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哲学的主干是他的科学哲学，他自己称之为“批判理性主义”，有时，又称之为“证伪主义”。
第一、辩证理解证实和证伪，证实有存在的价值，而证伪并不是每次都摧毁理论。根据波普的观点，归纳推理就是从单称陈述过渡到全称陈述，形成假说或理论。而对全称命题我们不能保证它永远被证实。他说：“不管我们已经看到多少白天鹅，也不能证明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2他把“归纳推理是否得到证明”称作“归纳问题”这本来是正确的，恩格斯和列宁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发现归纳法的不足之处是一回事，反归纳法又是另一回事。波普进而用“ 证伪主义 "来代替“ 归纳法 "更是另一回事。无疑，“证伪”有它一定的意义，每一理论都应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都应是开放和自我批判的。但是把理论的发展归结为“证伪”则是不对的。因为很明显，在科学中，不仅有表述一般规律的全称命题，也有表述特殊规律的存在命题。比如：“至少存在一只非白的天鹅”，对这样的命题却只能进行证实，而不能进行证伪。因为只要我们发现一只天鹅是非白的就证实了它，而发现一万只天鹅都不是非白的也没有证伪它。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反证并不是每次都摧毁假说或理论，有时却促使人们将假说或理论完善起来。比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时候，他并没有掌握到任何新的观测证据，在没有惯性运动和万有引力等概念的条件下他面临的反证是不计其数的，地球为什么不飞出轨道，地球为什么不飞散，河流为什么不倒流等等。这不计其数的反证在二千年前只是阻止了古代日心说的成长，但却没有消灭它。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牛顿力学把它从理论上完善起来了。又过了两个世纪，天文学观察才证实了它。而牛顿力学在统治科学界的二百多年间，同样曾经不断地遇到反证。比如，水星运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立即放弃自己的理论，而一直坚持到十九世纪末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后，最初的一批实验也对它很不利。爱因斯坦甚至依靠某种类似“宗教感情”的对宇宙和谐的信念而紧守了阵地，结果不是反证否证了相对论，而是被相对论所解释了。如果我们按照波普的证伪主义来办事，一遇到反证就放弃理论，那么结果将是可想而知的。任何真正的科学都不可能是脆而不坚的瓷器，一碰即碎。科学理论必然包含有一定的相对真理，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使它在被新的更高的理论取代或包容之前充分发挥其内部所潜藏的一切生命力和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对任何理论都既抱着批判的态度，又要抱着利用的精神，这里的关键就是辩证地理解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的关系。只承认绝对真理而否认真理的相对性，我们就会犯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只看到理论的相对性，看不到其中包含的真理颗粒，则会导致否定一切，批判一切的相对主义、怀疑论、不可知论等等。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在这方面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对前人的理论成果既继承又批判，对自己的理论不作教条的解释。
第二、唯物辩证地理解“观察”与“问题”的关系。关于“归纳问题”，并不是波普首先发现的。十八世纪的休谟已经提出了对归纳法的怀疑：从已往经验的归纳中无法逻辑地得出可适用于未来的必然性。因此波普正确地称之为“休谟问题”。休谟否定了通过感觉经验的归纳而不断地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从偶然上升到必然。但进一步回答是令人失望的，因为他认为，人们之相信归纳的真理，只不过是一种出于习惯的非理性信念。他把经验科学建立在“习惯”基础上了。康德不满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康德为自己提出的问题是科学怎样保证只能开始于经验的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呢？他对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借助于人的先天理智的创造能力把后天经验加以整理、组合，把理智的可靠性传输给经验，从而使经验科学成为可能。波普指出：“康德极力以归纳原理（他称作‘普遍因果性原理’）是‘先验地正确’来摆脱这个困难。但是我认为他为综合陈述提供一个先验的证明这种机敏的企图，并不是成功”。3波普面对“归纳问题”，他的态度很坚决，那就是彻底否定归纳概括的可能性。他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科学是从问题开始而不是从观察开始。他说：“没有观点就没有观察。”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波普做了这样的工作，他“把设想一个新思想的过程同从逻辑上考查它的方法以及由此得出的结果加以截然的区分。”4前者是认识心理学的任务，后者才是认识逻辑学的任务。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把这两个任务用两个问题表达：即“你最初是怎样发现你的理论的呢？”和“你是怎样检验你的理论的呢？”他认为只有后一个问题在科学上才是重要的，而前一个问题“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只涉及纯属私人的事情。”5波普就是这样克服休谟和康德的不足之处的，多么轻松简单！观察和问题之间是个相互更替的链条，正如“实践——认识——实践”一样，可是波普只抽出或截取一段，从问题到观察，而对问题从何而来，他轻飘飘地说，那纯属私人的事情。这能说是科学的严肃认真的态度吗？不过，对这个问题，无论在《科学发现的逻辑》还是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波普都不是没有回答，实际上，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波普是无法回避的。他说：“一切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因素’，或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6没有观点就没有历史；历史和自然科学一样必定是有选择的，否则历史就由一大堆不相干的乏味材料所塞满。”7根据什么选择呢？这就是波普所说的“非理性因素”了，“写我们感兴趣的那种历史，…… 对于与我们观点无关因而我们不感兴趣的那些事实，我们就不必多费心思了。”8写历史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兴趣，按自己的观点在历史的资料库中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而把其它的一切当作废物扔掉。这样历史就成了每个人手中的玩物了。“既然这种选择性观点或历史兴趣中心不能成为可检验的假说，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历史解释。”没有历史科学也没有历史理论，有的只是“多如星星”的历史解释，那么这不是历史的相对主义，不是历史不可知论又是什么呢？第三、证伪原则并没有逻辑必然性。
对他的评价：
这个论证从逻辑上讲是无懈可击的，但其基本观点则是错误的。首先，在波普看来，知识就是猜想，就是假说。那么试问，作为猜想和假说，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的“科学知识”如何对社会历史进程发生强烈影响？其次，退一步说，即使科学知识的增长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也正是如此），但无论这个作用如何重要，对历史进程都不可能成为决定的作用。波普把科学进步的作用加以绝对化，把科学看作是脱离人，脱离人们的经济关系，脱离物质生产及其他一切人类活动借以实现的全部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的、社会发展的独立因素，似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依赖于科学的增长，这是错误的。其实，科学离不开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科学的发展与人们的生产关系也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相反。
他的主要错误在于把意识内容的客观夸大为意识本身客观性和实在性。我们应该肯定意识和意识现象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
因此，波普的这个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波普的哲学，在西方的哲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他是西方哲学从逻辑主义的过渡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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