，意为使归于正道。
故诗有六义①焉：一曰风②,二曰赋③，三曰比④，四曰兴⑤,五曰雅⑥，六曰颂⑦。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⑧上。主文而谲谏⑨,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⑩作矣。国史⑾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⑿;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⒀。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⒁。是谓四始⒂,诗之至也⒃。
①六义：《诗序》“六义”说源于《周礼》“六诗”,《周礼·春官·大师》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因对诗与乐的关系理解有异,故二者次序有别。《正义》释“六义”为:“赋、比、兴是《诗》之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对于“六义”,至今尚有不同的理解。
②风:与“雅”、“颂”为一组范畴,指《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据下文的解释,同时又含有风化、讽刺之义。
③赋:与“比”、“兴”为一组范畴，指《诗经》的铺陈直叙的表现手法。郑玄注《周礼·大师》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朱熹《诗经集传》说：“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④比：比喻手法。郑玄《周礼·太师》注:“比者，比方于物也。”朱熹《诗经集传》：“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⑤兴：起的意思,指具有发端作用的手法。朱熹《诗经集传》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这种发端有时兼有比喻的作用,有时只为音律上的需要，而无关乎意义。古代“兴”义幽微，历来理解颇多分歧。
⑥雅：指雅诗。据下文的解释，有正的意义,谈王政之兴废。大小雅的配乐,时称正声。粱启超《释四诗名义》说：“‘雅’与‘夏’古字通,……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
⑦颂:指颂诗。据下文的解释,有形容之意,即借着舞蹈表现诗歌的情态。清阮元《释颂》认为颂即舞诗。
⑧刺:讽刺。
⑨主文而谲谏：郑玄注：“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也。”此言当其“刺”时，合于宫商相应之文,并以婉约的言辞进行谏劝,而不直言君王之过失。
⑩变风变雅：变，指时世由盛变衰，即“王道衰、礼义废”等;变风,指邶风以下十三国风;变雅,大雅中《中劳》以后的诗，小雅中《六月》以后的诗。二者虽有个别例外，但变风变雅大多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相当于上文的所说“乱世之音”、“亡国之音”。
⑾国史：王室的史官。《正义》引郑玄言：“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蒙歌之。其无作主,皆国史主之，令可歌。”
⑿“是以……谓之风”：这句是对“风”的解释。“一国”,指诸侯之国，与下文“雅”之所言“天下”有别,表明“风”的地方性;“一人”,指作诗之人。《正义》解释说：“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
⒀“言天下”至“谓之雅”句:这是对“雅”的解释。《正义》说:“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作诗道说天下之事,发见四方之风，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施齐正于天下，故谓之雅,以其广故也。”
⒁“颂者”句:这句是对“颂”的解释。形容，形状容貌。此句说“颂”是祭祀时赞美君王功德的诗乐。
⒂四始：《正义》引郑玄言：“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认为：“《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毛诗序》开头说《关雎》“风之始也”,实袭《史记》。
⒃诗之至也:诗之义理尽于此。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①。南,言化自北而南也②。《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③。《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④。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⑤。是《关雎》之义也。
①“然则《关雎》”数句：《麟趾》,即《麟之趾》,是《国风·周南》的最后诗篇。《正义》说：“《关雎》《麟趾》之化，是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
②“南,言化”句:这句解释《周南》之“南”的含义。《正义》说:“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于南方故也。”《毛传》也说:“谓其化从岐周被江、汉之域也。”
③“《鹊巢》《驺虞》”句:《鹊巢》是《国风·召南》的首篇，《驺虞》是其末篇。《正义》说：“《鹊巢》《驺虞》之德，是诸侯之风，先王、大王、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人故系之召公。”
④“《周南》《召南》”句：《周南》,《国风》的第一部分,共计十一篇；《召南》次《周南》之后,计十四篇。《正义》说:“《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诗,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王业风化之基本也。”
⑤“是以《关雎》”句:这句是揭示《关雎》的主题。《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处所言即本于孔子的观点。
《毛诗序》诗论观点
毛诗每一篇下都有小序,以介绍本篇内容、意旨等，后人称为《毛诗序》。《毛诗序》是中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于诗歌的若干重要认识，可以说是从先秦到西汉的儒家诗论的总结。
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毛诗序》揭示了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本质。其云:“诗者，志之所之也”,阐明了诗歌创作的本源在于“志”，“志”构成诗的内容，这与先秦时代就已产生的“诗言志”的观点一脉相承。从中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毛诗序》出于汉儒之手,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融洽的，因而“诗言志”正逐渐被纳入到这一体系中而被经学化。不仅如此，《毛诗序》进一步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观点,比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表述,在这里“志”与“情”的关系与内涵虽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说明,但《毛诗序》认为它们是可以统一的。抒情之说,早先主要用在乐论之中,序文关于抒情观点的表述可以说袭自《荀子·乐论》或《礼记·乐记》。可知，序文的诗论中还留着许多乐论的因素，是因为它仍然是基于诗与乐的紧密相关性来认识诗的本质的。正因如此，《毛诗序》才汲取了乐论中的抒情说作为先秦以来言志说的必要补充。如果联系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整个发展史，就会意识到这一补充是多么有意义。
其次,《诗大序》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序文已认识到这种教化作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不过，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 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与序文的观点是相通的。
再次，序文提出的“六义”说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后人对“六义”的具体解释不同,却大体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而赋、比、兴是诗的写作手法。文中没有对赋、比、兴作具体的解释,却为后来的诗歌刨作论提供了极富启示性的一组范畴。序文对风、雅、颂作了重点阐发,其间所贯穿的浓厚的政教意味与全篇的基调是一致的。文中提出“主文而谲谏”,要求诗歌以委婉含蓄的方式达到讽谏的目的,这显然是儒家的“温柔敦厚”诗教观的另一种表述。不过,这一要求与艺术创作要求委婉含蓄却有相通之处。所说“发乎情止乎礼义”,在指出诗歌的抒情特征时，更进一步要求情感抒发严格接受儒家道德教义的规范。这一观点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也很复杂。
总之，《诗大序》不仅仅是一种总结,对后来文学观念的发展，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复杂,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毕竟构成了儒家诗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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