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歌赏析

徐志摩诗歌赏析

徐志摩（1897-1931），浙江海宁人，1916年赴津京求学，曾师从梁启超。1918年赴美留学，1919年9月毕业于克拉克大学历史系，1920年9月获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然而，他放弃了进而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怀着对罗素的崇拜之情，转投英国剑桥。当时他并不知道，由于罗素在战争时期的反战主张早已被剑桥大学除名，所以，当徐志摩好不容易进入剑桥后，突然失去了目标，将所有的才情都转移到了爱情和文学上。同时，剑桥在徐志摩的心中也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情结，一个永远的梦想。将“剑桥”（Cambirdge）称为“康桥”不仅仅是徐志摩在翻译上的独创，而成为了徐志摩诗情的标识。

　　徐志摩的诗歌主要收在《志摩的诗》（1925）、《翡冷翠的一夜》（1927，“翡冷翠”，意大利的文化名城，现通译“佛罗伦萨”）、《猛虎集》（1931）和他去世后编辑出版的《云游》（1932）四部诗集中。从徐志摩诗歌写作的时间顺序看，总体上表现出一个明显的趋势：随着理想的越来越渺茫，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焦急和消沉。在《志摩的诗》中，诗人的情绪是快乐的，因为他正满怀希望。即使他已经知道，这一理想几乎没有实现的希望，他也要“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加鞭”（《为要寻一个明星》）。正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他在《先生！先生》、《叫化活该》、《谁知道》、《太平景象》等诗中对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表示了人道主义的同情，在《残诗》中，借清朝的末代皇帝被逐后故宫的荒凉景象，感叹了当时国家的破败。到《翡冷翠的一夜》，他的热情几乎完全消退了，剩下的一方面是焦急，一方面则是失望。他曾说：《翡冷翠的一夜》“可以说是我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徐志摩：《〈猛虎集〉序》）。《再不见雷峰》借杭州西湖旁雷峰塔的倒掉，发泄了自己对现实的愤慨：“这塔是镇压，这坟是掩埋，镇压还不如掩埋来得痛快！”《大帅》、《“人变兽”》等现实题材的创作，也比《太平景象》中的感情更激烈。但在诗人心中，还保留着那位“学一个海鸥没海波”的“女郎”（《海韵》）。再到《猛虎集》，诗人几乎完全绝望了。不但感叹“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而且爱情诗也堕落到了“得！我再亲你一口：热热的！”（《活该》）这样庸俗的地步。而由于他曾写下“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秋虫》）以及“青年的血，尤其是滚沸过的心血，是可口的：——他们借着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着喝”（《西窗》）这样的诗句，更成为了左翼作家批判的对象。

　　徐志摩诗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对理想的追求，二是对现实的不满，三是对爱情的歌唱。徐志摩曾说：“我的友人多叫我‘理想者’，因为我不开口则已，一开口总是与现实的事理即使不相冲突也难符合的”（徐志摩：《天下本无事》，《晨报副刊》，1923年6月10日）。徐志摩的理想，就是先进文明的资本主义。具体地说，就是“英国工党式”的政治模式。在他的早期诗歌中，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特有的时代气息和乐观精神，可以看到诗人希望祖国早日摆脱贫穷落后，走向进步繁荣的强烈愿望。徐志摩的一生，就像他在《婴儿》一诗中所说的那样，一直在“盼望着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因此，对理想的追求，既是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主要内容，也是他的诗魂。对现实不满，是因为理想得不到实现，而对爱情的歌唱，又多半是借“情诗”表达的政治理想。因此，徐志摩素有“诗哲”之称。茅盾曾说：“志摩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开代’的诗人”（茅盾：《徐志摩论》，《现代》2卷4期，1932年12月）。《雪花的快乐》（写于1924年12月30日，最初发表于《现代评论》1925年1月17日出版的1卷6期，后收入《志摩的诗》）是徐志摩早期的一首有名的爱情诗，也是一曲飘在半空中的理想之歌：“假若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中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这朵潇洒的雪花，不去冷寂的幽谷，不去凄清的山麓，也不去荒街，而认清了她要去的花园。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他的爱情诗虽然与他的爱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但也十分明显地寄托着他的政治理想。“志摩的许多披着恋爱外衣的诗不能够把它当作单纯的情诗看的；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信仰”（茅盾：《徐志摩论》，《现代》2卷4期，1932年12月）。雪花的潇洒，正表现了诗人的从容和自信。

徐志摩诗歌在形式上变化多样，既写散文诗，也写自由体诗，当然也写富有建筑美特点的新格律诗。但徐志摩的新格律诗很少有整齐划一的形式，在诗行的排列上，更注重在错落有致的变化中保持整体的谐调，更具现代风格。《为要寻一个明星》是徐志摩诗歌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向着黑夜里加鞭；——

　　向着黑夜里加鞭，

　　我跨着一匹拐腿的瞎马。

　　第一、四行用长句，第二、三行用短句，而三、四行实际上又是一、二行倒装后的重复，而且节节如此。《雪花的快乐》每节的结构更为复杂，但由于它也是节节如此，同时又能做到不露痕迹，表现出诗人非凡的艺术才华。徐志摩诗歌并不刻意追求词藻的绘画美，但富于想象力，又善于驾驭现代汉语中的各种雅俗语言，因此，在文词的使用上也常常表现出“香艳”或“浓艳”的特点，甚至以丑为美，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有着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香艳”如《她是睡着了》：“看呀，美丽！三春的颜色移上了她的香肌。”《罪与罚（二）》：“肉鲜鲜的引诱”，“鲜艳的沉沦”等；“以丑为美”如更接近他的散文风格的《婴儿》：“她那眼，原来像冬夜池潭里反映着的明星，现在吐露着青黄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烧红的炭火，映射出她灵魂最后的奋斗，她的原来朱红的口唇，现在像是炉底的冷灰。”

　　徐志摩诗歌在音乐美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影响也最为深远。在理论上他将音乐看作是最为重要的诗美因素。他在《诗刊放假》中说：“正如一个人身的秘密是它的血脉的流通，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浪动。……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得凭你体会到的音节的波动性”。他的作品几乎全部采用当时的口语，就是现在的读者读来也琅琅上口，韵味十足。在这方面，《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一首》和《再别康桥》都堪称经典。《沙扬娜拉一首》是音乐美的代表：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沙扬娜拉一首》是组诗《沙扬娜拉》的最后一首。组诗原为18首，写于1924年5月随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期间，最初收在《志摩的诗》初版本中，诗集再版时，作者删去了前17首。这首只有五行的小诗，充分体现出徐志摩诗歌的婉约之风，虽然带有浓郁的脂粉气，但词藻却并不浓艳，没有用“雪白的肌肤”、“艳红的嘴唇”、“云霞般的和服”等的艳词俗字，而是准确地抓住日本侍女在与客人道别时的一瞬，用“温柔”、“娇羞”、“忧愁”等富有感情色彩的词汇，道出了说不尽的温情，画出了一个侍女动人的形态和神态，特别是最末一句“沙扬娜拉”的款款道出，犹如一幅余音缭绕的娇美图。徐志摩的诗歌形式自由而又都精巧典雅，深得白话新诗的精髓。《沙扬娜拉一首》单看是一首标准的自由体诗，然而，他却用大致相同的形式一口气写了18首，于是，一个新的“格律”形式就诞生了。新旧格律的本质区别在徐志摩诗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再别康桥》（写作于1928年11月6日访欧归国途中，发表于同年12月的《新月》1卷10期，后收入《猛虎集》）是徐志摩诗歌的代表作，也是其音乐美和运用现代口语的典范。徐志摩是“康桥文化”的膜拜者，“康桥”在他的一生中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他对康桥的留恋之情，似乎也成为了他一生永恒的主题。《康桥西野暮色》和《夜》表现了他对康桥的深情厚意，《康桥再会罢》是康桥情结的集中代表：“康桥，再会罢；/我心头盛满了别离的情绪，/你是我难得的知己，/……归家后我母若问海外交好，/我必首数康桥；”而《再别康桥》则是“康桥系列作品”中最为动情也最为动人的一首。它在平白自然的口语中，奇迹般地写出了无声无泪的惜别之情。在第一节短短的四行里，竟一口气一连用了三个“轻轻的”，而在诗的结尾，又换成了两个“悄悄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可以看出，徐志摩不但善于根据要表达的内容创造不同的形式，而且更善于用不同的手法来创造优美和谐的旋律。《雪花的快乐》表现的“雪梅之恋”的优雅，情调是欢快的；《沙扬娜拉一首》表现的是客人对侍女的留恋，情调是温馨的；《再别康桥》表现的是诗人对心中圣地或者理想的诀别，其情调是无奈的。徐志摩诗歌重视诗的音韵，形成了“自由轻快”的独特风格。他常常交替使用交韵（ABAB）、抱韵（ABBA）、随韵（AABB）等几种韵式，既严格又自然，很有功底。被卞之琳称为徐志摩诗歌在形式上最为完美的《偶然》，就采用了“交韵”的一种变体（AABBA）。这种AB韵交替使用的韵式，对于造成跌宕起伏的节奏效果明显，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并不少见，在西方律诗中更为普遍。徐志摩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开拓了新诗的表现形式，对白话新诗加快艺术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ca32e4b564ce0508763231126edb6f1aff00711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