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儒林外史》阅读资料

8年级《儒林外史》阅读资料

------浅析《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编写的长篇章回体讽刺小说，是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对堕落的文士、腐败的朝政和吃人的科举给予揭露。书中人物，交相呼应，有痴迷八股文的马二，有讲究“文行出处”的杜少卿，也有在功名利禄下丧失人性的严贡生等。在黑暗的科举制度下，作者极力歌颂出污泥而不染，行为中有些离经叛道，思想中具有某些民主主义的成份的真儒名贤杜少卿。杜少卿是《儒林外史》第一人物，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中有正派也有反派（比如匡超人），作者本意力挺的则是正派中的庄虞杜迟诸贤人，而这几位之中，杜少卿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自况，因之也成为书中花费笔墨最多、个性最丰满、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在杜少卿身上，作者以自己的原型，把个人的切肤之痛置放在理性的体认和历史的嘲讽之下，写出了复杂而多厄的文化生命现象。

一、淡薄功名，傲视权贵。

杜少卿是作者极力称赞的人物，淡薄功名，讲究“文行出处”，对朝政有清醒的认识。在科举制度和八股毒害的世间，科举成为求取功名仕途的桥梁，极少数人一跃而上，一旦成名就变身为鱼肉百姓、贪得无厌的假名士，一味追逐功名富贵，从而“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杜少卿与之完全不同，他是真儒名贤，出身于“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有着豪放狂傲的性格。他自己是秀才，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学里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有个叫臧荼的，像马二一样，跑来对他说补了廪就可以坐堂、洒签、打人。但杜少卿根本看不起这样的人，嬉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汪盐商生日宴请王知县，三番五次请杜少卿作陪。杜少卿坚拒绝道：“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运做秀才，见了本处知县，就要称他老师!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 皇上征辟，对他人来说求之不得，而他则避之不及，装病拒绝出仕。

话说杜少卿别了迟衡山出来，问小厮道：“那差人他说甚么？”小厮道：“他说，少爷的文书已经到了。李大老爷吩咐县里邓老爷，请少爷到京里去做官。邓老爷现住在承恩寺。差人说，请少爷在家里，邓老爷自己上门来请。”杜少卿道：“既如此说，我不走前门家去了，你快叫一只船，我从河房栏杆上上去。”当下，小厮在下浮桥雇了一只凉蓬，杜少卿坐了来家。忙取一件旧衣服、一顶旧帽子，穿戴起来，拿手帕包了头，睡在床上。叫小厮：“你向那差人说，我得了暴病，请邓老爷不用来。我病好了，慢慢来谢邓老爷。”小厮打发差人去了。娘子笑道：“朝廷叫你去做官，你为甚么妆病不去？”杜少卿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

由此可见，杜少卿对功名富贵的藐视与不屑。

二、对妇女尊重，反对歧视和摧残。

（一）、尊重妇女，讲求地位平等。 在封建社会的毒害下，世人皆以“三从四德”约束女子。《大明律》中还首次明确规定了：“若命妇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夺并离异。”明清统治者基于维护自身业已腐朽的制度的需要，不断强化对妇女守节的推崇和提倡。《内训》、《古今列女传》、《规范》等所谓女教读物铺天盖地，明清帝王都曾下过不少诸如此类的诏书、制文。民间那密布的贞节牌坊和各地方志中守节一生、甚至殉夫从死的妇女大量的涌现。

杜少卿却不顾封建社会礼法的束缚，以平等身份对待妻子，反对约束妇女的“三从四德”。别人劝他纳妾，他引用晏子的话：“今虽老而丑，我固反见其姣且好也。”他反对纳妾，说：“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小弟为朝廷立法：人生须四十无子，方许娶一妾，此妾如不生子，便遣别嫁。”他敢于在封建社会窒息的时代在光天化日之下拉着妻子的手游山饮酒，不惧别人异样的眼光。大醉后，任性挥洒，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让路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在尊重妇女方面，杜少卿与贾宝玉相得益彰，皆以平等心态对待妇女，不任意打骂纳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极力赞扬争取人格独立的妇女，赞扬与封建道德对立的反抗精神。

沈琼枝，是争取人格独立的女性人物代表。沈父沈大年本以为宋家会将女儿明媒正娶，等着宋家择吉过门。但后来发现光景不对，宋家大模大样地要将沈琼枝直接抬到府里去，这不像要将她待为正室的样子，沈父沈大年知道事情不妙，就问女儿:“这门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沈琼枝道：“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什么肯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乘轿子，抬到他家去，看他怎样待我。” 这是沈琼枝出场后的第一句话，从这精炼的几句话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位精明干练的女子，而且从中看出了沈的有勇有谋，她要将一切事情原委弄个究竟后再做打算，看出了她的反抗斗争不是莽撞糊涂的瞎闹一气，而是明白就理的为人格独立和尊严而进行的斗争。她不是怀着替天行道、拯救苍生的使命去奔赴人生的，她是以一种自救的心态与命运抗争的，她的行为包含了她对当时社会清醒地认识：要拯救自己不要企图靠那个混浊不堪是非不分的社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拼、去赌，才算是解救自己的唯一出路。

在杜少卿看来，沈琼枝不甘为妾，她设计裹走宋家的金银珠宝，逃到南京卖文过日子，自食其力。人们都把她看作“倚门之娼”，或疑为“江湖之盗”。但杜少卿确认为她是“希奇的客”，并说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都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可见不是出于怜悯， 而是出于尊重，赞扬的不是她的姿色和才情，而是她蔑视富贵豪华、不畏权势、不肯供人玩弄的反抗精神。从携妻游园，到支持抗婚逃婚，再到反对纳妾，杜少卿的妇女观、夫妻观已经超越他那个时代的限制，达到近代先进思想的境界。

三、讲求传统的美德。

（一）、讲求孝道。 追求恣情任性、不受拘束的生活。在封建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君臣父子、忠孝节义的思想观念下，敢于挑战封建权威的离经叛道的勇士。少卿遵从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因此，他对父亲的门客娄老爹极为敬重，“养在家里当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伏侍”，连他的夫人也亲自“煨人参”、“送人参”。当娄太爷病笃之际，有遵循他的意愿送其回乡。娄老太爷病故之后，杜少卿又亲自前往陶红镇祭吊，不因娄太爷的管家身份而有所轻视。杜少卿移家之后所剩总计不过千把多银子，用了三百两银子秀将泰伯祠，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学习礼乐，成就人才，以此达到颜渊所提出的“一日行习礼乐，一日之唐虞；一月行习，一月唐虞也；一人行习礼乐，一人之尧舜；人人行习，人人尧舜也”的理想。[1]

杜少卿与郭孝子素昧平生，然而敬他二十多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的孝行，不避通叛的嫌疑，留他在家里歇息。与夫人张罗替他浆洗衣服，治酒款待，为他求虞博士的介绍信，自己寻衣服当银子给他准备盘缠，一切做得自然。他和六朝文人一样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把自然山水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所以他对妻子说：“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

（二）、乐于助人，扶危济困，尚义任侠。

在别人遇到困难时给与慷慨无私的帮助，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史记·游侠列传》写到：“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颂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己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

杜少卿平生既不行盐营典，又不出仕为宦，别无生财之道、赚钱之能，但却又“最好做大老官”，只要听见人向他说些苦，他就那大把的银子奉上。且施恩不图报，例如：

“门上人进来禀道：“张二爷来了。”只见张俊民走进来，跪下磕头。杜少卿道：“你又怎的？”张俊民道：“就是小儿要考的事，蒙少爷的恩典，”杜少卿道：“我已说过了。”张俊民道：“各位廪主先生听见少爷吩咐，都没的说，只要门下捐一百二十两银子修学宫，门下那里捐的起？故此，又来求少爷商议。”杜少卿道：“只要一百二十两，此外可还再要？”张俊民道：“不要了。”杜少卿道：“这容易，我替你出。你就写一个愿捐修学官求入籍的呈子来。臧三哥，你替他送到学里去，银子在我这里来取。”臧三爷道：“今日有事，明日我和你去罢。”张俊民谢过，去了。”

即使他自己的生活极为贫困，捉襟见肘的现象不断出现，也不改其乐于助人的性情。例如他的表兄余有达来南京探望，他却无力为其接风，幸亏庄濯汇送来节礼，这主人才做得成。

四，敢于向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挑战。

杜少卿敢于对某些封建权威和封建礼俗提出大胆的挑战，表现了离经叛道的可贵勇气。高翰林指斥杜少卿“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这恰好说明杜少卿眼里没有封建的等级名分和尊卑秩序，不屑于封建正统 的“正经人”。

当朱熹对经书的注释被钦定为标准答案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说只依朱注是“固陋”，认为“朱文公解经，自立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他写了一部《诗说》，竟敢与朱熹唱反调。 《诗经》的《郑风·溱洧》是一副古代风俗图画。农历三月上巳那天，溱洧两河春水涣涣，人们都到水边采花草拔除不详。在这种群众聚会的场合，青年男女互赠芍药以结爱情。汉儒解释这首诗说“此诗淫奔者自叙之词。”朱熹的《诗集传》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杜少卿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2]一点微小的学究式的胜利，这是在批驳理学教条，捍卫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生活信念。他对《女目鸡鸣》的解释，宣说着一种弃却功名富贵怡然自乐的生活境界。他极力反对，认为应“依子孙谋杀祖父的律，立刻凌迟处死”。 杜少卿夫妇是平等的、恩爱的，“携着娘子的手”，拿着金杯， 大笑着，在清凉山游走了一里多路。夫妇逛园游山，携手同行，在今天是极平常的事，但在封建社会却有违男尊女卑，“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男子由右，女子由左”(《礼·内则》)和男女授受不亲的礼规，有伤风化。世人称奇，因而在他们携手春游的当时，“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娘子和姚奶奶一班人上了亭子，观看景致。一边是清凉山，高高下下的竹树；一边是灵隐观，绿树丛中，露出红墙来，十分好看。坐了一会儿，杜少卿也坐轿子来了。轿里带了一只赤金杯子，摆在桌上，斟起酒来，拿在手里，趁着这春光融融，和气习习，凭在栏杆上，留连痛饮。这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冈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着跟着，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夫妇两个上了轿子去了

杜少卿要变卖住屋移家南京时，先和娘子商议，娘子依了才行动。在这里丝毫看不见封建的夫权、“夫为妻纲”、“妻受命于夫”、“三从四德”的古训古礼。

五、尊重个性，反对名教而回归自然。

杜少卿家到南京之后，封建统治者为征聘人才，诏开“博学鸿词”科，三品以上官员及各省督抚保荐人才，送京廷试。这种征辟大典几十年才遇一次，多少文人士子梦寐以求，乞望被荐。朝廷征辟他，为辞征辟，他不惮麻烦，先是礼让与安徽巡抚李大人，后托病故辞于天长县令邓大人。他辞征辟的理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麋鹿就是四不像，这是说自己像“四不像”那样自由自在惯了，执意不受朝廷的笼头，不受牢笼，辞掉以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后半句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前半句“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说明杜少卿不远做朝廷的驯服工具，把君臣之称都丢掉了。他初搬到秦淮河房，与友朋聚会的情景，就很有自由放恣的气氛：“将河房窗子打开了，众客散坐，或凭栏看水，或啜茗闲谈，或据案观书，或箕踞自适，

各随其便。”既尊重别人的个性，待人接物也就颇有平等的色彩。他“不喜欢人叫他老爷”，也不以老爷自居，把门客娄焕文“当作祖宗”亲自服侍，平素“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杜少卿做豪杰，接待四方宾客，三教九流，阶层广泛，而他待人有一准则，就是平等，惟独对官场横眉冷对，“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

吴敬梓先生笔下的杜少卿，是理想中的作者自况，现实中，吴敬梓先生曾困顿到冬夜绕城步行数十里借以暖足的地步，书中的杜少卿还不曾到这样的窘境。这是作者自己不忍，亦是为读者的不忍着想。高翰林至少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不可学天长杜仪”——但不是他说的理由，而是因为，杜少卿实在是天人自成，非人力可以穿凿效仿的。

杜少卿是一个生活在末世但已然有所觉醒并不断反思的人物。他的出现无疑是讲既沉重又黑暗的封建黑墨炸出一条缝隙，虽然他并没有明确的指出士人该走什么样子的道路，却显然昭示了士人之前所走道路的不可行性。杜少卿不愿为官，但不似陶渊明的隐逸，而是积极的参与社会；他不满官场的黑暗，但不同于阮籍嵇康的怪诞和杜甫的忧国忧民，他另有生活情趣；在支持个性自由和女性解放方面，他比贾宝玉更为积极乐观。

杜少卿较之传统的贤儒有着狂放不羁的性格，少了些迂阔古板；较之六朝名士，有着传统的道德操守，少了些颓唐放诞。他是一个既有传统品德又有名士风度的人物，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家思想，又闪耀着时代精神，带有个性解放色彩

鲁迅先生盛称《儒林外史》是中国旧小说中唯一当得起最完善意义上的讽刺小说这一概念的艺术作品。该书以其 “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辛辣讽刺的语言，尖锐地攻击了残害文人的科举制度，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绵延几千年的文化体系，被投诸于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异变，异变所带来的不安和动荡，痛苦和毁灭，集中冲击着文化体系的承传者知识分子，改变和左右着他们的人生选择的走向。《儒林外史》俯仰百年，写了几代儒林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命运，他们为追逐功名富贵而不顾“文行出处”，把生命耗费在毫无价值的八股制艺、无病呻吟的诗作和玄虚的清谈之中，造成了道德堕落，精神荒谬，才华枯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对于理想的文人应该怎样才能赢得人格的独立和实现人生的价值，吴敬梓又陷入理性的沉思之中。

儒林外史中作者塑造匡超人这个人物形象的用意是什么

　　通过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堕落的全过程,揭露了恶浊势利的社会、牢笼士子的八股取士的罪恶本质.以下废话.　　吴敬梓详细描写了匡超人蜕变的过程,目的是揭示其蜕变的社会原因,他笔锋所指是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制度,它将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发展到了极致.这种认识,使作者对匡超人的描写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本质.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儒林外史》以此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了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儒林外史》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就借王冕之口指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尽管科举制度弊端百出,但是读书人舍此并无第二条进身之路.在匡超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读圣贤书却品格卑劣者举不胜举：严贡生、张静斋、王惠等等.匡超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学问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他只能在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并为此而不择手段,从而迷失了自我.因此,吴敬梓把罪恶和堕落的责任主要归结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其次,势利的社会风气.“《儒林外史》从讥讽势利起始,到谴责势利为结,对势利的描写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具有长久的历时性”.匡超人只认提拔他的李本瑛为老师,而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可一旦传说他所拜的老师李本瑛被参而可能连累他时,又认为真是“晦气”；但在李本瑛升任为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时,他又表示将不日即来赴教.可见“老师”和“门生”这层关系是以对自己是否有益来确定的.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虽然势利之风遍及各个阶层,历久而不衰,但仔细读来,作者所描写和谴责的势利现象又多出现于士林和官场.在吴敬梓笔下,无论是秀才如匡超人、进士如王惠.整个社会都被势利之风所浸染.如此描写与作者的实际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吴敬梓出生并生活于他的家族由盛而衰之际,他由此而饱尝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产生了对势利社会的无穷愤慨.　　匡超人变质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其蜕变的根源.吴敬梓对他予以讽刺,目的是对造成这样畸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给以揭露.吴敬梓虽然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但他能够在清朝的盛世的现实环境中正视封建社会的危机,这正是他的思想跳出流俗的表现,也正是《儒林外史》能够成为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的原因.　　匡超人是吴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吴敬梓在塑造匡超人这一形象时采用了多种艺术方法,细致地勾画出一个比较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精神生命的毁灭,一出真正人格沦丧的悲剧.　　其一、匡超人是书中的一个否定性人物,吴敬梓在确定其主导倾向以后,还写出了他暇瑜混合的一面,寄托了自己的爱和憎.对堕落以前的匡超人,作者就用饱含赞颂和感叹的笔触,细细地描写了他的事亲孝顺的行为：漂泊在外时对父亲的牵挂；在兄长面前的谦卑；细心照料卧病在床的老父.而在匡超人步步走向堕落时吴敬梓却毫不留情的给予讽刺：中了秀才后的势利；狠心逼妻回乡；潘三被捕后的翻脸无情；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的吹牛撒谎等等.在作者客观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匡超人,他先前的淳朴让人赞叹,而他的变质既让人惋惜又让人憎恶.　　其二、冷静的讽刺描写.这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中,不作主观的情绪流露,语言含蓄,对人对事都是白描的手法.讽刺场面越热烈,作者的笔触就越冷静犀利,这种冷静的文字是作者深沉哀痛,力透纸背之作.比如在第二十回,匡超人对着景兰江和蒋书办攻讦曾经给他许多帮助的潘三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是这种语气越是冷静,在读者心目中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潘三固然作了许多坏事,现身陷缧绁是罪有应得,但匡超人却不应弃之不理.想当初潘三待匡超人也不薄,被捕后也未将匡超人供出来,此时匡超人不念半点旧日情分,其心如蛇虫螫毒.可见这种冷静的笔法能起到最大限度的艺术效果,能激起读者强烈的情绪.　　其三、在谎言世界里揭露人物的丑恶嘴脸.他本已娶妻郑氏,却在李“恩师”问及可曾婚娶时,“暗想,老师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恐惹他看轻了笑,只得答道：‘还不曾’.”只这三个字的谎言使他又得娶李“恩师”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外甥女,又得了极其可观的数百金的装奁,享了好几个月的天福.在匡超人进京途中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大肆地吹牛撒谎：“我的文名也够了……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者‘先儒匡子之神位’.” 这被牛布衣一语点破：“所谓‘先儒’者,乃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在这样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揭开匡超人那麒麟皮下的马脚.这使匡超人这一形象更有概括性.　　其四、对比的方法.在塑造匡超人这一形象时,吴敬梓多次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比如说匡超人在遇见马二先生时的毕恭毕敬与他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说马二先生的选本是“理法有余,才气不足”的对比,揭开了他吹牛撒谎的嘴脸；匡超人对潘三前后态度的变化,讽刺了他的虚伪无情.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这一鸿篇巨制中塑造了很多命运相似的人物形象,诸如前面开篇的周进和范进,两人都有同样落魄的前半生,而后半生却青云直上,进而成为曾毒害自己的科举制度的忠实卫道士.而对应于匡超人,文木老人又塑造了一个叫做牛浦郎的人物形象,两人都有相同的经历,诸如停妻再娶等等.不同的是牛浦郎出生市井,而匡超人出生于农村而已.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在阅读中加以比较.这里就不加赘叙.　　吴敬梓是中国讽刺小说的艺术大师,他在小说中以批判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写尽了儒林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丑态.匡超人正是其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吴敬梓的嫉世之深,可以从匡超人这一人物形象中窥得一斑.

沈琼枝：古典小说中罕见的独立女性形象！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女性观念，因此江南地区部分女性的自我意识自觉不自觉地发生萌动，如注重才情，敢于表现自我；敢于在一定程度上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漠视贞节观念；大胆的想象并付诸行动追求自身的幸福等等。《儒林外史》的婚礼描写对此有所透露，体现出明清时期女性的独特性。

在传统社会中，一切以男性为中心，而女性备受压迫，没有独立的地位，形成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抹杀了女性独特的才智与作用。在明清时期，一些女性开始有了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敢于显露自己的才华，并在与社会开明的文人名士交往的过程中，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沈琼枝就是这样一位女性，作者在描写她的婚礼时表现出她的自尊自重、有勇有谋。沈琼枝是“幽榜”中唯一的的女性，而且是全书中唯一具有完全姓名的女性，这足见作者对她的钦敬之意。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不受“富贵”之利所诱，不为“权贵”之势所折腰，具有追求独立的自觉意识与行动，不甘于伏低做小，不屈于受人摆布，令人赞叹，“她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放射出叛逆思想的耀眼光芒。”

沈琼枝淡漠富贵，具有自尊意识，绝不肯伏低做小。当沈琼枝与父亲沈先生来到扬州时，父女二人都以为宋盐商是要娶妻而不是纳妾，是要他们择吉过门的，结果宋家只是打发家人来吩咐“把新娘就抬到府里去”，如此草率，与他们所想的婚礼有着天壤之别。

这时，沈先生对女儿说：“看来这等光景，竟不是把你当做正室了。这头亲事，还是就得就不得？女儿你也须自己主张。”在父亲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沈琼枝能自己拿主意。

她是一位有胆量、有计谋的女性，立刻分析了情况做出了决定，对父亲说：“爹爹，你请放心。我家又不曾写立文书，得他身价，为甚么肯去伏低做小！他既如此排场，爹爹若是和他吵闹起来，倒反被外人议论。我而今一乘轿子，抬到他家里去，看他怎模样看待我。”

她敢于亲自去探个究竟，随机应变。可见她一向是独立自主、很有主见的。 她照样装饰起来，头戴冠子，身穿大红外盖。到了宋家以后，家人都叫她“新娘”，她也不言语，只是心中拿定主意，立即要请老爷出来理论，一直走到大厅说了一番义正言辞的话：

“请你家老爷出来！我常州姓沈的，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他既要娶我，怎的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把我悄悄的抬了来，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我且不问他要别的，只叫他把我父亲亲笔写的婚书拿出来与我看，我就没的说了！”

沈琼枝丝毫没有新媳妇的怯懦与娇羞，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进行一针见血的指责与有理有节的抗争。

家人都吓了一跳，老爷知道后也红了脸，因为对于他们“一年至少也娶七八个妾的人家”，早把娶妾当做家常便饭，早己习惯了那些妾们对他百依百顺、逆来顺受，不想忽然出来一个如此大胆敢和他叫板的沈琼枝，自然都觉诧异。

宋盐商总归还是心虚，没有立刻去见她，沈琼枝也就权且在他极幽的院落里住了几天。等一直不见父亲的消息后，她便猜测道父亲可能早被安排走了，果不出她所料，沈先生因知县早被宋为富收买己被押解回常州了。

所以，沈琼枝再次发挥她的聪明才智买通了丫环，从宋家逃了出来。又因为自己能诗善画，便在南京挂牌“精工顾绣，写扇作诗”，自食其力。

武书对杜少卿说道：“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个邪货，他却不带淫气；若是说他是人家遣出来的裨妾，他却又不带贱气。看他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他那般轻倩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双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论此时的风气，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人。”

她并不看重盐商的钱财和豪华的院落，用杜少卿的评价就是“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她淡视钱财，表现出她有自尊自重的意识，即使再优裕的物质条件也改变了她那颗不屈的心，也不能让自己的尊严被践踏!

沈琼枝的形象，不仅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继承，更是一种颠覆、创新与发展，这说明吴敬梓用他敏锐的目光开始注视女性作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真正的“人”的价值。

综观中国古典文学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一直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出现，多为爱情婚姻而设计。即使如崔莺莺、杜丽娘那样敢于追求自身爱情的女性，最终也逃脱不了依附男人的命运。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无非以两种面目出现，要么是贤妻良母，是男性心目中标准的女性形象；要么是淫妇荡娃，是男性批判贬低的对象。总之，女性形象都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浸染着男性意识的图解。”

具有独立见识、自主自立的女性形象极为罕见，《儒林外史》中沈琼枝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新型的形象作了填补。她的独立个性让人耳目一新，成为古典文学中一个特殊的奇女子形象。

文人无行群丑毕现——《儒林外史》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的讽刺文学杰作，正如鲁迅所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晚年的作品，那是他饱经人世沧桑之后，痛苦思考和敏锐观察的结晶。封建宗法制温情脉脉的面纱一揭开，底下的虚伪、奸诈、可卑、可笑的丑态便暴露无遗。尤其是儒者，一向被认为是社会道德的典范，但在吴敬梓那里，他们可恨、可笑、可憎、可怜。吴敬梓用艺术之笔，为他们留下了一幅幅讽刺性画像。他们自私自利、庸俗虚伪、附庸风雅，以做八股为业，其余一概不懂。更有甚者，以八股为敲门砖，一旦高中，便仗势欺人。但吴敬梓身处文网严密的年代，所谓康乾盛世时的许多文字狱，他是耳闻目睹的。因此，他把时代从清推到明，借明代说清代。书中的时间尽管标以明代，但所描写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都是清朝的。其中许多人物事件都是以作家的亲族朋友及其所作所为为原型描写的，如庄绍光原型为程廷祚，马二先生原型为冯粹中，杜慎卿原型为吴檠，杜少卿乃吴敬梓自况。

　　作家把这些真实人物及事迹典型化，使之成为当时社会上某类人的代表。

诚如前人早已指出的，《儒林外史》“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通过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作家写出了人生世相，也表现了自己的理想。

　　《儒林外史》中描写最多的是形形色色的“科举迷”，即“心艳功名富贵者”。

　　作家对这类人物，有一定的同情，但更多的是讽刺和鞭挞。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没有进学，处处被人嘲笑、挖苦，连个教馆之职也保不住，只好替商人记账。当他有幸进入贡院，一见号板，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听到商人们要凑钱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趴在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又如范进，是个连考二十余次的老童生，屡考不中，家境贫寒，经常被丈人胡屠户挖苦、唾骂。当送捷报的人到他家时，他正穷得在市场卖鸡；邻居找到他，告诉他喜讯时，他起初根本不相信，仍在卖鸡；后来，被邻居强拖回家。当他看到屋子中间早已挂起来的报贴时，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竟高兴疯了，丑态百出，直到被丈人胡屠户打了一个耳光，才醒转过来。

　　围绕着这两个人的命运变化，作家进一步描绘了广泛的人生世相。周进未考中时，遭到新进学的梅玖的嘲笑、挖苦，前科新中的王举人吃完饭，周进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一旦高中，“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人的势利、趋炎附势竟如此可卑、可笑。范进刚进学时，还遭到丈人胡屠户的训斥。他与胡屠户商量参加乡试时，被胡屠户大骂一顿，什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尖嘴猴腮”，什么“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可是一旦高中，胡屠户马上改口，叫范进“贤婿老爷”，还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张府、周府那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人情的势利、虚伪由此可见。

　　作品还刻画了“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这些人多是由科举得功名的人。王惠当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汤知县为了一鸣惊人，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贿50斤牛肉的回教老师父。严贡生横行乡里，自己毫无羞耻地涂脂抹粉，自命高雅，实则是乡间一霸。他强圈别人的猪；没借给别人钱，却讹诈利息；霸占弟弟的产业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儒者都是些什么东西。

　　作家讽刺的第三种人是“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而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科举失败，无奈之际，便以风流名士自居，胡诌几句歪诗，沽名钓誉。

　　在鞭挞这三种人时，作家也力图塑造正面形象，以表现自己的理想。如杜少卿，虽是贵公子，却慷慨好施，鄙视功名富贵，崇尚“逍遥自在”的生活。他不顾别人的讥笑，敢于同妻子一起游山，体现了一种新的思想观念。

　　还有如虞育德、庄绍光和迟衡山，他们都讲究文行出处，轻视举业，从某一方面体现了作家的理想。但作家将这类形象过于理想化，因此，塑造得并不成功。

　　我们读过《儒林外史》，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被讽刺的形象，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儒林外史》才被称为讽刺小说。

　　无一贬词情伪毕露《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是非常高超的。首先，讽刺离不开夸张。适度的夸张往往遗形取神，获得令人惊叹的艺术效果。《儒林外史》中许多著名的细节都是因夸张的适度运用而让人过目不忘的。周进撞号板，当然有夸张。

　　范进中举，欢喜疯了，也有夸张。还有著名的严监生之死，同样运用了夸张。

　　严监生临死，迟迟不能咽气，老伸着两个指头，众人猜来猜去，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妻子说：“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盏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他妻子忙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这一细节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若用平常细节来表现，决不会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现在，只要一提到严监生，一提到吝啬鬼，我们马上就想到“两茎灯草”。这细节何等有力。

　　其次，讽刺更需要写实。鲁迅多次说，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非写实决不能谓之讽刺。还说，有许多现象，可卑、可笑、甚至可恶，但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往往也不觉得什么，现在经文学家这么一点，就动人。这其实是讽刺文学的更高境界。如胡屠户对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两人的态度，就完全是通过对人物言行的描写表现出来的。又如，范进到汤知县处打秋风时，因“遵制丁忧”，不用银镶杯箸，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仍不肯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筷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这里，作家既没有夸张，也没有议论，完全是如实描写，把讽刺寓于冷静客观的写实之中，让读者自己品味，以收到意在言外的效果，把他居丧尽礼的虚伪性揭露无余，真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

　　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儒林外史》的结构独树一帜。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线索，似乎有许多各不相干的故事组成。实际上，全书却有一条极为明确的思想线索，把这些繁富复杂的故事统摄起来，构成一部结构严谨的作品，以达到更广阔地反映社会人生世相的目的。作品可分为楔子、主体、尾声三部分，第一回和末一回在全书结构中起着尤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回是全书的楔子，作家说得很明白：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

　　明确指出第一回具有统领全文、烛照全书的作用。王冕的故事与全书没有直接联系，思想上却不可分割。它通过描写王冕多才多艺，却不慕名利，自甘淡泊的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为全书树立了一个正面理想的典型，成为

　　全书的一盏明灯；又通过王冕对明初颁行的八股科举制度的否定，和“一代文人有厄”的预言，引出正文。

　　中间53回正文，从周进在山东汶上县薛家集教馆，到南京来宾楼妓女王聘娘削发为尼，前后一百多年，有名有姓的人物一百七十多个。他们的职业各种各样，儒林中人、上下官吏、医卜星相，娼妓窃盗、农工兵商、市井小民，几乎无所不包。地域北到北京、南到广州、西到四川、东到大海。作家企图以小说的形式，反映时间如此之长、空间如此之广的丰富生活，反映广泛的社会世相，一般的长篇小说结构是难以奏效的，于是作家采取了这种“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或称“连环短篇”的独特形式。这是把《水浒传》的“连环传记体”，与短篇小说片段传神的特点相结合而创造的新形式，也是实现作家创作目的的最佳形式。其中各色各样的人生世相都被反映在作品中，如儒林丑态、名士风流、官僚跋扈、小市民的势利等，无所不备。这些故事彼此相对独立，主次分明，又前后勾联，有一定联系。如作品开始，从薛家集办馆请先生引出周进；由周进高中，到广东学道主管考试，引出老童生范进；由范进高中，到汤知县处打秋风，引出严贡生、严监生兄弟……。

　　每个人物在此回是主要人物，在下回又是次要人物。围绕主要人物，作家又刻画了众多的次要人物。为了使结构更加紧凑，作家还安排了一些过渡人物和过渡事件，使作品似断实连。

　　末一回是尾声。开首说：“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与楔子一样，这几个“奇人”与正文无直接联系，却与楔子遥相呼应。他们与王冕一样，多才多艺，不慕名利，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这与正文中各色人物形成鲜明的对照，又升华了全书的境界，表现了作家的理想，从而使整个作品成为完满和谐的整体。

儒林外史人物——周进

商人们替周进捐了监生，继续留在当地进货做生意。当年正好有举人考试，周进一击即中，“那七篇文字，做的花团锦簇一般”——考试其实不容易，哪有那么多侥幸，要写7篇文章呢。发榜那天，商人们还在挑选进货，想必周进当时应该也跟在一旁帮着算账吧？科举最关键的一道就是中举，这是你由“士”而“官”的关键。中了举，整个世界的面目都不同了。

中举之后要回家乡感谢知县、启蒙老师等等。县里的小吏们——包括前老板的顾老相公、嫌弃他不来巴结自己的夏城管，纷纷拿着“晚生”帖子登门道喜——人只有面对位高权重的长辈时才自称“晚生”的。全县的人，不是亲戚的也来冒充亲戚——甚至只因为自己亲家也姓周，就有人敢顶着周进亲戚的名号四处横行霸道；原本不认识的也要冒充朋友。原本四处说他坏话的申祥甫“听见这事，在薛家集聚了分子，买了四只鸡、五十个蛋，和些炒米饭团之类，亲自上门来贺喜。”世态炎凉到这么好笑的程度，也就是周进老成稳重，尚能自持。换了在中举前夕几乎饿死的范进，让他如何不疯！

周进真心是个厚道人，申祥甫去年才害他失业，现在又上赶着来跪舔，不说报复，撵出去不搭理总是正常的。但他全不计较，不光接待，还留他吃了酒饭。

接下来会试殿试一帆风顺，中了进士，再过三年升了御史，皇帝派他去当广东省的院试（考秀才的最后一级）主考官——为了防止营私舞弊，一般都不会派去家乡的。周进就是在这里遇见了范进。

周进在童生试这一关吃够了苦头，一辈子也没考过，最后花钱绕了过去。他不光没有为此心理变态，反而下定决心，一定要亲自把卷子都看一遍，不能光听师爷的，争取让别人不再吃自己这样的苦。——多高尚的人啊！

第三场考试，考生是南海和番禺两个县的童生。进考场时，周进注意到最后一个进来的考生，“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当时已经是阴历十二月，一年中最冷的时候，那老童生只穿了件麻布衣服，冻得哆哆嗦嗦——这位老童生，就是全书中知名度最高的人物，范进先生了。麻布透气性极好，所以在古代又被叫做夏布。冬天即使穿不起棉袄，起码也应该穿件棉布的衣服，保暖性多少能好点。范进连棉布衣服都没有，可见是有多穷。

科举考试都是一考就考一整天的，几乎没有时间限制，而一篇八股文不过几百字而已。由于时间极其充裕，所以字迹难看、潦草、错别字、卷面肮脏都是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都是态度问题而不是水平问题。因为基本没时间限制，所以水平高的考生，写完自己的再去帮别人作弊都有富余——《醒世姻缘传》里的狄希陈，考秀才就是靠表哥相于庭写完自己的再给他写一篇，结果俩人都能考中；水平低的，别人都交卷走了，他还在写，磨蹭得天都黑了，考场门口等着的书童以为他在里面出了事，满世界问“难道我家相公肚子里就连5、6百字都没有吗？如何到现在还不出来？”别人只好说，5、6百字再怎么也有吧，只是一时凑不到一起罢了。

范进是第一个交卷的。周进看他穿的衣裳不光是夏衣，而且已经破了，犹如看见几年前的自己。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锦带，何等辉煌？大约就是在那个瞬间，周进决定，范进的文章哪怕只有“一线之明”，也要录取他，说是“可怜他苦志”，恐怕更是可怜当年的自己。周进问他，你今年几岁了？范进说“童生册上写的是30岁，但我其实已经54岁了。”“你考过多少回了？”范进说：“从20岁开始，考过20多次。”“你为什么总考不中呢？”范进说“因为我文章写得不好。”——这可真是君子之言，一般的愤青卢瑟一定会说，因为判卷子和出题的都是傻x，一个傻x出的题，10个聪明人也答不出。直到现在这也是最流行的言论吧？但范进只是说，因为我写的不好。

周进认认真真把范进的卷子看了一遍，发现写的果然不好，十分气愤，心想活该你考不上。过一会儿还是不忍心，又看一遍，这一遍发现写得其实有点意思。这时候第二个童生来交卷子了，这人叫魏好古，他要求面试。周进奇怪，你卷子不都交了吗？为什么要面试呢？魏好古说，我还会诗词歌赋，请您考我。言下之意很明显：即使我的文章不好，是不是也就可以海涵了呢？这个逻辑很符合一般人的思维方式，模特会做饭，会计能写诗，都是优点。周进对此的反应是：呸。既然考试是考文章，那么作为一个考生，自然应该先把文章写好再谈其他。一个牙医特别懂物理，有物理学的phd，也不能以此为据发给他牙医的行医执照。这跟物理还是牙科哪个更高深没有关系。懂诗词歌赋和是否能考中秀才无关，反而你分心去搞诗词歌赋，并不利于你写好文章。童生不好好钻研文章写法，反而去玩这些无聊的东西，就该批评。周进把他撵了出去，这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人恶意抹黑科举制度，把周进这一完全正确行为也视作迂腐狭隘，其实是不讲道理。现在的人觉得诗词歌赋和八股文章差异过小，还要区别对待，就是狭隘。但在外行人看来，计量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也未必就比这更大。

周进说“左右的！赶了出去！”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那童生“叉著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叉的意思是用力推搡，所谓一路跟头，想必是人家还没完全站起来就又用力推，搞得这倒霉孩子几乎是连滚带爬的被扔了出去。所以这些吏员当真讨厌，何必如此狗仗人势。人家万一要是考中了呢？回头还不是要去跪舔，为什么一定要把事做得这么绝。

周进虽然赶走了魏好古，其实依然把他的卷子看了一遍，发现他写得其实还行，于是也放他过了——周进为人真的是很宽厚的。这时候还是没别人交卷，于是第三次去范进的卷子，才发现写的是真好。可能正因为写得太好太晦涩，所以乍一看反而看不懂。于是特意把范进录取成第一，魏好古是第20，其实也不错了。

放榜那天，周进着实赞扬了范进一番，同时也鼓励魏好古要用心读书，不要琢磨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离开那天，范进一直送到30里地之外，他又特意把范进叫到跟前，好好的鼓励了一番，说他一定能继续考中，我在北京等着你云云。

周进的故事，至此基本就结束了。

十来年后，被派去山东省当主考的范进临走前特地来拜访周进，问他有没有什么要交待的。周进此刻在北京的国子监当司业（大约相当于教育部享受副局级待遇的调研员？），周进晚年才发达，在家乡并没有什么近亲。他说，以前在汶上县乡村小学教书时，教过一个叫荀玫的孩子，他当年才7岁，他家是务农的，不知道还有没有继续念书了。如果这次你看见他来考试，只要不是特别差的话，麻烦你录取了他吧。——此时周进已经是80来岁的老人了，但近20年前荀老爹对他的那一点点尊敬，他一直记着并心存感激。

周进其实是个很正面的形象，他心地非常善良，欺负过他的人，他并不计较；对他好的人，他十分感恩。对有才华的晚辈，更是竭尽全力帮忙提携，范进到北京考试，他记得范进家穷，怕他钱不够，还要借钱给范进。他发达后各种乱七八糟的人都来攀附，他也没有搭理。标准说法都说周进是个可怜可笑的人，提起他就是撞号板（贡院考场是用板子隔出来的独立小间，叫号房），哭死过去，给商贩磕头什么的。仿佛他是“一个被科举制度毒害的、扭曲了灵魂的”完全没皮没脸没自尊心的糟老头。确实他在落魄时确实人穷志短，自尊低落。但这其实很合理，连肚子都填不饱，空有一腔远大理想反而更莫名其妙。地命海心（住地下室的命，操中南海的心）是骂人的话不是夸人的话，只有特别年轻和特别那啥的人才会在地下室里吃着方便面构思世界局势和世道人心。整天想着要当将军的士兵未必是好士兵，那个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人光速忘本，心肠歹毒。周进是儒林外史的真正引子人物，后面一系列人都能多少勉强跟他扯上点关系，比如见过他的学生之类-_-。我是个庸俗的人，并不喜欢后面的标准正面人物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虞育德等人。他们的形象虚无缥缈，不接地气，好像拿着一张床单就能直飞上天，得道成仙，高大全之余有点莫名其妙。我还是喜欢后面出现的呆头呆脑的马二先生，喜欢和所有庸人一样蝇营狗苟挣扎在这个世界里但又不失厚道淳朴的周进。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结合具体事例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沈琼枝人物形象鉴赏

沈琼枝，是清代吴敬梓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沈琼枝，年方十八九岁，是南直隶常州府人。父亲沈大年，是个贡生，历年在外坐馆教书，母亲已经去世。她不但生得标致，而且多才多艺，诗文刺绣样样精通，性格也极其豪爽泼辣，几令须眉减色，堪称一位奇女。小说围绕着她在扬州和南京的两番遭遇，写出了她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抗争和对自食其力生活的追求。

沈琼枝奉父命远嫁扬州盐商宋为富为妻，父女俩千里迢迢来到扬州，但进门前的种种迹象表明沈琼枝只是被娶作妾而不是做正室，沈琼枝父女自然感觉到了一种被愚弄和欺骗的屈辱。沈琼枝一边极力安慰父亲，一边明确表示自己决不“伏低做小”，也决不就此干休，而要探明究竟，免被白白欺负。于是，沈琼枝戴上了冠子，穿好了大红外盖，拜辞了父亲，上了轿子，作为新娘只身来到宋府。她一下轿子，便大大咧咧地走到大厅上坐下，丝毫没有新娘的那种扭扭捏捏和羞羞答答，反而主动进攻，咄咄逼人。她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求仆人请宋为富出来，大有找宋为富评理算账的架势，然后郑重声明自己“不是甚么低三下四的人家”，严厉指责宋府娶她为什么不张灯结彩择吉过门，而是把她悄悄地抬了来当做娶妾的一般光景。这种言语举动，出自一个刚踏进门的新娘，不啻惊天动地，难怪宋家老妈子和家人都“吓了一跳，甚觉诧异”，慌忙走到后边报与宋为富知道。宋为富为此颇费踌躇，只好吩咐丫环推说自己不在，要求丫环带新娘进房稳住了再说。毫无疑问，沈琼枝是一个不甘心被人欺骗和任人摆布的女子，她面对盐商的欺骗不是消极地退避，而是积极地反攻，表现出了惊人的自尊自强素质。这在封建社会中是罕见的。

为了跟盐商继续抗争，沈琼枝毫不犹豫地跟丫环进房，未料到宋府里面的环境还挺幽雅的。三间楠木厅，一个大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沿着那山石有一条小巷，穿入一个花园内，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一个极宽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栏杆，夹着一带走廊。走廊尽头处有一个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门。里面三间屋，一间做房，铺设得齐齐整整，独自一个院落。沈琼枝说道：“这样极幽的所在，料想彼人也不会赏鉴，且让我在此消遣几天。”沈琼枝是多么的自负自许，对盐商又是多么的鄙视。不过，沈琼枝虽然欣赏这里的环境，但并不留恋，就像不留恋盐商的富贵奢华一样，所以流露出了要出走的话外音。这对一个女子来说显得多么非同寻常。难怪小说正面人物杜少卿感慨地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

沈琼枝在宋家过了几天，因不见消息和动静，便敏感地猜到宋家“一定要安排了我父亲，再来和我歪缠”。果然，沈琼枝的父亲告状输了，被接受了宋府贿赂的江都知县押解回老家常州去了。沈琼枝于是果断地决定逃离宋府，临走时将那房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了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然后扮做老妈子的模样，买通了丫环，五更时分从后门逃走了。很显然，沈琼枝的出逃，是她对不合理婚姻的一种抗议；她的拐带，又是对宋为富欺骗手段的一种报复。

沈琼枝逃离宋府后，本想回常州老家去，但“恐惹故乡人家耻笑”，于是打算到南京去“卖诗过日子”。一个出身诗书人家的孤身女子不守闺范而去闯荡江湖，自谋生路，真足以惊世骇俗。

沈琼枝到南京后，寓在私娼麇集的王府塘手帕巷，挂了“毗陵沈”的招牌，替人刺绣，写扇作诗。大半年来，有来求诗的，也有来买斗方的，还有来托刺绣的，门庭若市，轰动了全城。而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地来物色，把她当作卖笑的私娼。确实，作为一个女子，竟然公开挂牌，难免让人与私娼联系起来，并把卖诗刺绣看成是沽名钓誉引诱人的方式。但是，沈琼枝的替人刺绣写诗，目的只在于自食其力，所以有恶少们去说混话，她就要怒骂起来。由此可见沈琼枝的举动在当时使人多么地难以理解，就像书中人物武书所说：“这个却奇，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断无此理!”反映了女子在那个时代抛头露面自食其力的艰难，同时也说明了沈琼枝这种举动的不同凡响。

沈琼枝的行为也惊动了南京的名士。杜少卿和武书特地去拜访沈琼枝。沈琼枝看见两人气概不同，连忙接着，拜了万福，得知他们是慕名而来请教诗作的，不由感慨万分地说：“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今见两位先生，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疑猜我的心肠。我平日听见家父说，‘南京名士颇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这句话不错了。”里面饱含着多少辛酸苦楚味，而一旦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平等相待，沈琼枝自然十分感动，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欣慰和喜悦。武书不由地称赞沈琼枝道：“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她是邪货，她却不带淫气；若是说她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她却又不带贱气。看她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可谓的评。

沈琼枝的拐带出逃，自然为宋盐商所不容。沈琼枝正与杜少卿夫妇谈到自己的忧虑，本地差人就追踪查访到了杜家。杜少卿出去知道了此事返身进去一讲，杜夫人倒吃了一惊，但沈琼枝却说：“这个不妨，差人在那里?我便同他一路去。”表现得非常从容和坦然，没有丝毫的紧张与害怕。因为对沈琼枝来说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她早就作好了思想准备。

在知县面前，沈琼枝慷慨陈词，说得铮铮有理，得到了知县的同情。知县又面试其诗才，对她十分赏鉴。得知沈琼枝还与本地名士唱和，便签了一张批，备了一角关文，吩咐原差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并写了一封密信，托同年相好江都知县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如此看来，沈琼枝依靠自己的勇敢和才能终于取得了反抗盐商的胜利，这是多么令人欣喜和值得庆幸。

沈琼枝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子，她面对狐假虎威、气势汹汹的差人，可以骂得他们哑口无言，断然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沈琼枝和两个差人乘船前往江都县，到了黄泥滩，差人又故伎重演，向沈琼枝敲诈勒索。可沈琼枝就是不买账，说道：“我便不给你钱，你敢怎样?”而且走出船舱，跳上岸去，两只小脚就似飞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弄得两个差人反而慌忙搬了行李，赶着扯她，却被她一个四门斗里打了一个仰八叉。最后差人只得雇了一乘轿子，服服帖帖地跟着去了。由此可见沈琼枝身手不凡，竟然还懂武艺，同时也说明沈琼枝嫉恶如仇，对于不合理的东西她都无所畏惧地反抗到底。

总而言之，沈琼枝是个既有才华又懂武艺的女子，她凭着自己的超人才干，大胆地走出闺阁，向社会勇敢地挑战和抗争，追求一种自立自强的新生活。她完全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

《儒林外史》王冕人物形象鉴赏

王冕生于元朝末年，是诸暨县乡村的一个农家子弟，七岁死了父亲家境尤为贫寒，依靠寡母的几个针指钱才在村学堂里读了三年书。十岁那年，因寡母供养不起他读书，便听从母亲吩咐，受雇在间壁秦老家放牛，藉此得几钱银子，吃口便饭。清苦的生活和贫寒的家境，培养了他的孝顺和勤奋。每当秦老家送给他腌鱼和腊肉，他都要拿块荷叶包了来家给母亲吃。同时，他并没有因为放牛而放弃了读书，相反，他把每日点心钱都节省下来买书，日逐把牛拴了，坐在七泖湖边柳树下阅读。从小就表现得非同一般。

美丽的大自然能激发人的创作热情。王冕生活在风光如画的七泖湖边，天天观赏着美丽清新的景色，一次偶然的机会，终于勃发了他的创作兴趣。那是黄梅时候的某天，天气闷热，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山上，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大自然的天然杰作深深地感染了天真的王冕，使他在心底暗暗赞叹，并且情不自禁地产生了浓郁的创作欲望。自此，王冕便把聚集的零钱买些胭脂铅粉之类，学画荷花。初时画得不好，画到三个月之后，那荷花情神、颜色无一不像，只多着一张纸，就像是湖里长的，又像才从湖里摘下来贴在纸上的，可谓形神具备，超凡脱俗。王冕终于成了一个画没骨花卉的名笔。到了十七八岁，不在秦家放牛了，依靠自己画画的一技之长，渐渐地便不愁衣食，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

王冕天性聪明，年纪不满二十岁，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又天性恬淡，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还十分潇洒脱俗，仿照《楚辞图》上的屈原衣冠，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和一件极阔的衣服，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顽耍，惹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跟着他笑。怪诞的举动中体现了王冕狂放不羁、率性而为的精神世界。

为了自己人格的独立和清白，他敢于拒绝父母官时知县的邀请，故意避开时知县的屈尊拜访。他跟秦老说了这样做的原因：“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甚么要相与他?”由此看来，王冕并不是一味的恬淡，在他那颗赤诚的心里，对世事还是极其关注的，他痛恨和鄙弃贪官污吏。并不以结交官僚为荣，反以结交贪官为耻，这种不同流俗的举动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为了躲避危素的恼怒计较，王冕离家出走，一径来到山东济南府地方。由于盘费用尽了，只得租个小庵门面屋，每日卖卜卖画，弹指有半年光景。王冕受不了济南几个俗财主派遣粗夯小厮上门勒索字画，于是画了一条大牛贴在那里，又题几句诗在上，含着讽刺，正怕从此有口舌，思量搬移一个地方，恰值黄河决口，大批难民涌来，王冕见此情景，过意不去，叹了一口气道：“河水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这一感叹，表明了王冕对黎民百姓的同情，对国家的关心。王冕的血管里，流淌着忧国忧民的血液。

王冕于是返回了老家，看见母亲康健如常，心中欢喜，自此，王冕依旧吟诗作画，奉养母亲，过着逍遥自在的桃源生活。又过了六年，母亲去世，她在临终之前告诫王冕千万别出去做官，认为做官并不是荣宗耀祖的事，她只要求儿子娶妻生子，守着她的坟墓就够了，王冕哭着应诺。这其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认识，既反映了官场的黑暗，又反映了王冕母子淡泊名利、蔑视功名的心理!

吴王朱元璋提兵破了方国珍，号令全浙，乡村镇市并无骚扰。他慕名拜访王冕，向王冕清教治理浙江之策，王冕回答道：“若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岂但浙江；若以兵力服人，浙人虽弱，恐亦义不受辱，不见方国珍么?”王冕并不是一介无能书生，只会死读书、读死书，相反，他具有治国治民的合理主张。

明朝洪武四年，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从此开创了一代取士新法。王冕对此抨击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行文出处都看得轻了”，清楚地揭示了八股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王冕还根据天上的星象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预示性地宣告了八股科举制度下一代知识分子必然的悲惨命运。王冕可谓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敏锐的远见卓识!

由于时常有人传说，朝廷行文到浙江布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王冕初时不在意，后来渐渐说的多了，便并不通知秦老，私自收拾，连夜逃往会稽山中。为了人格的自我完善，为了遵循母亲的遗愿，王冕虽然与吴王有过交谊，但最终没有出去做官，而且干脆远离了尘嚣纷扰的现实让会，去过隐居的清静生活了!半年之后，朝廷果然遣一官员来征聘王冕做咨议参军，但王冕却“久矣不知去向了”。原来王冕隐居在会稽山中，并不自言姓名，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王冕得病去世，山邻敛些钱财，葬于会稽山下。真是连死都死得恬淡!但恬淡并不是无味，它让人思考，给人启迪，使人反省，令人可敬!

总的来说，王冕学富五车，才华出众，虽然忧国忧民，却一生淡泊名利。他不仅不去主动追求富贵功名，甚至拒绝富贵功名，把独立自由的人格和自食其力的生活作为终身的信条。我们从王冕身上，看到了人的觉醒。

王冕这个人物，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但在《儒林外史》中已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并有着不可小觑的艺术作用。作者把他作为开场人物，一方面在于“敷陈”淡泊名利、鄙视功名的“大义”，另一方面在于借他这个“名流”来引出全篇，使他成为正文中那些形形色色人物的榜样或反衬。

范进人物形象鉴赏

在八股科举制度下，封建士子为了博取功名出人头地，纷纷参加八股科举考试，并且乐此而不疲。范进是广东南海的一个穷书生，从二十岁应考，到五十四岁时已考过二十余次，可仍然是一个老童生。考试的失利，生活的拮据，世人的白眼，已使他变得毫无生气，而只是一副贫困潦倒的穷酸样——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即便冬天也还穿着朽烂的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但他并没有死心，仍然热衷于科举考试，以图博取功名，这已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希望和唯一支柱了。

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范进博得了考官的同情和青睐，终于进了学，成了一名秀才。这虽然并没有能够改变他的贫困生活，但和老童生相比，毕竟已有天渊之别，范进屡受挫折的心灵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也“俱各欢喜”，连一向痛骂鄙弃他的老丈人胡屠户也稍微改变了一下以往的态度，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来贺喜，但嘴里仍然大骂他是“现世宝穷鬼”和“烂忠厚没用”，范进只得唯唯诺诺。

是年正好是乡试年，范进没有盘费去省试应试，便大着胆子去找丈人胡屠户商议。但谁能看得起这个穷酸呢?谁能相信他还能考取举人?在人们的心目中，范进这个花白老头考个秀才已是很不错了，对他没有任何希望。即使他的丈人胡屠户也一口啐在他脸上，把他骂了一个狗血喷头，说他是“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一顿夹七夹八，骂得范进摸门不着。但“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要知道，这是范进能够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啊!

为了自己得以上进的唯一希望，范进与几个同案商议，瞒着丈人，还是到城里参加了乡试。出了场，即便回家，但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范进只得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心理压力。

到了出榜那日，家里没有米，早就揭不开锅，范母已饿得两眼看不见了。范进遵母命把家里仅有的财产——只生蛋的母鸡拿到集上去卖掉，换几升米来煮粥吃。范进刚走，报录人接二连三地送来喜报，恭喜范进中了举人。范母央及邻居去集上寻找范进。此时的范进正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一步一踱地东张西望，在那里寻人买。邻居告诉他他已考中举人，请他回去。可范进道是哄他，只装不听见，低着头往前走。邻居见他不理，要夺他手里的鸡。范进对邻居说：“你晓得我今日没有米，要卖这鸡去救命，为甚么拿这话来混我。我又不同你顽，你自回去罢，莫误了我卖鸡。”经过多少次科举考试的失利之后，经过多少人的哄骗嘲弄后，范进已不再相信别人的报喜了!他参加考试，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丝侥幸，丝毫也不敢保证甚至不敢去想自己会考中举人。

范进被邻居拉回家里，见报帖已经升挂起来，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范进不看便罢，看过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被灌醒过来后，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多少年来饱受郁积的精神压抑，被突如其来的狂喜所冲垮，心理再也无法平衡，于是“欢喜疯了”。喜剧的因素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悲剧色彩，从中可见八股科举制度已把封建知识分子戕害至何等地步。后来还是请范进的丈人胡屠户打了范进一个嘴巴才打醒了范进。醒来后的范进说“我这半日，昏昏沉沉，如在梦里一般”，极度的辛酸与喜悦交织在一起，已使范进分不清什么是梦，什么是现实了!

范进中举之后，人们对他的态度一下子改变了。丈人胡屠户口口声声“贤婿老爷”，称赞女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举人出身的乡绅张静斋马上来拜访叙谊，又送房子又送银子。其他许多人也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以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范进生活地位和处境的改变，是很能反映世情冷暖的，也揭示了封建知识分子热衷八股科举考试的原因。

范进的中举，使范进喜极而发疯。而范进中举之后随之而来的优裕生活条件——房子、仆人、细磁碗盏、银镶杯盘，应有尽有，又使长期过着贫穷困苦生活的范母欢喜过头，一命呜呼!八股科举制度非但把封建士子的人性扭曲了，也使广大百姓的人性变态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八股科举制度使范进中了举人，却也使他变得矫情和贫学。范进在母丧七七之期刚过，就出门谢了孝，听从张静斋“礼有经，亦有权”的教唆，前往老师汤知县那里打秋风。汤知县自然设宴招待，席上燕窝鸡鸭齐全，还有两碗广东出名的柔鱼、苦瓜，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原因却为“遵制”，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还不肯举，随即又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担心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后来看见范进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作者的讽刺真是辛辣，白描中透露了范进的矫情和虚伪。而这个矫情的范进又是惊人的贫学，他竟连苏轼和刘基为何许人都不知道。但他在老师周进的推荐下，会试中了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一个贫学的人却做了学道，又真是十足的讽刺。

范进还算是忠厚老实的。他在山东兖州府视学，不忘老师周进嘱托，有意照顾周司业的学生荀玫，没料到荀玫已经取中入学。后来他跟荀玫老实说：“本道也在周老师门下，因出京之时，老师吩咐来查你卷子，不想暗中摸索，取在第一”，并不铺排人情，以为己功。

范进既是个喜剧人物，又是个悲剧人物；他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大半生精力和时间花在八股科举考试上，以致穷困潦倒，矫情贫学，这是他的不幸，也是封建社会中广大知识分子的不幸。但他后来毕竟跻身于举人进士之列，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和终生失意的士子相比，应该说又是幸运的。

范进，在小说中是封建知识分子追求功名富贵而如愿以偿的代表人物；范进中举也早已成了成语，具有了特定的含义。

严监生人物形象鉴赏

严监生，名大育，字致和，四十多岁，广东高要县人。因是个监生，故称严监生。他是严贡生的胞弟，但兄弟俩早就分家住在两个宅里。家有十多万银子，可谓巨富，却极其胆小和悭吝。小说以客观的描写和讽刺的笔法生动地写出了这个人物的性格。

严监生和乃兄严贡生的横行霸道不同，他极其胆小怕事。严贡生在欺压百姓闹出案子后溜之大吉，差人便找严二老官。严监生不敢轻慢，马上留差人喝酒吃饭，拿出二千钱打发差人去了，还赶忙叫小厮去请两位“铮铮有名”的舅爷——府学廪膳生员王德和县学廪膳生员王仁来商议对策。他听从两位舅爷的意见，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把“一切办的停妥”、“官司已了”。严监生已经够委曲和气恼的了，却还得整治酒席向二“王”致谢。但这两位秀才开始拿班做势不肯赴席，经过再三敦请，最后搬出妻子王氏来，二“王”才肯赏光。可见严监生内受乃兄之牵累外受舅爷之挟持由来已久。

严监生有一妻一妾，妻王氏，王德王仁的妹子；妾赵氏，有子三岁。当妻子王氏卧床不起的时候，他竟然同意将妾赵氏扶为正室，这岂不是要王氏速死。严监生可谓也是一个寡情寡义的人物。但他又怕两位舅爷，所以尽管王氏被迫主动提出将妾扶正，他自己也巴不得这样，却还是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第二天，他请来了两位舅爷，先是酒饭款待，然后请到一间密室里，开橱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并且不顾妻子未死，说道，“将来要备祭桌，破费钱财，都是我这里备齐，请老舅来行礼，明日还拿轿子接两位奶奶来，令妹还有些首饰留为遗念”，用钱财来打动和打通两位舅爷。两位口口声声“全在纲常上做工夫”的舅爷见钱眼开，一口保证有他俩“作主”，还乘机勒索，说道：“但这事须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严监生无可奈何，只好又拿出五十两银子交给王德王仁，满足了他俩的贪欲。

两位舅爷主持操办了扶妾为正的仪礼。他俩在拿了严监生银子的三天之后，果然到严家来，写了几十副帖子，遍请诸亲六眷。先到王氏床面前立写王氏遗嘱，两位舅爷也都画了字。在两位舅爷的支持下，严监生戴着方巾，穿着青衫，披了红绸，赵氏也穿着大红，戴了赤金冠子，两人双双拜了天地，又拜了祖宗，终于冠冕堂皇地使妾成了正室。但这无疑对重病的王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然“发昏去了”，不久便断了气。喜筵转而成为丧礼。两个舅奶奶在房里乘着人乱，公然将衣服、金珠、首饰，一掳精空，连赵氏方才戴的赤金冠子滚在地下，也拾起来藏在怀里。自此，修斋、理七、开丧、出殡，闹了半年，严监生身不由己地用了四五千两银子。

后来，严监生得病卧床，两位舅爷进来问病，辞别了到省城去乡试。严监生叫丫环扶起来勉强坐着，说了些恭喜的话，留在房里吃点心，并叫赵氏拿出几封银子来，送与二位舅爷“做恭喜的盘缠”，并且说：“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了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里的气!”确实，严监生受尽了严贡生的气，最后甚至大部分家产都被严贡生霸占。但是，严监生何尝只受严贡生的气，又何尝不受二位舅爷的气。他始终被乃兄和舅爷挟持着，窝囊了一辈子，这都是他懦弱和胆小的结果。

严监生不仅懦弱胆小，还极其悭吝节俭，与乃兄的挥霍无度也有着天壤之别。他曾告诉两位舅爷说：“不瞒二位老舅，象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严监生广有财产，却连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哪怕才三岁的独生儿子要吃肉，也只买四个钱的哄哄他而已。这种悭吝显然已是异乎寻常了!

严监生之所以思念亡妻王氏，原因在于王氏精于聚敛。王氏虽然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可还在那里自己装瓜子，剥栗子，办围碟。每年腊月二十七八日典铺内送来的王氏私房利钱，也都藏起来。除夕，严监生吃了几杯酒，指着橱里存放的、昨日典铺送来的王氏私房——三百两利钱，不由触景生情，吊下泪来。碰巧，一只猫又把床头的篾篓子打翻在地，近前看时，只见篾篓的枣子底下，一封一封，桑皮纸包着五百两银子。严监生看到这些王氏存钱，更觉伤心，叹道：“象这都是历年聚积的，恐怕我有急事好拿出来用的。而今她往哪里去了?”一回哭着，叫人扫了地，把那干枣子装了一盘，同赵氏放在灵前桌上，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因此，新年不出去拜节，在家哽哽咽咽，不时哭泣，精神颠倒，恍惚不宁。

过了灯节后，严监生就叫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账直到三更鼓，后来渐渐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并且辛劳不减平日。赵氏劝他道：“你心里不自在，这家务事就丢开了罢。”他说道：“我儿子又小，你叫我托哪个?我在一日，少不得料理一日”不想春气渐深，肝木克了脾土，每日只吃两碗米汤，卧床不起。及到天气和暖，又勉强进些饮食，但还挣起来家前屋后走走。挨过长夏，立秋以后病又重了。睡在床上，仍想着田上要收早稻，打发管庄的仆人下乡去，又不放心，心里只是急躁。可见，严监生为了聚财已忧劳到了不惜身体的地步。

由于严监生舍不得银子吃药，又不顾病体仍然操劳，病一日重似一日。到了中秋以后，医家都不下药了，一连三天不能说话。晚间挤了一屋的人，桌上点着一盏灯。严监生喉咙里痰响得一进一出，一声不倒一声的，总不得断气，还把手从被单里拿出来，伸着两个指头。大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你莫不是还有两个亲人不曾见面?”他就把头摇了两三摇。二侄子走上前来问道：“二叔，莫不是还有两笔银子在那里，不曾吩咐明白?”他把两眼睁得溜圆，把头又狠狠摇了几摇，越发指得紧了。奶妈抱着他的儿子插口道：“老爷想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故此记念。”他听了这话，把眼闭着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赵氏慌忙揩揩眼泪走近上前道：“爷，别人都说的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看来知夫莫若妻，所以，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没了气。这一临终时因多点了一茎灯草而不咽气的典型细节，极其夸张而传神地反映了严监生的悭吝性格。

作者描写严监生立足于他的“胆小有钱”和悭吝。胆小有钱，使他备受欺压和勒索；悭吝，又使他因为被勒索而心疼。这使他一生饱受窝囊气，并因此气愤成疾，呜呼归天。但是，欺压严监生的大多是他本阶级的士绅甚至亲人，而他作为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农民也进行着残酷的剥削。

严监生是我国乃至世界文学宝库中极有名的悭吝人形象之一，他可和葛朗台、阿尔巴贡、泼留希金等世界著名悭吝人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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