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智化与罗大佑是台湾最有主体意义的音乐人，之所以称他们音乐人而非歌手，因为他们对个人人生的感悟与对大众生存的人文关怀已远远超越了流行歌曲的范畴。他们努力从歌词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价值与生命意义，正如古龙与金庸在武侠小说中的努力。罗大佑的超歌手意义已经得到了很大一个圈子的承认，正如金庸正迈向雅文学殿堂。而郑智化像流星一般在天空异常明亮的闪耀之后，始终未得到主流的关注，正如古龙虽然在小圈子中为人激赏，却始终无法如金庸一般从边缘进入中心。
郑智化出身一般，自小残疾，成长中在底层，遇到无数的苦难，他养成偏激孤独倔强的性格的同时，对世态的炎凉，世情的冷漠，底层的艰辛，无从选择的选择了亲身进入式的体验。古龙也是如此，他们都是以一种平视的视角直面市民的人生，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无法超越也不想超越这种身份与视角。
而罗大佑则不同，他出身良好，受高等教育，始终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流星乐坛之父的地位早早建立，即便一度被封杀，也被他的敌对者郑重的对待。他的创作也沁透了他对生命状态的微妙把握与对大众苦难生活的关注，但他对于苦难与底层只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注视，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鱼在水中的直面与体验。他的大气正建立在这份从容与超然的立场。但这种大气在达到一种优雅而广阔的同时，也丧失了对伤疤进行特写镜头所能达到的强烈的震撼效果。金庸也正是如此，他的作品能给人思考后远距离的感动，却很少有古龙一般只看一句话就热血沸腾抑或冷血神伤的境遇。之所以称之为境遇而不用境界一词，因为境遇更有种中性色彩。也许罗大佑与金庸的大气与超然在审美与艺术上是种更高的境界，但小子没那莫高雅，总感到郑与古是我的兄弟，而罗与金更像师长，师长是没有兄弟亲切的 ,往往高层的知识者更欣赏罗大佑与金庸，而喜欢郑智化与古龙的大多是平民化的学人，至少有着平民的底层体验。
郑智化的歌词多是写实化的，写各种各样他熟悉的人，大多是他自己，没有隐藏，低俗的不去隐藏，高傲的不屑隐藏。从水手（《水手》）到浪子（《夜未眠》），从赌徒（《三十三块》）到妓女（《堕落天使》），从小职员（《蜗牛的家》）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从少年轻狂的已经不再新新的新人类（《年轻时代》），到自我封闭的半思想家半食物链最底层的孤独者（《沉默的羔羊》）每个人都在底层真实的挣扎，每个男人都有他自身的影子，每个女人都是他生命中曾经的珍爱。他的创作过程就是在为自己树碑立传，他所有文字的背后都支撑着一个大大的我字。
近来，人人争说罗大佑，陷入一种莫名的集体怀旧情绪。尤其是一些老歌迷——其实也不算老，三十多岁吧——大有白发宫女说天宝的意味，言下不胜神往，不胜感慨。我未能免俗，也凑凑热闹，感怀一下上个世纪的歌声魅影、前尘旧梦。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真是听歌的黄金时代。那时，大陆歌坛除了西北风外，就是一无所有；香港歌坛创作力衰退，大肆COPY日本、欧美的节奏与旋律，最后干脆抄起国语歌——往往流行的国语歌屁股后都跟着个粤语版。惟独台湾流行乐一枝独秀，大行其道。我始终认为，两岸三地的歌坛，台湾属于文化气息最为浓厚的一脉支流。它们的创作者浸淫于中华的传统文化，同时接纳西方文化的洗礼，那一批歌手的文化素质、音乐品位与当下流行的小辈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我从记忆中剔出一个颇具说服力的名字——郑智化。把他与罗大佑比较，就象古龙笔下的傅红雪比之于李寻欢——正好傅红雪也是一位腿部残疾人士。罗大佑渊深海默，出手不凡，例不虚发；郑智化犀利锋锐，剑走偏锋，杀气如虹。从郑智化的经历、修养而言，他缺乏罗大佑那股子雍容的盟主气质，只能做一名孤独的杀手。从功力而言，当然无法与罗大佑比肩，但他歌中那种莫可奈何、痛入骨髓、令人绝望的凄艳之美，是他人所无可比拟的
而另一位音乐界的巨匠相比
罗大佑和李宗盛才气迫人，余者皆望尘莫及，可谓双璧。罗大佑体瘦，李宗盛体胖，罗大佑似老杜，深郁而有担荷。李宗盛似太白，灵动而有高致。罗大佑尽关注重大命题，李宗盛更爱写“凡人歌”。罗大佑是基督情怀，李宗盛多酒神精神。罗大佑似儒，李宗盛近道。李宗盛倜傥，罗大佑痛切。李宗盛就巧，罗大佑求拙。
我认为写的是很贴切的 也十分理性 其实看他们就像是在阅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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