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杨绛女士写这本书时，虽然她的先生和女儿早已不在人世，但她并没有表达跌宕起伏的情感或对事情评论，只是心平气和地叙述那些她和钱钟书以及女儿生活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透露着平淡的幸福，整本书没有华丽的言语，却处处充满着幽默和大智慧。
1935年，杨绛和钱钟书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钱是公费出国留学，攻读文学。杨打算自费也修文学学位，但是文学学额已满，只能修历史，她不乐意，只好放弃，在牛津大学做旁听生，到图书馆自习。因为有很多自由安排的时间，她读了很多书。偶尔因为不是正式的牛津学生而自卑一下，但同时她很快乐。(“我一个人穿着旗袍去上课，经常和两三位修女一起坐在课堂侧面的旁听座上，心上充满了自卑感。“)。（“这一学年，该是我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
钱钟书喜欢用“拙手笨脚”形容自己。从这本书中确实能看到他的“笨”和“拙”，他初到牛津，出门在公交车上摔得牙掉满地，他那时候都是25、6岁的大小伙子了，连公交车都坐不稳，可见他有多“笨”。杨绛说“他不会打蝴蝶结，分不清左脚右脚，拿筷子只会像小孩儿那样一把抓。” “我称赞他能赺年糕，他也不说什么，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儿。我吃着吃着，忽然诧异说：‘谁给你点的火呀？’钟书等着我问呢，他得意说：‘我会划火柴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为的是做早饭。”打蝴蝶结这事男人不会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分不清左右脚，甚至不会划火柴，这就有点过了吧。他都“拙”成这种程度了，可见书呆子气有多“痴”，也体现出妻子对他有多包容。在杨绛生完他们的女儿住院期间，钱钟书一个人就在家尽干“坏事”，打翻墨水，染了房东家的桌布；砸台灯；弄坏门锁；但每次杨绛都安慰他：“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一句“不要紧，我会…..”道出了杨对钱的疼惜和宽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否也应该学学他们夫妻的处事方式，当一方做错事时，安慰对方：“不要紧，我会……”，而不是指责对方：“你怎么这么笨啊，这么简单的事你都做不好”，“说让你别碰，你非得碰，现在东西坏了，你满意了吧”等等。
1937年，他们夫妇又辗转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一年后他们乘船回国。回国后，钱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杨绛回上海和父亲住在一起。次年，钱钟书听从父亲的安排，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他父亲当时也在那儿教书）。当然钟书放弃清华的好差事去蓝田，杨绛是非常不愿意的。 她让钟书给父亲解释得到清华的工作并非易事，但是终究是父命不可违啊。
一九四一年暑假，钱钟书回上海，但是他得知清华再次聘他的消息后，辞去了在蓝田的工作，打算回清华。但是这个暑假他一直未收到聘书。朋友答应他的到中央图书馆上班的事情也迟迟杳无音信，所以这也意味着他失业了。最后杨绛父亲把他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钟点课让给了女婿。 杨绛在这段时期给一个富家女儿当家教，而且还在一所中学当老师。所以我会想，两个人都清华毕业的，又在英国牛津大学留过学，也在法国巴黎大学渡过金，一个做普通学院的临时工，一个做家庭教师，他们会不会觉得委屈？这个肯定的，杨绛也在书中说：“钟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上海沦陷，能解决温饱问题已是幸事，哪还有闲工夫抱怨仕途的不顺。
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妇接到清华的聘约，他们带着女儿回到清华教书，女儿本来打算到清华附中念书的，但是由于身体虚弱，只能在家休学，父母就负责教她初中的所有课程，再说有这样的父母，还怕功课落后别人。不用进正规正矩的学校，钱瑗在清华园的日子很自由自在，甚至在闲暇之余帮助爸爸登记学生的分数之类的零活。钱瑗于一九五一年秋考取贝满女中（当时称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一九五五年秋季中学毕业，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
经过一九五二年的“院系调整”，他们夫妇两人都调任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的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编制暂属新北大。但是由于外文组人员已满，钱钟书被调进古典文学组，选注宋诗。他对自己的职位是不满意，毕竟他是外国文学科班出生的，他当然也想进外文组。但是郑振铎当时是古典文学组组长，他只好从命了，从此未归外文组。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杨绛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1958年，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也出版了。但是随后他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钟书的《宋诗选注》和杨绛的论文都是白旗。从此杨绛不再发表论文。1958年，全国大跃进，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改造，杨绛11月被下放农村，12月底回京。钱钟书12月初下放昌黎，到下一年的一月底（即阴历年底）回京。
一九七七年，他们从单位的办公室搬到三里河南沙沟寓所，终于有了一个稳定的住处，终于有个像样的家了。读到这儿我掐着手指头算了一下，他们俩多少岁才有了一套固定的房子？一个66岁，一个67岁。他们也辛苦了大半辈子才有一套房，当然房子不是自己买的，是由单位分的。所以我就想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没有房子或买不起房子很正常。有时候还拿钱钟书和杨绛的故事自我安慰一下。
一九九七年，钱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钱钟书也离世，就剩下杨绛一个人了。杨绛写到：“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
“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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