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政治经济学考试资料
可持续发展
是在一九八七年由世界环境及发展委员会所发表的布伦特兰报告书所载的定义，其亦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体；可持续长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1989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UNEP) 专门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战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1) 走向国家和国际平等；2) 要有一种 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3) 维护、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资源基础； (4) 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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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六原则
《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是他的传世之作，被视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重要的经典。该书初版于1948年，摩根索生前再版过4次，摩根索谢世后，他的学生兼助手肯尼思·汤普森根据他生前的重要论述修订增补，在1984年出版了第6版。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的事态发展和理论演绎，揭示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强调国际政治就是权力之争，应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
摩根索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1)政治受根源于人性的客观规律的支配；(2)“以强权来界定利益”这个概念是理解国际政治的核心框架；(3)强权概念的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4)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在于它的后果；(5)国际政治中没有普遍的道德标准；(6)政治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因此，摩根索把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而确立了经典现实主义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学领域里的统治地位以及他本人作为经典现实主义学派的旗手的地位。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
"文明冲突论"的创始人，乃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亨廷顿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ClashofCivilization）。这些观点集中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亨廷顿还就文明冲突问题，在不少国家、大学、学术机构作过专题演说，但主体观点仍未突破他在上述学术文献中表达的思想。
1）当今世界文明差异明显，文明史人类历史的主线
2）文明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
3）同质文明内部的整合
4）国际关系日趋非西方化
5）儒教与伊斯兰教国家的结合是对西方的头号威胁
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习近平访美时在欢迎晚宴上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在《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针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旧霸权国家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反驳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习近平指出中国不会陷入中等发达国家停滞不前的沼泽，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既昭示了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也指出了西方大国应抛弃二元对立观，避免在世界制造冲突、隔阂与对抗，导致两败俱伤，而要走和平共荣的道路。西方大国更应反思历史、接纳中国，适当做出调整和让步，若针锋相对则难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习近平强调“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西方大国有如醍醐灌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不断在经济、政治、军事等综合实力方面的崛起，便不断从美国等西方国家传来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表示出外国对于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和威胁到其本国的利益，即试图通过这种舆论减缓中国的发展速度或在国际舞台中孤立中国。这种自陷“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态，是绝对荒谬的。
莫德尔斯基“世界大国论”
美国学者莫德尔斯基提出的国际政治发展的长周期理论， 以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国际政治 史特别是西方国际政治史为基础， 借助社会学理论中的体系分析方法构建的一个高度简约的 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长周期理论中世界领导者要具备一下要素
1）必须是有安全盈余的岛国或半岛
2)要有全球性政治组织和占世界一半以上的海军
3)要有创新性主导经济和强大综合经济实力
4）国内政治开放稳定
万隆会议
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 ，召开于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是部分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国际会议，也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万隆会议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
正面影响
万隆会议提出加强亚非之间互助合作、共同争取国际经济关系中平等地位的斗争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它指出了亚非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发展前景，成为日后第三世界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先导。文化合作的决议，谴责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压制亚非人民发展民族文化和阻挠亚非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肯定了亚非人民恢复亚非各国原有的文化接触和发展新的文化交流的共同要求。
鼓舞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它促进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和睦邻友好，加强了亚非新兴国家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觉；它推动了日益众多的亚非国家走上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道路，此后，这些国家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世界事务中所处地位日臻重要，促使国际政治力量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1953年底由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是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是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完整体现，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它对指导各国和平相处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ISIS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阿拉伯语：الدولة الإسلامية，英语：Islamic State，缩写：IS），前称“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英语：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缩写：ISIS），阿拉伯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称为“达伊沙”（DAESH），[1] 是一个自称建国的活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极端恐怖组织。[1] 2003年以前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的名义开展活动。
2006年，IS前身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兰国”。“al Shams”的意思是“大叙利亚”，即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该组织的目标是消除二战结束后现代中东的国家边界，并在这一地区创立一个由基地组织运作的酋长国[2] 。
2014年6月29日，该组织的领袖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称为哈里发，将政权更名为“伊斯兰国”，并宣称自身对于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历史上阿拉伯帝国曾统治的地区）拥有权威地位。2014年9月，美国组建了一个包括英国、法国等54个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在内的国际联盟以打击IS
亚投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 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
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2015年6月29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亚投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长或授权代表出席了签署仪式。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分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每个成员在亚投行有正副理事各一名。董事会有12名董事，其中域内9名，域外3名。管理层由行长和5位副行长组成。
亚投行的成立不仅有利于亚洲经济增长，同时也给欧洲经济体带来了实际利益。美国完全没有必要将亚投行视作为世界银行的假想敌。事实上，亚投行可以弥补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不足，完善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
G20峰会
G20峰会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原八国集团以及其余十二个重要经济体组成。G20金融峰会旨在推动以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按照以往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
G20宗旨：
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影响：
G20峰会,作为世界最高规格和参与国家最多的领导人峰会，既将在中国杭州市召开。对于杭州、中国和世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涉及主办地杭州，更涉及东道主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特别在世界经济步入困境，政治局面割裂，军事对抗严重之时。这次在中国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对世界未来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恐怖主义泛滥、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
恐怖主义是一种旨在通过制造恐惧气氛、引起社会注意以威胁有关政府或社会,为达到某种 政治或社会目标服务的无论弱者或强者都可以采用的,针对非战斗目标(特别是无辜平民目标)的暗杀、爆炸、绑架与劫持人质、劫持交通工具、施毒、危害计算机系统以及其他形式的违法或刑事犯罪性质的暴力、暴力威胁或非暴力破坏活动。
原因:1、美苏冷战结束,美国霸权主义迅速膨胀。
2、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南北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全球出现南北鸿沟。
3、民族冲突与种族矛盾日益激化。
4、宗教、邪教矛盾逐渐明显。
美国模式是不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模式？以儒家文明为核心的中国模式未来是否会取代 美国模式成为世界新的主导模式？
美国模式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本理论依托， 尤其突出自由 竞争；强调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劳动者享受有限的法定劳动所得和社会福利；公司注重短 期目标的实现，证券市场在公司投融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模式的特征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随着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和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推行“撒切尔主义”和“里 根经济学”而更趋强化。在经济上其主张削减赋税、自由竞争、放松管制、私有化和鼓励个 人财富的积聚。 儒家文明的核心是仁，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 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 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 人本主义思想， 这 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2、 “内圣外王”思想，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 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 “内 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 “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 3、 “天人合一”思想，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 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 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 还提倡 “天人合一” ， 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 观、 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 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 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之中， 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 而成为中华民族及 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中国模式”的如下显著特征： 1、中国与世界各国、各种族、各经济体、各区域组织进行商业合作时，仅把核心焦点 放在“商业合作”本身； 2、意识形态与信仰是每个国家、种族、区域组织自己的事情，中国决不强加干涉、附 加商业合作本身之外的任何东西在里面。只追求守信、合法、公正等全人类最基本的商业与 道德原则； 3、尊重合作伙伴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合法性，不管是穷国富国、大国小国、资本主义或 社会主义。都给予充分的尊重并坚守“不干涉、不强加”原则，都与对方进行真诚的商业合 作、友好外交往来。同时也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地区、组织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主权与内政 的独立性与尊严； 其实“和谐社会” 、 “和谐” ，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第一流的思想精髓“和为贵” 、 “和天下” 、 “人心通天” （绝非西方信奉的“人心胜天” ）等传统儒家文化。细思量现在国际 社会产生极大影响力的、 中国人一直低调讳言的 “中国模式” （或 “北京共识” 、 “中国案例” ） ， 其内涵就是基于尊重差异性、承认各自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前提下的“和而不同” 、 “和为 贵” 、 “和天下”的最高层次儒家文化思想精华。因此中国模式思想内核的本质，就是新丝绸 之路商业文明在与世界多极力量交流、摩擦、共鸣中的一种“和生” 、 “共存” 、 “互利发展” 的“东方商业文明”模式。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尊重主权差异性、独立性，不强迫附 加任何意识形态要求前提下的 “和谐共生” 模式。 所以这种建立在儒家思想文化 “和谐共生” 前提下的“中国模式” ，很容易得到东、西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尤其是屡受西方列强欺压 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认可与接受。
10、 造成今天恐怖主义愈演愈烈、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9?11 事件告诉我们，国际恐怖主义的恶性膨胀已对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形成严重威胁。 近年来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势头越来越猛，主要表现出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1．政治性 恐怖攻击行动不断升级， 形成一股狂潮。 如中东巴以冲突中持续不断的自杀性爆炸和暗杀行 动，车臣恐怖分子在俄罗斯搞的一系列爆炸和绑架行动， “东突”恐怖分子在中国境内策划 的爆炸和暗杀行动等，均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9?11 恐怖攻击行动的政治目标更是显而易 见：打击美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
2．恐怖分子越来越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如 9?11 攻击行动， 就是恐怖组织利用先进的通讯联络手段进行跨国策划后实施的， 采用劫持飞机撞 击目标的手法也是史无前例的。近来恐怖分子又开始使用生物、化学武器，甚至出现了核恐 怖活动的可能性，这都使恐怖活动的成功率大大提高，其后果是十分危险的。
3．恐怖行动 的打击面日益扩大， 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 为达到政治目的， 恐怖分子的打击面越来越大， 有些恐怖组织不择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故意杀伤大量平民，以达到威慑对手的目的。9?11 事件导致上万人伤亡， 中东的自杀性爆炸常以人群集中的餐馆和步行街为目标， 菲律宾阿布 沙耶夫匪徒滥杀无辜等，都令人触目惊心。
4．恐怖活动的影响面越来越大，扩展速度也越来越快
9?11 事件也使人们意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 首先， 世界上许多冲突热点长期得不到公正的解决， 霸权主义的插手又使问题更趋复杂， 这是导致国际恐怖主义恶性膨胀的一大根源。 本来， 许多冲突热点均由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 权益冲突互相纠缠而形成，其中又包含民族、宗教、领土边界等种种复杂的矛盾，往往积重 难返， 难以找到各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而霸权主义常常以支一方打一方或偏袒一方压制另一 方的方式插手，结果使矛盾更为复杂，乃至激化。
请运用莫得尔斯基的“世界大国论”分析日本很难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乃至世界大国的深 层原因，并对中日进行比较后分析中国的未来发 展前景以及中日关系未来的发展走向，同时对中 国在和平崛起中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作一简要评
长久以来，日本一直在追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发展道路。暂先不论日本在历史中的罪行与过错，就单单从实力和所能够承担的责任上来说，日本也不具备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能力。
从莫德尔斯基的“世界大国论”来说，首先在地理上，要成为世界大国必须是“有安全盈余的岛国或半岛”。日本地域狭长，地处太平洋地震多发带，历史上多次有大地震对日本造成极为严重的损失。就拿最近的一次3·11大地震来说，地震本身对日本国家和人民造成沉重打击的同时，还引发了福岛核电站爆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核泄漏事故。第二，日本地域狭小，资源极为匮乏，几乎全盘依赖外国进口，本国并没有支持人民生存所必要的能源物资的生产能力。这样一个在物资上严重依赖外国的国家，想在政治上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是不切实际的。第三，日本国土面积小，地形窄而长，想做到全面的军事防御部署也有一定的困难。如果光从地理上看，日本暴露在太平洋海域上而国土本身并无任何天然防御甚至缓冲的地理面貌。可以说日本在维护自身安全上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没有所需的足够的“安全盈余”条件。从军事力量配置看，世界大国必须是海军强国。二战战败之后，日本被要求限制其海军实力，现在的日本拥有的海军成为“自卫队”。从武器配备上来说，日本的配置性能优良，其先进性可以和美国相媲美，但其在数量上仍不具备足够实力。即使客观条件足以使日本发展起极为强大的海军条件，然而种种限制使其海军配备如今仍然处于一个较被动的地位。
日本经济现如今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倒退局面，曾经奇迹般迅速崛起的日本经济似乎已经从繁华中变得疲惫，失去了活力而逐渐走向衰老。即使仍拥有不可小觑的经济规模和高度运行的经济实力，但因缺少经济创新能力而渐渐后继无力，现存的体制中也有许多隐患，并受到国际经济压力的影响较大，缺乏经济自主能力，经济泡沫不断形成再破裂。
跟随日本经济的衰退，日本国内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作为二战的战败国和罪行国，日本似乎一直承担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特别是近来国际经济动荡之时，压力下的日本再度出现较多的右翼势力，领导者也缺少公信力，政府一直无法作出人民满意的有效作为，政治愈加动荡不安。为了转嫁国内的矛盾，日本又将矛头对准国外，钓鱼岛争端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将国内矛盾转移，但同时又加剧了外交上的压力。在国际上，日本并无重大的全球性政治组织，在亚洲政治组织中也没有主导力量。日本的政治过于依赖于美国，许多政策都是跟着美国走，缺少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在近代以来的国际事务中，日本并没有表现出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履行的国际义务和应承担的国际责任，而为国际社会作出很大贡献。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在当时经济条件弱于日本的情况下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渡过难关，然而日本却并没有发挥作为当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应有的作用。因此若想要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必须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威信，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中国已不再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她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超级大国。从地理环境看，中是世界上第三大国家，有台湾岛和海南岛两大岛屿，有很多天然资源，地理上的优势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表现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从军事力量配置看，中国军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军事相比还是比较落后，正在大力的改善解放军的装备和现代化技术。目前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成为海军强国。从国内政治进程看，中国政治社会局势总体稳定，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政治社会的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经济科技因素看，二十五年来，中国GDP指数都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是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实体。2011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日本相比，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政治体制的成熟状态来说中国仍然相差甚远，然而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有巨大的后继潜力。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仍有许多需要克服的社会问题。
目前，中日矛盾再一次变得突出，近来的钓鱼岛争端使得中日关系陡然紧张，已形成了实际上的对峙，甚至有开战的可能。东海和钓鱼岛争端的根本原因在于领土问题和经济利益，国家主权谁都不让步，历史公案难以解决，在领土问题上想要达到意见统一不靠武力是很难实现的。而在经济方面则实现共同利益是可行的，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进一步协商，用合作代替矛盾，制造双赢局面，并用经济层面的合作弱化政治上的冲突。为了共同的利益，也为了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应搁置钓鱼岛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东海资源。在划分东海海界时，应该遵守国际划分海界的公约，按比例合理划分海域。但是中日一直以来的发展联系十分密切，中日间的贸易需求很大，两国间的非政治往来也很频繁，如果中日交恶必然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况且这不符合国家期冀的向前发展的潮流。中日之间的矛盾应当是政府与政府间的矛盾，与人民没有直接关系，中日两国人民不应交恶，但由于大量的政治需要和媒体渲染以及历史原因，两国人民的仇恨甚至在往失去理性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的冲突是原则性的，领土问题不容忍让，因此在这问题上容易形成一个两难的局面。但事实上，在中日关系的背后，还有着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
缓和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强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和合作，是中日之间发展的最恰当的选择。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两国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当然，国际关系是无法预测，也是瞬息万变的。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应该果断抓住时机，积极面对，积极处理好复杂的中日关系，把这阻碍我国发展的制约因素转化为推动我过发展的积极因素。
和平和稳定对于国家的长久发展是必要的条件。只有实现了和平稳定的前提，才能实现社会的和平发展。现在中国与别国之间还有许多矛盾和摩擦，这些矛盾对于我国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是中国一向是追求与他国和平相处，共荣共利，因此走和平崛起的道路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实际现状的。和平是和谐的前提，构建和谐社会则是稳步发展的前提。中国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步骤。我国在政治、法律、社会制度、社会福利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迫切需求以追求和谐为主的道路。和谐的道路需要的是政治上的稳定发展，经济上的稳步前进，文化思想上的互相融合、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发展作出努力。
两国间有哪些利益共同点和重大的分歧？
中美关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矛盾历来是美国挑起的，美国历来是矛盾的主要
方面。今后也会如此，崛起的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但美国的戒心使它不断在中美关系中制造事端、遏制、控制中国的发展。
利益共同点：金融和贸易领域，核不扩散领域（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反恐方面、全球气候变暖方面，以及诸如文化交流等方面。尤其是在经贸领域，两国的合作广泛而深入。
重大的分歧：
首先是，现存大国与正在崛起大国的历史性冲突。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一旦在同国家领土、经济利益冲突结合，两者必然形成互为 支撑的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冲突的不可避免。
再次是受历史上“安全两难”困境的影响，“丛林原则支配下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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