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作为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对其产生地以及传播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佛教自传入中国，逐渐步入中国各个社会领域，对其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佛教的起源，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相传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古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悉达多·乔答摩传说生于公元前565年，死于公元485年，活了大约八十岁，大致与我国的孔子同时。传说他是一个王子，于二十九岁修行，七年成“佛”。成佛后，游说四方四十年，八十岁“涅般”。悉达多死后，信奉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并在悉达多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东方的一大宗教。因他属于释迦部落，也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隐修者”，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的圣人。
在印度产生佛教产生的同一个时期，出现了耆那教，相传教主是瓦尔达玛那，后称大雄(公元前528——468年)，同释迦牟尼一样，也出身于刹帝利(当时的贵族阶层)。三十岁出家修行，十二年后得道成“耆那”或“尼犍多”，“耆那”是“战胜情欲者”的意思，“尼犍多”是“超脱红尘”的意思。佛教和耆那教的很多思想是相同的，有不同的地方也通过相互柔和，在后来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并入佛教，成为佛教领域的思想基础。佛教在接受原来的婆罗门教的部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符合当时时代的思想，能为更多的人(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接受，“佛”主张废除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提倡众生平等，反对杀戮。修行以五戒为主，即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饮酒，不主祭祀，不拜偶像，传教用语通俗，不排斥低级的瓦尔那人入教。佛教提出了“四谛”，也就是佛教认为的四个真理。“苦谛”、“集谛”、“灭谛”、“道谛”;劝告统治阶级善待被统治阶级，也劝告被统治阶级消除欲望，放弃斗争，忍受痛苦，寻求真道。佛教继承了婆罗门教的“造业”与“轮回转世”的说教，认为这生受苦是由于前生造的业，这生享受是由于前生积的福。这些思想被当时的统治阶级利用，成为镇压人民反抗，以及维护自已统治地位的合法理由。当时的摩揭陀国的瓶沙王和阿阇世王一方面对人民横施严刑，另一方面却又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佛教思想在东方地域的流行和扩大，在当时条件下，有利于当地统治阶级统治维护，增强了被统治阶级的忍耐性和承受力，但造成的负面影响是让当地的民族群体的反抗和斗争的素质下降，甘心受奴役的心态加重了，这就是东方国家在后来被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潜在原因。这也是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印度的佛教同中国的道教和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的理念，在很大的程度上有相溶性，自从佛教引进中国以来，虽然同中国的道教和儒家思想有不同的地方，有过排斥的历史，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相互溶合中彼此相长。更大的程度上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
大约前4世纪中叶佛教内部由于对教义和戒律的认识产生分歧，分出许多教团，进入部派佛教时期。约公元1世纪，印度本土出现了大乘佛教的思潮，发生了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历史性分裂。佛教的传播大约在公元3世纪从摩揭陀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开始，中间经贵霜王朝迦腻色迦王，不断向印度境外传播，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一大乘佛教为主，称为北传佛教；传入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以小乘佛教为主，称为南传佛教[1]。
佛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尚无定论，异说颇多，大体在公元前后两汉之际，最广泛的说法是东汉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传说中的白马驮经讲的就是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原地区的初始情况。
近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应该是在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相传明帝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佛法，在月氏国（即今新疆伊犁河上游一带）遇见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于是邀他们回洛阳，并用白马驼着许多佛经带回中国。永平十一年，明帝为两位印度僧人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称为白马寺。这两位僧人曾翻译了一部份佛经，即今现存的《四十二章经》。
佛教初传中国，依附于黄老，当时人们把它看作方术的一种，或者是看作当时民间流行的信仰或巫术之一。《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一方面崇尚黄老，另一方面又尊崇佛教，具有道家特点的黄老之学与佛教被人们相同看待。佛教的精深教理在当时也不为人们正确理解，灵魂不灭和轮回报应的思想是人们理解的最初的佛教义理。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它只是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百姓很少接触。到东汉末年，佛教开始在社会上有进一步的流传。在汉代佛经的翻译中，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迎合特别表现在对儒、道思想观念和名词术语的借用上，因而汉代的译经儒化和道化的倾向十分明显。
汉译佛经的老庄化倾向不仅有利于佛教思想在中土的传播，而且也加深了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影响。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玄佛合流的出现，都与此深有关系。汉代译经还十分注意对以儒家名教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迎合。
总之，这时佛教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熟知，主要流行于上层社会，处于依附于道家或道教的情况。
在魏、吴、蜀三国鼎立的时代，佛教在中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在北方的魏国及南方的吴国，有关蜀国的佛教史料则很少。由于曹魏建都于洛阳，所以魏国佛教可以说是汉代佛教的延续。在这个时期，仍有不少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华，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其中最着名的是昙柯迦罗及康僧会。
三国时代只有五十多年，从佛教的发展来说，尚属启蒙阶段，因此在思想的建树上，可述者不多。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许多文人崇尚清谈之风，有名的竹林七贤，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们放浪形骸、隐遁山林，批判礼法不遗余地，又纵论老庄之学。当时儒家的地位极为没落，道德沦丧、风纪败坏莫此为甚。由于在乱世生活太痛苦，因此人们兴起出世的愿望。佛教于此时传入中国时机上可算是“趁虚而入”，恰逢其时。然而，正如当代儒家学者韦政通指出，这也是后来的一千多年中，中国文化始终未能脱离出世倾向，甚至日趋衰危的主因。
西晋时的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其中最杰出的译经师乃是竺法护。他长居在敦煌，并曾随师周游西域，通晓西域三十六种语言。他曾译出《般若》、《法华》、《华严》、《涅盘》等经，共约一百五十多部三百余卷经典。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极大，因此被尊称为敦煌菩萨。
东晋时期中国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方为东晋所统治，北方则是由匈奴、鲜卑、羯、氏、羌等族所建立的十六国所管辖。这些北方的统治者，多数来自西域，同时他们也想利用佛教来巩固其政权，并与以儒道为主流思想的汉族相抗衡，因此，他们往往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其中后赵（公元319－352）的石勒石虎，前秦（公元351－394）的符坚等人，更是提倡佛教不遗余力。因此，佛教在中国北方开始盛传。
此段时间，正是儒家势力衰微，而神仙方术的庸俗信仰与老庄思想勃兴的时代，人们对“怪力乱神”的事大感兴趣。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在此时大盛，也与此有关。日本当代佛教思想史权威柳田圣山认为，佛教之所以能强烈地吸引中国人的兴趣，恐怕不纯然是教理的理解问题，而与人们希望长生不老，喜欢探究超自然的能力有直接的关连。佛教首先即以此通俗信仰的型态，生根于中国社会之间的。
三国两晋时期，佛教在与中国固有思想文化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中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是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不安，百姓的苦难与被拯救的渴望，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使佛教得以赶超中土原有的各种宗教信仰而与传统的儒、道并存并进，为隋唐时期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奠定了基础。
东晋灭亡之后，继之而起的王朝，在南方有宋、齐、梁、陈。在北方，则先由魏统一五胡，然后再分裂为东西两半。东魏之后为北齐，西魏之后为北周，最后才由隋统一南北。前后共历一百六十年。
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由于地域的分裂而产生南北两种传统，有“南义”、“北禅”的各自特点。这个时期的佛教与儒道关系全面展开、也是佛教在三教关系中进一步发展的时期。随着佛教的日趋兴盛，佛道儒三教之争，特别是佛道之争也在这个时期突出了出来，“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有两次出现在这个时期，而这两次灭佛事件都与佛道之争有密切的关系。
南北朝的统治者把佛教看作有助统治和维持社会太平的工具，除了扶持佛教外，还对其加紧控制管理，建立了佛教的僧官制度。
北朝佛教重视戒律与禅定，推动了起塔造像的活动。在民间下层，观音信仰、弥勒信仰以及净土信仰弥漫各地。北朝佛教的禅学发达，对后出的禅宗产生影响。南朝的禅学对后出的天台宗有重要影响，南方的佛教义学讲求佛教精神实质，在理论上多有发挥，讨论佛性思想众说纷纭，据说达11家之多。
南北朝译经事业非常繁荣和发达，国家组织译场，很多重要的印度佛教经典都被陆续翻译出来，中国僧人自己撰写佛书，甚至编纂伪经。佛教界内部还产生许多专门研习某一经典或以印度佛教的某一派经典为主的学派。前去西域或印度求法的僧人众多，法显和宋云、惠生都是著名的僧人。
由于南北战乱频仍，民族矛盾尖锐，加上佛教的急速发展，遂与儒道二家发生冲突。在南朝，佛教与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思想文化的争论，这包括了佛道之间谁高谁低的争论，佛儒之间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神灭与否的争论。在北朝，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发动过“灭佛”的活动。
中国佛教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从印度佛教中独立发展起来，而在隋唐时期达到最高峰。事实上，直到隋唐时代，才有纯中国的佛教宗派出现。而南北朝时代的各宗，除了极少数之外，都逐渐被新兴的中国佛教宗派摄融，而失去了独立的精神。
隋代虽然立国短暂，只有三十七年，但因为在政治上统一了南北，也促使佛教的南北两大体系被综合起来。南方佛教的思辩化，和北方佛教的实践性，至此达到有机性的统一。
隋文帝自登基之后，就改变了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而以提倡佛教作为巩固其政权的方针之一。他甚至设立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物。隋炀帝也笃信佛教，他曾尊称智顗为“智者大师”，对智顗创建“天台宗”提供不少助力。由于隋朝统治者扶持佛教的政策，使寺院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然而也因此在隋末的农民战争中，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一样，都成为农民起义军打击的对象。
唐代初期也十分支持佛教。唐太宗（公元599－649）很重视佛经的翻译工作，特别为自印度取经归国的玄奘建立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也下诏在全国各广建佛寺，以悼念阵亡将士，安抚人心。由于唐太宗对各宗教都采宽容政策，因此景教（基督教）、摩尼教以及波斯祆教，都于此时经由西域传入中国。
后来武则天更是崇佛信经。她一方面利用僧人怀义等所伪造的《大云经》和宝雨经》为自己的篡权称帝辩护，自谓系得到佛的“授记”（预言）。但是另一方面，她也赞助《华严经》的翻译工作，并支持法藏创立了“华严宗”
中兴唐室的唐玄宗开始限制佛教的发展，但并未放弃对佛教的利用。然而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与国家经济利益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终于导致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的灭佛运动。这是一次对佛教空前沉重的打击，绝大多数佛教宗派从此一蹶不振，所以是佛教在中国发展鼎盛时期的结束。因此，便有了唐武宗灭佛。
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最鼎盛的时期，高僧辈出，宗派林立，各擅胜场。由于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交流频繁，加上唐朝初年，歌舞升平，这都是促成佛教在此时蓬勃发展的原因。
入宋以后，佛教虽然趋于衰微，但仍然有所发展，特别是它传播的范围和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都达到了相当的程度，它对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的渗透，也日益加深，儒佛道三教关系表现出了不同于过去的一些新特点，在三教合一逐渐成为整个思想文化基调的背景下，对内禅净教趋于合一，对外佛道儒进一步融合，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最重要的特点。
宋代，禅宗和净土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最终形成了“五家七宗”。朝廷对佛教进行总体上的控制，同时利用佛教来为国家创造收入。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宋代雕刻了第一部雕版汉文大藏经。这时佛教正在进一步世俗化，各种法会不断，佛教的仪式日益丰富，寺院活动更为商业化。僧人宣扬佛教服务于王权，依附于儒教忠君爱国的原则，认为佛教的道德有助于王化，有助于社会道德的建立。在理论上，佛学与儒学和道教进一步相互融合，走上了“三教合一”的发展主流。佛教界内部则融和禅净二宗。
辽代佛教最为兴盛的是华严宗和密宗。皇室提倡佛教，帝后动辄斋僧，民间流行“邑社”的团体。金人治国用儒术，辅助社会用佛教，留给后世的是刻本大藏经《赵城藏》。西夏国也将全部《大藏经》翻译成西夏文字。
元代统治者尊奉藏传佛教，以喇嘛为帝师，特别利用藏传佛教来稳定西藏和蒙古地区。在藏地，佛教出现了数支派别；在内地，天台宗流行于江浙一带，还有宋以来形成的白莲教和白云宗。总之，这一时期的佛教在民间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个时期，佛教已由高峰滑落。只是佛教在各个地区的兴衰情况不一，各个宗派的起伏也不相同，充分表现出佛教各宗派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
明清两代，佛教进一步衰退。明初统治者从制度上限制佛教的社会地位，将佛寺分为“禅”、“讲”、“教”三种。每种寺院的僧人，连穿什么样的衣服也有规定。清代沿袭明制，加强僧官制度，内地主要仍为禅净两宗流行，寺院流行做佛事。
明太祖原系僧侣，对佛教的护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由于他出身秘密宗教之“明教”（白莲教之前身，与摩尼教和弥勒教有关），深悉宗教力量庞大，乃再度以“既利用又限制”的两面手法来对待佛教。他规定僧尼“或居山泽，或居常住，或游诸方，不干于民”。这使得僧尼的经济只好建立在寺产和经忏上，而不能建立在广大的信众上，这造成佛教的没落。同时他还曾露骨地表示：“释道二教，自汉唐以来，通于民俗，难于尽废，惟严其禁约，毋使滋蔓。”更使得佛教的发展，无形中受到许多的限制。
明代佛教在吸收道教传教方式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糅合儒家伦理与佛教学说的著作，三教合流更为明显。明末以袾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高僧为旗帜，面对佛教在民间的世俗化和商业化，特别提出了读经的重要性。明代政府曾经取消藏传佛教的特权，但出于政治需要，仍在西北设藏传佛教的僧官，优礼西藏喇嘛。清代更是对藏传佛教予以扶持，给藏传佛教领袖很高的待遇，同时又加强了中央的管理权，规定采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遴选活佛，并以此形成历史定制。
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佛教政策。历代皇帝对佛教教既有保护和扶植，但也有些限制。大清会典的律令规定：僧道不得沿门化缘，不得外出，妇女不得到寺庙进香礼拜等。乾隆皇帝更公开表示，“释道是异端”，并希望佛道人士可渐次减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佛教的衰颓，是在所难免的。清末，法相宗曾经一度重兴，一些人想将此作为挽救衰败的国家和世道人心的思想武器。西藏密宗和日本密宗也被引入内地，但并未能扭转佛教下滑的趋势。由于佛教僧人的素质不高，一些居士自成体系，刻意讲学传法、刻经流通，为复兴佛教做了大量工作。
清代更是对藏传佛教予以扶持，给藏传佛教领袖很高的待遇，同时又加强了中央的管理权，规定采用“金瓶掣签”的方式遴选活佛，并以此形成历史定制。在藏区和蒙古地区，佛教在经过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后，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特有的社会制度。在云南边陲地区，来自缅甸与泰国的南方上座部佛教传入，最终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佛教。
民国时期，佛教仍处于不景气之中。随着西方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的广泛宣传，批判封建思想和非难宗教的思想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新文化任务之一，与封建思想和落后制度相联系的佛教自然受到了冲击。
佛教为了救教，致力于内部的整理及改革。佛教界成立了中华佛教会，试图重新振兴佛教。释太虚提出了改革佛教的三大主张，但成效不大。一些学者将国家的振兴寄托于佛教，认为佛教里面有很多思想与西方的思潮有共同点，或是佛教里早已有之。以居士为主的团体，与僧伽并立，他们推崇较理性的知识佛教，注重义理的研究。随着世界佛学的研究，中国的学术界也开始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佛教，取得了不少的成果。
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旧中国恹恹一息的佛教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在修复寺庙、保护名胜古迹，整顿僧侣制度，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培训僧侣人材等各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人民政府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宪法中规定了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条文，保障信徒的正常宗教活动。佛教院校和各种培训班的开办，名胜古迹的整修保护，佛事和各种节日活动的开放，出家僧团的后继人的大规模培训，佛教经籍印刷发行业务的恢复等等，所有这些说明在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佛教能在中国传承二千余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历代有众多的大德高僧努力推动佛法融人本土社会，并让寺院成为当地社区民众精神生活的寄托之所。寺院的善己利他行为，又从物质生活层面使寺院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得以增胜增强。
总之，佛教自古印度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传统文化充分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佛教，它在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及其它各个领域的同时，远播海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在全国佛教界和佛学界的共同努力和积极工作下，中国佛教的发展是振奋人心的，它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前景是非一片光明。可以说：中国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发展于中国大地，影响着全世界，它将在中国土地上继续孕育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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