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北京时刻12月8日凌晨零点30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领奖演讲。莫言的演讲主题是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在约40分钟的演讲中，莫言追忆了自己的母亲，回忆了文学创作之路，并与听众分享了三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以下为演讲全文实录：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差不多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然而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久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差不多腐朽，母亲的骨殖，差不多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仿佛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讲，就是对母亲的诉讲。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小孩。我经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经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足，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躯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无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寻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讲：亲小孩，那个打我的人，与那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讲：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如何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讲：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罢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钞票。算完钞票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非常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讲：亲小孩，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峻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那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假如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寻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不处走进来。她对我的哭非常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讲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讲：小孩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可不能去的。



　　我喜爱讲故事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讲：亲小孩，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都市，有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小孩，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搁了干活，她从来没批判过我。



　　有一段时刻，集市上来了一个讲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不记得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判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讲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讲书人差不多上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慢慢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经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非常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讲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讲，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小孩，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苦恼。我在小讲《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小孩，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讲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小孩。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讲话能力和极大的讲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讲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爱讲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非常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小孩，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非常孤独，非常寂寞，内心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出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儿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讲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讲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讲。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讲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一辈子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讲数人讲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差不多上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倾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小孩，醉心地倾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驰一边大声唱歌。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唱歌，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咨询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那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点，开始了我人一辈子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假如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进展与进步，假如没有改革开放，也可不能有我如此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倾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小孩，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榜样，因此，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非常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闻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讲。在《秋水》这篇小讲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那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如此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假如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依照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因此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阻碍，其全然是因为阻碍者和被阻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尽管我没有非常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如何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如何样干。



　　我该干的情况事实上非常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讲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讲，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小孩，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小孩。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不管多么奇妙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讲，小讲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讲《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讲，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小孩，是我全部小讲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讲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能够讲，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那个沉默的小孩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那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胖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因此，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经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讲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讲《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非常耐心地回答提咨询，但非常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亲小孩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讲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不。小讲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活泼，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讲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讲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讲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胖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讲的初稿。



　　在《丰乳胖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讲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讲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不管是起源于梦境依旧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亮个性的，用很多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专门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讲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那个讲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差不多上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如此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差不多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讲中人物同名者寻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情况，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讲：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讲apos;我父亲那个土匪种apos;，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讲时，面对着的最大咨询题，事实上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判，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慨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讲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讲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讲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如此，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怀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明白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明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模糊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那个充满矛盾的模糊地带的作品，也就必定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一辈子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因此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讲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讲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假如讲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受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讲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讲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讲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讲，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讲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讲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讲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差不多上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讲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讲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讲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同意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那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那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非常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因此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差不多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如此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依旧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讲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那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足的妻子。那个惊奇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小孩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通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那个人物，那个画面，便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明白，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那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伙儿争议的对象是我，慢慢的，我感到那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讲：对一个作家来讲，最好的讲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讲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讲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爱他。在当今如此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应该同意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讲，但在今天如此的场合我必须讲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讲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依旧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奇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讲，那天来寻他讲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同意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同意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讲：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同意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大概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讲：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同意惩处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情愿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伙儿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讲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同意惩处。因此大伙儿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伙儿就催那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伙儿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讲我的故事。感谢大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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