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梁启超

我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领袖，学者。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陈涉为拯救众多生活在暴秦统治下的劳动人民，毅然发动起义，震动了秦朝统治；康有为、梁启超为拯救日渐衰败的清王朝，奋然发动了公本上书，立志变法；孙中山为了救民于水火之中，救国于为难之中，四初呼吁，决然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回望过去，历史上确有不少伟人担负起拯救国家，拯救民族的责任。不管他们是否成功，至少他们毅然担负起这份责任的勇气是伟大的。

1872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病死于南京。次年，在广东省新会县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梁启超降生。如果说曾国藩的离世预示着中国传统旧道德的没落，那么梁启超的出生，则象征着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以追求自由和民主为目标的时代。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那强有力的语句出自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去奋斗，去拼搏。从进京赶考的“公车上书”到变法图强的“百日维新”，这个知识青年立志要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变法失败，捕杀维新人士。懂得变通的梁启超逃到国外，没有人说他是怕死，因为他为国家之崛起保存了力量。

从呼吁变法到提倡君主立宪，再到反对复辟帝制，梁启超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脉搏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也完整地记录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我们眼中的梁启超，从来都是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大声疾呼，以一种时代先驱的姿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论对方官有多高，权有多大，反对或是支持，他都能做到据理力争。作为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一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为中国的未来默默奔走，鞠躬尽瘁。今天，我们后人再来品味他的思想，也只会让我们觉得他比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梁启超还要伟大的多。

梁启超，提起他，就不得不提起他和康有为“公车上书”，“百日维新”。虽然，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但梁启超真正让后人记住他可仅仅不是因为那段历史，而是他短暂人生中留下的1400多万字的作品。这些文字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无可抗拒的洪流，也为我们今天在哲学,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文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他在人生后期完成的学术著作中，梁启超先生为我们展示了他独到的学术分析角度和精辟的语言艺术，让我们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尤其是在哲学和美学上，他做出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的哲学美学领域可以说是少有人及的。文如其人，他一生奋斗不止，笔耕不辍，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始终没有找到正确的政治道路，但他的永不言弃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国人学习的。

但是，他的人生对于我们来说仍然太短暂，他逃过了慈禧的魔爪，却死于一个庸医之手，不能不让人惋惜。今天，梁启超的墓碑悄悄地立在北京香山植物园里。墓碑上没有装饰、没有头衔、没有生平。就是这块朴实的墓碑，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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