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关系

发布时间：2020-05-26 17:41:45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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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关系

内容摘要：史家四长已经成为判断史家和史学著作的标准体系，包含才、学、识、德四个方面的内容，近人梁启超在刘知几、章学诚提出史家四长的基础之上，曲解古人之意，定要给四长排个顺序，但经过仔细理解古人之意，史家四长是没有主次先后之分的，四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史家四长关系

作为历史这门学科的初学者，不敢说自己有独到的见解，但学术贵在讨论，方可见真理，绝不是什么问题都等着名家大师来说了算，那还有什么研究的意义呢？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应该具备一些素质才行，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所谓史家“四长”。大家都知道这四长的重要性，由古到今，也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峨所有的讨论都只是强调了这四长的必要，附会了古人的说法而已。后生在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史家的四长”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个不被人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前辈提出了自己关于四长的顺序的见解，我们来看：

“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法，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①

我们从史家四长这个论点最初提出的出处来看一下，是否是这样，首先是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

“礼部尚书郑樵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顺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夹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而顷，黄金满赢，而使愚都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宝者矣。” ②

“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实，善恶必书，便骄君贼臣知棋，此无可加者。” ③

两段话出处不同，意思大体相近，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史家素质的四长理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可谓？著书者之心术也，所患夹心术者，谓真君子之心，而所养本底于粹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辩心术以仪史德，乌乎可哉。”④

由此可见，从刘知几到章学诚，到梁启超，都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史家必备的素质：史家四长，而也正如梁启超所言，前人所表述的四长顺序有所不同，那么是否正如梁先生说的这四长要按照“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这样的顺序来分个先后主次呢？如果不是，那又该怎样排？四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

我们先来剖析一下史家四长的含义：前文中章学诚说到“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去断以为识也”“德者诃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对于这四者的含义，是没有多大争议的，顶多是增加完善一些具体内涵。当代史家仓修良也说：“刘知几所说的史才，是指史书的表达形式包括文字表达和史书编纂形成以及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文字表达即文采。所谓史学，指的是史事，即材料，所谓史识，是指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⑤简单地说，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应掌握的历史知识，史料等；史识指的是见识，即对历史的见解认识能力，观点；史才指的是对历史著作的表述水平，写作能力，文采；史德指的是史书撰写者的态度和心术。这四者共同构成了判断史家是否是真正的史家，史书是否是良史的一个科学判断标准，这四者各有各的专指方面，相互依托，相互渗透，既分工又合作，缺一不可，是一个整体，就像人的左手右手，就像人的五官，无所谓主次先后，是并列的、共同发挥作用的四个部分。

“史家四长”的一个发展，并不是首创“史德”，因为史德的基本内容在刘知几所论的“史识”中已经具备，章学诚专门作《史德》来证明自己与刘先生的不同认识，只是一种误解。刘知几在“史识论”中提到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即是史德的内容，也是历史本和央的基本功能之一。刘知几还说到：“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⑥也提出了史德的要求：秉笔直书。

那么史德到底是不是应该位居才、学、识三都之上呢？

章学诚曾说：“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谚书者所以自谚，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⑦意思是说那些被称为秽史，谤史的史书都是由于作都心术不正，没有史德造成的恶果，而文辞法等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于影响是否是良史、信史，这种说法可能也是梁启超认定史德重于才、学、识的理由吧，但是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讯赞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仅仅是因为司马迁具备史德吗？史德固。

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在最初提出之际，散见于《史通》的《直言》《曲笔》《辨职》等篇，“三长”是后人它集中起来说的，而《旧唐书》中的记载只是后人根据这个意识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看不出“三长”的顺序，即使按“才、学、识”来理解，“才”为先，如梁启超所言，然而余观其原文“夫有才无学……”又“有学无学……”，很明显，辩证法思想，二者不可或缺，没有任何表明“才”重于“学”的言辞，因此在他的初衷里就没有这样一个排序的观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史德。几乎大家都认同史德是由章学诚所提出，史德就是著述者的心术，被放到了四长之后。观章氏原文，人家也没有说把史德置于才、学、识之后啊，而是说“竞言才、学、识而不辨心术之仪史德，乌乎可哉”，从行文上看，只是因为时间先后，逻辑原因而后出口，愿意反倒可以理解为史德乃著史之前提，不能不着重提出，因此梁启超先生恐怕是有一点误解或武断吧。

实际上，史德的提出，仅仅是对刘知几“三然重要，才、学、识也重要。有了史德、秉笔直书，忠于历史原貌，彰善惩恶，可以是信史，但要成为良史，史家还必须得具备优秀的史才、史学和史识。只有掌握丰富、全面而又真实的资料（史学），运用巧妙的布局结构和优美的文辞表达（史才），并通过洞察史实，提出科学的富有见地的观点（史识），在这个过程进行的同时，又有一个公正的、正确的心述（史德）贯穿始终地指导著述，所著之史才能被称作信史、良史而流传于世。

通过前面的分析，刘知几将史德包含在史识之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而章学诚把史德以刘知几的意思中分离出来，也具有他的必要和必然，因为在史德这个问题上，太多人容易犯错误。比如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修前朝史的时候，为了维护本朝统治，多有包庇本朝，丑化前朝之处，还有其他个人、单位作史以个人好恶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被讥为秽史。后人只有通过读史书来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不是每个读者都有能力或功夫去考证史书的真伪，因此史家的责任非常的重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史家易在史德上犯的错误有夸大、附会、武断三个方面，读者不妨可以读一下染启超的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史家为什么必须具备史德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价值的。

柳治征在《国史要义》中提出了“历史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以史为工具，求成其道”。钱穆说：“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⑧一个“更”字，似乎体现了史德不同于其他三长的地位。

其实，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根本目的是求真和研究历史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导现实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它所运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所需要的史家素质，即所谓的“四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有轻重之分，不能有任何偏见，在不同的场合下，四者运用的着力点也有所变化，如冯友兰所说：“着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强调了史识、史才在史学巨著中的重要作用。还如：“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也凭者，文也”，⑨也表明了一部史学著作所体现出的不同方面的功用、特点，而史家四长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缺一不可的整体。

由此可见，梁启超自成一家之言，指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非对四长的认识有所创新，把史德置于才、学、识之前的做法既是妄然，也是多余，犯了其自己说的“武断”之谬。而现在又有人说“尽管刘知几《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中包含了‘史德’的内容，但像章学诚这样以‘心术’论‘史德’，无疑又具理论上的一个发展，“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史家的四长”一章，是结合刘、章的理论加以发挥的，这个发挥，并未尽刘、章之意，但他把‘四长’排了一个新的顺序，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还是有认识上的价值的”⑩这个廉洁赞赏了古人，肯定了“四长”的顺序排列问题，无疑又有梁启超所说的“附会”的嫌疑。

才、学、识、德是对史学工作者的最高要求，本来“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而且在当今社会现实，物欲横流，人们急功近利，学风浮躁，要潜心于史学研究更是一件十分难得和困难的事，那么，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史家呢？庞单恒主编的《史学概论》提出了这几点非常中肯的见解：

1、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知识结构。这里包含了才、学、识的部分内容，也是我们认识和判断历史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当代史家将大椿说：“有些史学工作者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却苦于提不出问题，而另外一些同志，在掌握资料后，即能敏锐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写出水平较高的论著，这里的一个重原因，就在于史识的高低之别。”（11）其实这里的史识的意思恐怕已经扩展，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了吧。

2、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锤炼和增强对历史的洞察力。这里着重强调了史识的问题，梁启超说：“对历史的洞察力”即是史识，为什么要有洞察力？法国史学家布洛赫这样说：“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⑿，如果缺乏社会实践，就缺乏洞察力，就不能达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

3、树立正确的治史态度，陶铸崇高的献身精神。这里主要讲的是“史德”的问题，也是解决当前术界急功近利心态的办法。汤因此在临死前还说：“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⒀。且看司马迁受尽苦难作《史记》，班固文子兄妹相继40年终成《汉书》等等，没有吃苦受穷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恐怕难于真正的人类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优秀的历史工作者需要具备十分完备的史学修养，这修养的内容从刘知几提出的“三长”到章学诚提出的“四长”，再到梁启超的阐发，已经形成了一个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认同的一个标准判断体系，至于梁启超先生提出的顺序问题，实属妄然和多余，而“四长”的关系，却是一个平等地位的，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整体，无主次先后之分，这就是本文的观点，而史家素质要求的各个细小部分，可操作性条理，以及历史学研究的更高目的，已有成果，现状及未来等问题，本文不具。

注释：

①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摘自《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P130，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

②《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二刘子玄》

③《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刘子玄》

④⑦⑨章学成《史学通义·内篇三·史德篇》

⑤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

⑥刘知几《史通·直书》

⑧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三联书店

⑩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P30、中华书局

⑾蒋大椿《略谈史识的形成》选自《唯物史观与史学》P73，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

⑿雅克·勤戈夫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P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