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时代的婚姻观
紫姬是否是源氏的正妻，不管在日本还是所有喜欢或研究它的人中一直都没有定论。
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日本古代的妻妾制度和中国古代的妻妾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中国的《唐律疏义》中说“妻者，齐也，妾通买卖。等数相悬。”而日本的《养老令》却明确规定妻和妾同为二等亲。《大宝律令》的注释书《古记》中记述有“本令（指唐朝的律令）妾比贱隶……此间（指日本）妾与妻同体。”
十世纪中叶以后的平安文学作品中，由于假名的普遍使用，“妻”、“妾”等汉语词汇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北方”、“当腹”、“外腹”等词语，这些词语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以区分同居和别居的这些妻子们，同居的妻子明显优于别居的妻子。从这时期起，日本的妻妾制度从从前的按结婚时间的先后顺序，过度到了同居别居的时代。
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准确的说应为“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位发妻，二位平妻子，四位偏妾）”，而平安贵族的婚姻，无论从婚姻理念还是婚姻形态上来说，都是一种“一夫多妻制”，其最大特点就在于无法将“妻”的地位永久的固定在一个女性身上，也无法在制度上将一个女性与其他女性作明显的区分。当然这种“一夫多妻制”并不意味着妻子们之间的完全平等。在现实生活中还是有所区分的，古日本甚至还流传有一种“打后妻”的习俗，即先结婚的妻子有权对后结婚的妻子表示自己的嫉妒和愤怒。
在《源氏物语》的世界里或者说在平安朝贵族的多妻婚社会里，男子的诚意并不表现在他对妻子的忠贞上，而是表现在他对妻子的坦诚上。
对女子，特别是同居的正妻公开自己和别的女性的关系，以此表示自己并无隐瞒之心是很重要的，而女子在对待男子和其他女性的关系上则要适度的表示“嫉妒”，这种“嫉妒游戏”在光源氏和紫姬之间能够经常看到。
再回到《源氏物语》上来，有人认为紫姬缺少一个正式的“婚礼”，她并不住在寝殿而住在“对屋”，以此断定她不是正妻；但也有人认为从紫姬被称为“北政院”这一点上，就可以认定她应该是源氏的正妻了。紫姬是否为源氏的正妻，是一直存在有争议的话题，我们不能用古代的中国婚姻制度去理解日本婚姻制度。
所以，如果在看《源氏物语》时能多看看其它有关古日本的资料，就可以更深层次地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剖析人物思想，走进《源氏物语》世界。
关于《源氏物语》的主旨，迄今为止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源氏物语》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小说，具有多重性主题。因此，应该多侧面、立体地理解《源氏物语》的主旨。
从时代及作家世界观看，作品似乎要表现“罪与罚”及向往“彼岸净土”的 思想。
日本平安朝时代，贵族普遍信奉佛教。紫式部作为贵族的一员，也接受了“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观念。她在与友人“和歌赠答”中，常常流露出“因果报应”及“无常”思想。《源氏物语》中，主人公源氏及许多重要人物，如朱雀帝、藤壶王妃、三公主等，都纷纷看破红尘，遁入空门。源氏对秋好皇后说：“观此人世无常之相，不由人意气沮丧，难于安心。于是遁世出家之志，日渐坚强起来。”这正是作家厌恶现世“秽土”、向往来世“净土”思想的反映。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作家对现实世界的厌恶，对理想世界的向往。紫式部以女作家特有的敏锐，预感到平安王朝的式微。
《源氏物语》里，有两件事非常引人注目，有人把它称为作品的“主眼”。一件是，源氏与父亲的妃子——自己的继母藤壶私通，生下儿子。但名义上这孩子是桐壶天皇的儿子。这一乱伦之罪使源氏和藤壶的良心备受折磨：“想起那件隐事，但觉痛心”。它像幽灵般盘踞在他们心头，成为永远无法逃脱的“原罪”。另一件事情是源氏的年轻妻子三公主与柏木私通，生下一子。然而名义上是源氏的儿子。事发后，柏木“痛悔罪愆深”，郁郁而死。三公主也被犯罪感压得抬不起头来，最后削发为尼。这两件事之间有内在联系：前者是源氏犯罪，后者是对源氏的惩罚。源氏说：“我一生犯了许多可怕的罪孽，这大约是报应吧。”紫式部本着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告诫宫廷贵族：犯乱伦之罪，要受惩罚。不要重蹈源氏覆辙。意在“把坠入爱河的王朝人从爱河中救出来”。
从日本独特的美学观念看，《源氏物语》的基本精神是“物哀”，即“对人生不如意的哀感”。日本学者本居宣长在《日本文学史》中说：“在人的种种感情中，只有苦闷、忧愁、悲哀——即一切不能如意的事，才是使人感受最深的。”紫式部以极其细腻的笔触，表现人在外部环境触发下所产生的悲凉、凄楚之情。《源氏物语》第一回，桐壶天皇自美人更衣死后，“哭声多似虫鸣处，添得宫人泪万行”。为小说奠定了悲剧基调。源氏被流放须磨前，“渐觉世路艰辛，不如意之事越来越多”，因此他想自动离开京都，避居须磨。到了须磨，“忧愁之事，不可胜数”。每当风和日丽之时，源氏追思种种往事，常是黯然泪下。当一轮明月升上天空时，他对月长叹，朗吟“二千里外故人心”。不久，源氏时来运转，荣华富贵达于绝顶。即便如此，源氏还是痛感人世之无常。他想：“试看古人前例，凡年华鼎盛、官位尊荣，出人头地之人，大都不能长享富贵。我在当代，荣华已属过分。全靠中间惨遭灾祸，沦落多时，故得长生至今。今后倘再留恋高位，难保寿命不永。”平时，源氏“任情而动”。他那多情多爱的毛病，既苦了自己，又害了别人。他先为相思所苦，又害怕隐事被人发觉。因此他每得一个女人，就多一份哀愁。欢悦是短暂的，不安是长久的。源氏爱过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有的暴死荒郊，有的精神失常，有的削发为尼，有的独守空房。在《源氏物语》里，无论是隆盛的宫廷宴会，还是凄凉的流放生活；无论是情场失意之时，还是封官晋爵时刻，都伴随着人生的哀伤。作品笼罩在哀怨的悲剧气氛中。
日本“物语”分“昔物语”和“今物语”两类。“昔物语”主要写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传奇、鬼怪故事。“今物语”则写现实社会中的人情。《源氏物语》属于“今物语”，是一部表现社会人情的小说。紫式部在作品里反复强调：“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表示专写宫廷里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风流韵事。《源氏物语》写了４代人——桐壶天皇、源氏和头中将、夕雾和柏木、薰君和*<皇子等人的恋情。桐壶天皇对美人更衣“三千宠爱在一身”。他爱美人胜过爱江山。更衣死后，他“日日愁叹，不理朝政”。虽“万人讥笑怨恨”，“一概置之不顾”。对源氏的恋情，作品写得最为详尽。他先后跟葵姬、紫姬、三公主、明石姬等４个女人结婚，可谓妻妾成群，却又四处拈花惹草，曾与藤壶、空蝉、夕颜、未摘花、胧月夜等女子有染。难怪他的奴仆讥评道：“我这主子在女人上面的用心真是无孔不入啊！”源氏的儿子夕雾与头中将的女儿云居雁自小青梅竹马，相亲相爱。但云居雁的父亲一心指望女儿将来当皇后。他以近亲难以婚配为借口，禁止女儿和夕雾往来。云居雁２０岁仍空闺独守，寂寞无聊。头中将见女儿入宫无望，才同意夕雾与云居雁完婚。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薰君名义上是源氏的儿子。实际上他是柏木与源氏妻子三公主所生。算起来该是源氏的孙辈。薰君爱上了宇治的大女公子，但她却决心独身到老。不久，大女公子病逝。二女公子见薰君痛不欲生，就把酷肖姐姐的浮舟介绍给薰君。薰君对她怜爱无比。不料，好色的*<皇子先占有了浮舟。浮舟既爱薰君，又爱*<皇子，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最后悄然出走。因此，从“物语”的性质看，《源氏物语》是一部描绘宫廷贵族恋情的小说。它成了后世“浮世物语”即“好色物语”的始祖。
从社会学角度看，《源氏物语》反映了日本平安王朝时代宫廷贵族穷奢极侈的生活、争权夺利的斗争及贵族妇女不幸的命运。作品描绘了宫廷贵族豪华奢侈的生活。桐壶天皇举行红叶贺、樱花宴时，“乐声震耳，鼓声惊天动地”。规模盛大，极尽人间繁华。冷泉帝行幸大原野时，“举世骚动，万人空巷”，“其排场之豪华令人目眩”。源氏兴师动众营造的六条院，极其艳丽精巧，耗尽民脂民膏。贵族们终日饮酒作乐、寻花问柳，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其次，《源氏物语》从侧面表现了贵族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左大臣与右大臣一向不和。桐壶天皇在世时，左大臣独揽朝纲，任意行事。桐壶帝死后，右大臣外孙朱雀帝即位，女儿弘徽殿女御当了太后。这么一来，右大臣自然趾高气扬。为了打击左大臣一派的势力，右大臣借口源氏与朱雀帝的尚侍胧月夜私通，逼他谪居须磨，并迫使左大臣辞职。“从此右大臣一族，垄断朝政，荣华无可限量”。然而，时移世变，不久朱雀帝病重让位。源氏私生子冷泉帝登上皇位。源氏一脉东山再起，退位多年的左大臣重新出山从政，“他家诸公子以前沉沦宦海，今日也都升官晋爵了”。此外，小说描写了贵族妇女悲惨的命运。她们是政治联姻的工具。在贵族社会里，“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７４页。作品中，葵姬、三公主等女子便是这种政治交易的牺牲品。葵姬的父亲左大臣料定源氏日后会发迹，就把女儿作为政治筹码，嫁给了源氏。可是源氏不爱葵姬，常使她独守空房。葵姬满怀怨恨，终于“丽质化青烟，和云上碧天”。朱雀帝退位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执意将１４岁的三公主嫁给源氏，结果酿成一幕悲剧。妇女们被置于一夫多妻制的炼狱之中。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妇女失去人的权利，成了男性贵族的玩物和泄欲对象；夕颜先后遭受两个贵公子的戏弄，最后暴死荒凉山庄；六条妃子由于源氏“始乱终弃”而精神失常；浮舟在两个男人的纠缠下，不堪其苦，投入滚滚的宇治川里；紫姬虽居正妻地位，也常常受到冷落。尤其是源氏与三公主结婚以后，紫姬更不胜孤寂。
综上所述，《源氏物语》是一部深邃、隽永，具有多重主题的小说，经得起人们长久品味。
紫式部在《源氏物语》中精心塑造了源氏的形象。源氏才貌出众、秉性仁慈、多情多爱、一生坎坷。他是整部作品的灵魂，是平安时期贵族的理想人物。源氏具有古代天子的姿色和才能。他一出世，便异常清秀可爱，“容华如玉，盖世无双”。稍后，“连见多识广的人见了他都吃惊”：“这神仙似的人也会降临到尘世间来！”桐壶天皇曾请高丽相士替源氏看过相。相士看了小皇子的相貌，不胜诧异。说道：“照这位公子的相貌看来，应该当一国之王，登至尊之位。”源氏求学期间，“聪明颖悟，绝世无双”。规定学习的种种学问，自不必说，就是琴和笛，也都精通。源氏成年以后更加多才多艺。一次，朱雀帝举行盛大宴会。源氏表演歌舞，“步态与表情异常优美，世无其比”，“歌咏尤为动听，简直像佛国里的仙鸟迦陵频伽的鸣声”。源氏不仅容光照人、才华出众，而且秉性仁慈。弘徽殿太后曾把源氏流放须磨，是源氏的政敌。然而源氏对她不是“以牙还牙”，而是以德报怨。当弘徽殿太后时运不济时，源氏“每有机会必关怀弘徽殿太后，对她表示敬意”。世人对此还愤愤不平，认为“这太后不该受到这善报”。源氏身居高位，然而“绝不盛气凌人”。“他对世间一般人普施
恩惠，无求不应”。他“扶穷救弱，拯灾济危，善举不可胜数”，“许多女人就仰仗着他的好意，悠游度日”。源氏复官以后的第一件急务，就是举办佛事，为父皇超度亡灵。那盛大的法会，令人“几疑此乃现世的极乐净土”，“源氏公子正是佛菩萨化身！”因此，“世间一切臣民”，对源氏无不称善。当他获赦，从须磨归来时，“普天之下，欢呼之声载道”。 为官者，一般都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但源氏与一般官吏不同，他是一个不“爱名尚利”的“仁者”。作品多次写到源氏不愿担任高官厚爵。他任内大臣时，“应兼任摄政”，但源氏再三推辞说：“此乃繁重之职，我实在不能胜任”，便把摄政的职务让给年迈的左大臣。冷泉帝知道自己与源氏是父子关系以后，“想援用前例，以源氏内大臣贤能为理由，让位与他”，源氏坚决不肯接受。还有一次，皇上要源氏担任权力极大的“太政大臣”职务，“源氏亦暂不受命”。可见源氏是个秉性仁慈的君子，而不是沽名钓誉、权欲薰心的小人。
在爱情方面，源氏“任情而动”，对女子用情不专。他觉得空蝉风韵娴雅，就半夜闯入她的闺房，强行非礼。源氏与六条妃子有私，“经常悄悄地到六条去访问”。邂逅夕颜后，就与夕颜频频往来：“早晨分手不久，便已想念不置；晚间会面之前，早就焦灼盼待”。一次，皇上举行樱花宴会，源氏见朦胧月下站着一位美女，就把她抱进房里，成其好事。在须磨，源氏常与明石道人的女儿幽会。尽管如此，源氏一生中最爱的只有两个女人：藤壶和紫姬。藤壶死后，源氏仍念念不忘。“祈求往生极乐世界，与藤壶母后同坐莲台”。源氏与紫姬的爱情“与日俱增，两人之间绝无不快之事，也无一点隔阂”。源氏说：“其实我对她的爱情，丝毫不会变更”。紫姬死后，源氏觉得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不久便撒手西归。
源氏贵为皇子，却一生坎坷。他出生不久，母亲便离开人世。小小年纪“在悲叹哭泣之中度日”。源氏本是帝王之后，由于没有外戚后援，降为臣籍。成年以后，源氏和葵姬结婚。婚后，两人性情总不投合，因为那是政治联姻。源氏爱的是藤壶，他心里想：“我能和这样的一个人结婚才好，这真是世间少有的美人啊！”然而，藤壶是他的父亲桐壶天皇的宠妃，“源氏公子这秘密的恋爱真是苦不堪言”。不久，源氏的妻子葵姬、父亲桐壶天皇相继去世。源氏连遭不幸，顿感人世可厌。朱雀帝上台后，他凄凉地谪居海边，常常夜不能眠：“今生永伴愁和泪，怅望须磨浦上云。”直到冷泉帝即位，源氏才返回京都，然而好景不长，紫姬患病去世，这对源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晓起夜眠，泪无干时，两眼模糊，昏沉度日”。不久便隐遁而去。源氏一生，无论婚事、家事、政事，诸事不顺。他一生坎坷，是个悲剧人物。
《源氏物语》是近千年前的小说。然而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至今仍熠熠生辉。
《源氏物语》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犹如美妙的多声部交响乐曲。从纵向看，作品写了４代人的爱情悲剧：桐壶天皇独宠更衣，可是这更衣不久病逝，桐壶觉得“此恨绵绵无绝期”。源氏一生坎坷。后来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在无声无息中死去；柏木对三公主有情，可是在“政治联姻”的贵族社会里，有情人难成眷属；薰君爱大女公子，可是大女公子却无意成亲。作品以缠绵、哀怨的乐曲，奏出了４代人相同的主旋律：悲剧性恋爱。从横向看，作品写了一个又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藤壶自从与源氏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之后，一生在不安中度过；空蝉虽有闭月羞花之貌，却嫁给了又老又丑的地方官，且不断有人对她非礼，只得削发为尼；六条妃子被源氏“始乱终弃”，痛苦万分，精神失常；未摘花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且容貌丑陋，遭人取笑；葵姬是“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婚后常空房独守、珠泪暗弹。此外，还有紫姬、三公主、明石女、浮舟等人生聚死散、悲欢离合的故事，似一曲曲低沉、哀伤的歌，令人潸然泪下。
作品对人物复杂隐微的心理活动，作了细腻而又深刻的描绘。如藤壶与源氏私通之后，藤壶分娩前后的心态极其复杂：过了分娩的日期，但胎儿毫无动静。这时“藤壶妃子忧心忡忡，生怕因此泄露隐事，以致身败名裂，心中痛苦万状”。幸而不久平安地产下一个男孩。然而这婴儿相貌酷肖源氏，她又受良心苛责，心想：“别人只消一看这小皇子的相貌，便会察知我那荒诞的过失，岂有不加谴责者？”她反复思量，“但觉自身乃世间最不幸之人”。藤壶的担忧、恐惧、羞愧、负罪感等心态，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人仿佛能触摸到藤壶的思想流程。再如作者对紫姬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内心里愁叹不已的心态也刻画得惟妙惟肖。源氏与三公主结婚后，怕紫姬不高兴，告诉她：“我爱你的心决不改变，请你不要介意”。紫姬满不在乎地说：“我哪里会介意呢！”可是当她见到三公主“姿色既艳，年纪又轻”时，她便不能放心了：“紫姬多年以来不曾尝过独眠滋味，如今虽然竭力忍受，还是不胜孤寂之感”。又如柏木的梦，可以说作者借梦巧妙地表现了柏木的潜意识。柏木“梦见他所养驯的那只中国猫，娇声地叫着向他走来。……忽然惊醒。”猫是柏木与三公主相识的信物。柏木梦见猫，既是他对过去的甜蜜回忆，又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感。他预感到三公主已经妊娠了。这个梦把柏木一瞬间的深层思想活动表现得活灵活现。
《源氏物语》通过源氏一生政治上的浮沉及他一生渔色生活的描绘，展示了宫廷贵族的错综复杂的权势之争、各贵族门第之间的聚合离散，特别是整个宫廷贵族、大贵族们的紊乱的男女关系；细致地、真实地反映了本时期上层贵族腐朽的精神面貌。
这时期的贵族们，利用一夫多妻制这种落后的婚姻制度，同时又利用婚姻中非常松散的男女关系（男女结合后，女方仍留在女家，并无家庭这种形式来维系男女双方的关系）。从而使得男贵族们以妇女为工具进行他们的政治交易，或作为渔色生活的享乐对象。尽管这些贵族妇女被养在深闺，锦衣玉食，珠帘绣幕，由侍女、乳母围绕伺奉，自幼被教以种种视为贵族必备的技艺；但她们所处的地位，不过是一种高等的女奴隶而已。本书的作者紫式部，正是由于她本身是个中层贵族妇女，出于她自身的生活感受，出于她对众多贵族妇女的同情，从而真实生动地描写了贵族妇女在一夫多妻制下，遭受的种种不幸与痛苦。通过本书对这些妇女的悲惨处境的描绘，有力地反映出贵族们行为上荒淫无耻，精神上空虚萎靡的真实面貌。
这部作品，描写的贵族妇女，不下数十人，她们的命运都是充满了痛苦，甚至是非常悲惨的。她们自身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有的做为政略结婚的工具，由她们的父母来摆布；有的在一夫多妻制下，一任男贵族朝秦暮楚，肆意加以玩弄与凌辱。在作品中，每当妇女遭受种种不幸时，她们总要发出“宿世罪业”这种叹息，也就是说当她们无法解释妇女为什么总是被置于这种悲惨处境时，只能用“前世罪业造成今世生为妇女”这种宿命论来麻痹自己。当她们痛苦达于极点，或无法解脱悲惨的处境时，摆在她们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落发为尼。本书有好几个妇女，最后都逃脱不了这样的结局。在最后十卷“宇治十帖”中，女主人公浮舟，在两个贵公子都去占有她的情况下，她无法摆脱她的痛苦处境，被迫投河自尽，得救后，还是落发为尼。《源氏物语》最后以这样一个结尾来做五十四卷的长篇故事的收场，决不是偶然的。它深刻地象征着整个贵族妇女陷入绝望的境地，从而也象征着整个贵族阶级已经腐朽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即以源氏一生所结识的妇女来看。空蝉是个有夫之妇，她嫁给一个老地方官，不幸可知，源氏对她钟情。在源氏说来，不过是贵公子为了满足“偷情”的好奇心，但却引起了空蝉的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平白给她增添了无限痛苦。她幸而理智战胜了感情，没有落入源氏的圈套。但在她的年老的丈夫死后，她丈夫前妻的儿子又来纠缠她，迫使她落发为尼。
六条御息所是个寡妇，她最初本不愿以身相许，后来她与源氏结合了，以她的身分年龄招来许多物议，这说明她为源氏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但源氏与她结识后态度冷淡。在当时迷信观念盛行的时期，竟相传说她出于嫉妒，生魂经常出现在源氏所结识的其他妇女面前。这种流言，更增加了她的痛苦，当她女儿到伊势去做“斋宫”①时，她决心随同女儿前往，以避开源氏，这说明她对她与源氏的关系感到痛苦之深。
夕颜原是源氏的妻兄——左大臣之子头中将所结识的贵族妇女。她出身低微，也无特殊的才艺，但性情温顺，十分天真。由于头中将的正妻依仗母家的权势，企图危害夕颜，逼使夕颜藏踪匿迹以避祸。源氏与她结识后，由于源氏轻率的行动，使她过早地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她遗下的幼女，被迫流落到外地。说明了夕颜这个贵族妇女是个一夫多妻制的明显的受损害者。
末摘花的身世则更为可怜。她虽然是亲王的女儿，门第高贵，但她成人时父母已双亡，家道中落。她做为一个孤女，容貌丑陋，才艺全天。她是个由上层贵族家庭没落到中、下层贵族地位中来的一个典型。源氏与她结识，发现她是个丑女人后，对她仍给予经济上的照顾，完全是出于对她的怜悯。尽管源氏没有抛弃她，但却在和她进行和歌赠答中不断嘲笑她的丑陋。当源氏谪居须磨她失去经济靠山，立即被抛进世态炎凉的大海中去，饱尝艰辛，几遭不幸。后来她虽然被源氏接进府中，受到源氏的豢养，但源氏及其他妇女不过是将她做为供他们取笑的玩物。
女三宫的遭遇，则是罪恶的贵族政略婚姻造成的。朱雀帝在退位后，执意要把小女儿女三宫嫁给源氏，源氏当时年已四十，女三宫只有十三、四岁。源氏是个渔色老手，家中又收养着许多妻子，朱雀帝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源氏权势赫赫这一考虑。女三宫嫁给源氏后，由于内大臣（原来的头中将）之子柏木爱慕女三宫，买通了侍女，和女三宫发生了关系，并生下一子。源氏发觉后，柏木忧惧交集，郁郁而死。女三宫也痛苦万分，落发为尼。柏木与女三宫的故事，说明完全是政略婚姻所造成的悲剧。
作者还在本书中塑造了一个以忍从为美德的妇女形象，这就是源氏的正妻紫上。紫上是源氏按照贵族阶级的“理想”教育出来的妇女，所谓“永远的理想女性”。紫上做为一个贵妇人，不但才貌出众，而且具备男贵族所要求的忍从的“美德”。源氏做为一个身分高贵的大贵族，结识了许多贵族妇女，作者描写紫上对此是尽量不把内心的痛苦流露于外。即使如此，源氏还认为她的为人虽近于完美无缺，“只是有一个缺点，嫉妒”。在女三宫嫁过来后，源氏贪恋新欢，紫上表面上未流露过一句怨言，但背地里却珠泪暗弹，把痛苦深深埋藏在心里。由于源氏一生放纵的男女关系，使得紫上心身交瘁，身体逐渐衰弱，终于在中年就死去了。在她生前的最后几年，她几次要求源氏允许她出家，源氏不许。这说明紫上决不是什么幸福的正夫人，她也不过是贵族阶级的纵欲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的牺牲者罢了。
(2008-01-25 10: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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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命运是十分悲惨的，她们必须忍受丈夫的不专一；必须在男权的压制下泯灭自己的个性；必须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成全这个社会。本文试图从《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命运来揭示封建伦理、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对她们的禁锢和戕害。
关键词：男权 封建 女性 迫害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里程上公认的高峰，也是现实主义创作最壮美的丰碑。《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名著，也被誉为日本物语文学的高峰，有“日本的《红楼梦》”之称。这两部作品都是作者花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时间，以上百万字的篇幅精著而成。两部著作都是以一个男性主人公为其视线交织，写其周围各式各样、充满悲剧色彩的女子，揭示女性在封建社会中的悲惨命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都是“博爱与泛爱主义的典型。”[1]但他们的“博爱与泛爱”又有所不同。贾宝玉对女性的态度是注重情感交流与关爱而疏于两性关系；而光源氏公子是注重性爱却又能与之保持亲密关系，特别在物质上予以照顾。两位博爱的贵公子终究是在封建社会的大背境下去关怀女性的，他们的这种关怀是忽略女性自身思想成长需要的迫加式的关爱。无论是被贾宝玉所怜爱的大观园中的众姐妹，还是被源氏公子所照顾的六条院中的众姬妾，终究无法逃脱悲惨的结局。处在封建社会的大观园中的众姐妹和六条院中的众姬妾，无法选择地成为了这种博爱与泛爱的承受者。她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更无法逃脱封建伦理、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对她们的戕害。
女性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被看作是纯洁的象征，所谓 “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2]，她们是美丽、善良、温顺的化身。恰恰是因为“纯洁”、“温顺”的美赞使她们丧失了自我、丧失了权力、丧失了个性。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女性是奴隶，是人权、父权、夫权的三重奴隶。她们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把握，只是盲目顺从。古语有云：“妇人者，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3]这一封建社会的道德信条使许多女性献出了青春乃至于生命。在封建社会的男性眼中女性不过是一种泄欲的工具。她们应该毫无思想，毫无主见，纵使有也应该是男性思想的追随，是男性思想的承继和补充。《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作者通过男性的“博爱与泛爱”，给读者揭示了女性的悲剧。
《源氏物语》创作于十一世纪初（大约是中国的五代十国时期），作者紫氏部十分推崇中国唐代的发达与文明。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崇拜唐文明的紫氏部对封建社会是给予肯定的，但就是在这部推崇封建文明的作品中，我们在女性的身上也只是看到了“悲惨”二字。创作于十八世纪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更是有意的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十八世纪中国的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没落，资本主义萌芽早已悄然而生。但就是在这部女性已经有了觉醒意识的封建反叛史中，女子身上的枷锁仍牢不可摧，命运仍是十分悲惨的。
一、从王熙凤与六条妃子对爱情专一要求的失败看其悲剧命运（“强者”的悲剧）
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中，有一条是“对婚姻的慎重态度，对爱情的忠贞专一。”[4]这是封建社会性道德中的优秀成果，具有进步性。但这条进步的道德观念是专为女性设计的。如：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中，一夫多妻是合理的。在一夫多妻制下，女性往往成为了男性的玩物。女子必须对自己的伴侣忠贞不二，但男性却可以滥情于世。女性对男性的专一要求往往会被视为嫉妒，属七出之条之一，从而会导致其自身的悲剧。《源氏物语》中六条妃子和《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就是这种悲剧形象的典型。
一位作家说过，“我们在表现幸福、爱、善良的时候就是傻鳖，是个庸才，而当需要我们表达恨的时候，是那样义无返顾，大义凛然，那样的绝决，纯然一副天才的形象。”但六条妃子是有恨的。她恨什么呢？她的恨为什么是那样决绝呢？正如时间天生是女人的，空间是男人的一样。从原始社会生育采集看来，女人天生就是充满爱心的，她们不仅有爱心，而且也需要得到爱；从杀戮狩猎看来，恨是男人才有的，。所以我们对六条妃子以恶抗恶是相当的震惊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是没有恨的权利的，而六条妃子却恨了，而且恨的相当的悲壮。这个恨居然使生魂脱壳，这是如何的生杀大恨啊！在封建男权社会里，一个女人恨的力量相对来说多么软弱无力。她们恨的原因只有一个，也只会是一个：爱的背叛。六条妃子的恨打破了只有男人才有恨的权力的惯例，她成为了女性恨的先导，也成为女性恨的牺牲品，成为了悲剧英雄。
从主观情感方面讲，六条妃子悲剧的最大成因就是：一往情深。从客观分析她的不幸可以归纳：一、身世不幸。她出生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掌握整个社会权利的男性制定了一系列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女人只有行使责任和履行义务之权，别无它权。这是女人生的不幸。尽管六条妃子出身高贵，是太子妃，还是光源氏的婶母。但是，这一切与同样高贵的男子相比根本不算什么。突出的事例就是皇太子去世后，她仍然必须为与她只有婚姻之名的皇太子守寡。说到底，就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便是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宣言，哪怕君父夫死了也不行！二、性格不幸。就性格一条而言，六条妃子也许是《源氏物语》所有女性中最为复杂的一个。她出场时，不仅“端庄秀丽”，是个“绝色美女”而且“气度高雅，谦恭知耻，人品甚是高尚”，“自昔以才女著名于世”，“非一般女子可比”。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她变成了一个妒骄成性的恶妇，一个害人夺命的罪魁。由于她的生魂出壳，逼得夕颜、葵姬身赴黄泉；由于她的死灵作祟，害的紫姬一卧不起，含恨离世。光源氏对她既留恋又厌恶。她给我们感受最多的也可能是她的凶暴乖恣，她的残害无辜，而忽略了其他的一切。其实她并没有什么大错，错只错在她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无所畏惧，以恶抗恶，爱错对象，恨错对象。还有，尽管六条妃子是个“深思熟虑，洞察世情”的人，但是，在她年轻的生命里，一旦认准了一件事物，一份感情，一个人，便至死追求。这一点就更加增加了她的不幸。对于光源氏，她需要的是真爱，是平等基础上的爱情，是理解基础上的婚姻。这种情感多么珍贵，又多么难得。这样的一种性格即使有着他人没有的闪光点，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她的悲剧命运。三、爱情不幸。在六条妃子守寡后四年，她遇到了比自己小四岁的光源氏。这时候，生活已经教会她清高傲物，谨慎待人。她深知这种背伦的、与年龄不相称的恋爱肯定要招人非议，她也了解贵族公子们的甜言蜜语不可信，因而她最初是坚决拒绝了光源氏的求爱。但是，谁又能肯定光源氏对他不是一片真心的呢？当光源氏的热烈点燃她的孤独，暗淡的心灵时，她毅然地抛开了一切世俗成见，不顾强大的、来自四面八方的社会压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爱情之中。六条妃子不易动心，但是她现在动心了，一旦动心，便是真心。犹如汤显祖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5]她对爱情的要求很高，态度很彻底。她不满足于偷偷摸摸的情妇身份，而愿意为光明正大和自己的心上人生活在一起而付出代价。巨大的幻想给六条妃子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与巨大的牺牲，而希望越大，牺牲就越大，悲剧也就会加倍的惨重。四、复仇不幸。六条妃子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她的仇恨一旦造成，便想方设法报仇。她的生魂屡屡出壳，简直到了不能自知与自制的地步，因而害死了人。这种不能自知与自制不仅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而这种不能自知与自制也是她所无法理解的黑暗制度扭曲了自己的灵魂的反映。六条妃子是一个最正常的人，是一个最具有人性美和人格意义的人；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封建社会的深深的宫墙之内，所以所有的正常都变成了不正常，所有的人性都变成了非人性。
在六条妃子死去八百年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又一次地大胆的追求爱情专一，而她
的这种要求也因封建社会的种种观念而变得苍白无力，从而造成了这位男子也不及的“脂粉队里的英雄”的人生悲剧。她有着男性都不具备的治家才能。但正如“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6](P30)的判词，王熙凤必然是一个悲剧的形象。如果说，家庭的末世构成了王熙凤命运悲剧的一般性与抽象性的外围，那末，婚姻的不幸则构成了她悲剧命运的特殊性与具体性的内核。凤姐与贾琏的婚姻，表面看起来是门当户对，年貌相当。而在深层个性上，二人却存在着天壤之别，并且势如水火。不说，凤姐才干过人与贾琏庸碌无为已成鲜明的对比。仅说，凤姐的洁身自好（有的读者根据《红楼梦》的描写，认为王熙风和贾蓉、贾蔷不干净。其实，她和那两位晚辈至多只能说是情感上有些暧昧罢了；她不仅严拒贾瑞的诱奸，而且设毒计将其凌辱致死。从这样的重大情节上，我们可以看出，在夫妻关系上，她对贾琏的忠实，是超过对方对他的忠实的。在第十二回中平儿道：“他原行的正走的正”）而贾琏偏就鄙俗好色以至鲜廉寡耻。（第二十一回明确交待：“那个贾琏，离了凤姐便要寻事”，“并不甘心胡乱睡了”。他对王熙凤的不忠，跟多姑娘的那回，还可以用在不得不分离的情况下，耐不住性饥渴而“打野食”；但跟鲍二家的那回，则是偏在王熙凤大张旗鼓过生日的时候，就说明他是肉欲旺盛，追逐皮肤滥淫。）二人的关系可谓危机四伏，矛盾一触即发。因而，贾琏与鲍二媳妇私通、与尤二姐私通并偷娶导致凤姐含酸泼醋，甚至引发家庭地震，也就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了。
在一次次大大小小的家庭风波中，凤姐本来是丈夫不忠的受害者，但却一次次的在书里书外，生前身后遭人谴责，仿佛尤二姐之死，凤姐就该罪不容赦了。而凤姐真的是悲剧的制造者吗？纵观《红楼梦》前八十回，凭心而论，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可爱的凤姐形象。特别是在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大观园中，无论是小姐还是丫头，清静的女儿那个不喜欢凤姐？身处大观园中的凤姐也无时不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例如，凤姐不通文墨，却对大观园中的诗社全力支持。即使是丫环，凤姐也和鸳鸯、平儿、琥珀等她们有说有笑，被误抹了一脸蟹黄也不气恼。为什么可爱的凤姐却引来众多非议呢？这是由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对于王熙凤来说，其受害的原因在于庇护丈夫不忠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名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下掩盖的事实上流行的一夫多妻制和性伦理上男女双重标准的封建性别歧视观念。凤姐是封建社会制度特别是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封建思想文化特别是封建礼教的被毒害者。简而言之，凤姐面对的是一个普遍而强大的社会，而且她不仅仅是“面对”，还是身处其中，生于斯，长于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以至于久居而不闻其臭的社会。当贾琏同鲍二家的私通之事暴露之后，他不但不自惭形秽，反而又是踢平儿，又是气势汹汹要杀凤姐，后来虽然向凤姐陪了礼，那也是在贾母威逼之下的不得不这样做做样子，并且私下还和凤姐理论：“你还不知足？这会子还叨叨，难道还叫我替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干了不光彩的事，还能这么振振有词。遗憾的是这一通话竟说的凤姐无言以对。此外书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也颇能证明封建伦理道德对男性的无要求性。（凤姐来向贾母等人告状，贾琏赌气走了之后）“这里邢夫人、王夫人也说凤姐儿。贾母笑道：“什么要紧的是！小孩子年轻，馋嘴猫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世人从小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适，叫你多吃两口酒，又吃起醋来。”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的说和，说出了这条封建社会里最开明的性事宣言。在男权社会中，有多少女子是因为这条宣言而导致了悲剧。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性道德，造成了封建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在婚姻关系中，则是男子可以娶妻纳妾；而女子只能从一而终；男子可以休妻纳妾，女子只能贞操守节。凤姐的不幸是社会的，文化的，民族的，历史的。但悲剧英雄自然是可歌可泣，她是可敬的。不是单纯的可怜的。
六条妃子与凤姐的爱情专一要求是正当的，但她们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悲剧。她们虽然身受社会与文化的双重的伤害，但她们还是能以自然人性的合理性，朦胧意识到历史与文明的局限性，并且勇敢的反抗普遍而强大的社会罪恶，进而捍卫自身正当权利。这种敢于面对强大的不合理势力英勇的孤军奋战的抗争精神，不仅具备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抗战意识，甚至含有明知不可为而之的非功利性的殉道精神。凤姐与六条妃子的这种英雄主义的悲剧精神，不仅对于封建社会中盲目趋同的芸芸众生，而且对于那些颇识时务的俊杰之士，都不失为一种震撼心灵的道德力量。不必说在当时，即使在当今社会，这种精神都是弥足珍贵的。悲剧从来都是强者的悲剧，英雄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它现实不能实现的冲突。
二、从紫姬、宝钗、黛玉的性格看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戕害（性格的悲剧）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中的女性，看似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乌托邦式的极乐世界中。她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相同的命运，《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具有阴柔的特征，而在《红楼梦》中的女性，有几个则透着阳刚的气概。个性上虽有不同，但她们却都拥有男主人的关爱和怜惜。但也正是这种带有浓重男权色彩的关爱使她们丧失了本心，丧失了自我。在男权意识的教育下，她们放弃了作为人应有的欲求，成为了男权社会的精神奴隶，对自身命运的不自知和无力把握，最终使她们陷入了必然的宿命的束缚，成为了封建社会男权主义的牺牲品。
男权社会铸造了紫姬、宝钗、黛玉的悲剧，在她们的身上女性以牺牲自己的自尊、权力、爱情、欲求来成全男性，被表现的是那么的淋漓酣畅。而这牺牲并没有换来男性相应的回报，因为这种牺牲在封建世人眼中是合情合理的。
《源氏物语》中的紫姬与《红楼梦》中的宝钗是两位在封建时代被认为是最“完美”、最“理想”的淑女形象。她们是典型的按封建男权主义的理想模式塑造出来的贵族女性形象，具备着男性所需要的一切品质，具备着封建社会对女性要求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7] （P）
“正是因为源氏公子的要求，紫姬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需要，成为了源氏公子爱慕的藤壶皇后的替代品。她对光源氏的求爱不能反抗，也可以说她的反抗的最后结果仍是徒劳无功。（紫姬由拒绝求爱到成为光源公子的紫夫人。）她也不能要求丈夫专一，她对光源氏丝毫的转移的要求都会被视为嫉妒。”[8]（P170）可是紫姬的这种妥协牺牲丝毫没有换回光源氏的真诚相待，光源氏仅仅视紫姬为对藤壶皇后感情的寄托。连紫姬对自由追求的小小欲望——出家，都给予了无情的回绝。最后紫姬因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出家未遂郁郁而终。紫姬的命运是悲惨的，她在对光源氏的态度的转变（由拒绝求爱到顺从）中，放弃了自尊、权力、欲求，而作为紫姬的丈夫的光源氏丝毫没有和紫姬进行过真诚的心灵沟通。世间但凡男女之间的爱情，都应从感情的交流、升华，走向身体的契合，从而形成灵与肉的统一。而紫姬与光源氏之间的感情是建立在光源氏对紫姬的需要却无视紫姬要求的基础上的，是不平等的。
“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歧视女性的道德观念是最突出、最典型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夫为妻纲”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一并定为整个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大纲，成为女性必须遵守的首要纲要。“[9]（P77）这一纲常成为了紫姬悲剧的根源。这一纲常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个封建女性悲剧的根源，就是这一纲常让女子必须忍受丈夫的一夫多妻，忍受丈夫的虐待毒打，忍受丈夫的负心背叛。在封建社会中有谁真正听过女性的心声，又有谁真正关心过她们的悲喜。
《红楼梦》中薛宝钗就是被忽视了内心真正感受的女性悲剧形象。宝钗生活在父亲早丧的家庭中。母亲的寡居，哥哥的荒唐，使她过早地理解了世事人情，背负了家庭荣辱富贵的使命。《女儿经》、《列女传》，则把她熏陶成一个遵奉妇教、谨守妇规的大家闺秀，因而，她的“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理想，只能是顺应封建制度通过夫贵妻荣、封妻荫子来实现。为此她不惜牺牲自由踏入女性的金丝笼——皇宫，不惜放弃追求真爱的权力嫁给丝毫不爱她的贾府的继承人——宝玉。宝钗是一位被封建制度所歪曲而损坏的形象。封建制度按照它的需要，塑造了贵族淑女的薛宝钗（她的那种雍容之美，曾经使得宝玉动情；她的识事理家的才能，曾经一再表现；她的识大体，顾大局的涵养，赢得了不少人的钦佩[10]（P601））然而她却因此而失去了一切，包括他理应获得的爱情、婚姻、幸福。在她的身上社会人生的悲剧是通过一种非肉体死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司马迁说过：“悲莫痛于伤心”[11]（P128），精神上的死亡更能使悲剧力量渗入心脾，令人感到封建制度对女性的戕害除了用血和泪还可以用另一种形式来控诉。男权社会不仅铸就了紫姬、宝钗的悲剧性格，更铸就了她们悲剧的婚姻和人生，使她们成为了男权社会可悲的牺牲品。
在大观园众女子中，有一位不同于其他女性的“另类”才女——林黛玉。在林黛玉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反抗的意识，独立的个性。但揭开表面的现象究其实质，黛玉仍是封建社会的殉葬品，仍然是为男权思想而直接牺牲的女性。
林黛玉是封建思想的叛逆者。她追求独立的人格、具有自我意识，但她的反抗终是为其所钟爱的男性服务的。黛玉对封建思想的反叛仅仅是对宝玉思想的认同，是贾宝玉思想的追随和补充，离开了宝玉这个男性主体，黛玉这个女性依附者的反抗是那么苍白无力，并最终走向死亡。林黛玉父母早逝，孑然一身，寄人篱下过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P168）的生活。这位多愁善感、冰清玉洁的贵族小姐，以她全身心，独特方式所进行的唯一也是最起码的追求，就是要寻求一个爱情上的知音、生活上的伴侣，而她也终于找到了这个知音，并奉献了少女的热情而执着追求爱情。这爱情就是她的生命。可是，这少得可怜而又可贵的追求，却遭到了封建制度与观念的严酷无情的损坏，断送了她的无暇生命！制造了人间最为荡气回肠的爱情悲剧。她的追求爱情的失败，性格的缺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造成这种性格缺陷的原因仍是封建的思想道德观念。首先，林黛玉父丧投靠外祖母造成了她的自卑。在封建社会处处看门第，虽然黛玉有着贾母这座靠山，但没有父家的力量，吃用皆出于贾家，自然而然地让她想到自己是寄人篱下者，贾家是不会将一个寄食门下的人作为自己的儿媳妇的。这种思想首先使她将自己排斥于贾府之外，她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外祖母家中的一员，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寄居者。其次，黛玉对宝玉爱情的表露心声的朦胧造成了爱情的不可知。黛玉对爱情的表露是遵循封建社会对女性要求——含蓄。但就是这种含蓄使黛玉的爱情走向了悲剧，以至于起生命走向了死亡。但林黛玉爱情与生命的毁灭，丝毫不能证明封建力量的强大，只不过更彻底地显示了它的不合理。
黛玉与紫姬有着许多的不同，但却又有着结局的一致性。她们都是才女，都多情。但黛玉是一个力量渺小的叛逆者而紫姬却是一位封建贤妻的典范。但两个人在封建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结局都是一致的，两个人的心灵都受到封建社会的压迫和摧残，命运都是悲惨的。她们固有的反抗意志与现实压迫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导致她们正常心理扭曲、异变和趋于误会的死志。她们的人生、爱情都是一场悲剧，相比之下，黛玉的爱情更加惊心动魄，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痛；而紫姬的悲剧则是一种如泣如诉的滴水穿石的痛。
三、从两部作品中的伦理关系看女性的悲剧（人生的悲剧）
在《源氏物语》与《红楼梦》这两部鸿篇巨制中，描写了连现代人都无法接受的乱伦现象。作者在作品中并不是要苛责人物的罪过，而是要通过这一现象来给我们揭示封建社会一夫多妻、男尊女卑的罪恶与荒谬。而在乱伦关系中都以女性的悲剧结局，更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是那么的微如草芥。
在《源氏物语》描写的平安时代，日本社会婚姻形态比较落后，婚姻中的男女关系还比较松散，男女结合后，女方仍留在娘家，并无家庭这种形势来维持男女双方的关系。在一夫多妻制下，男女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感情，女性往往成为了男性的玩物。《源氏物语》主人公正是利用这一制度，频繁换妻。而从女性形象来说，一方面是受侮辱，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她们的幻想依据，从而导致“乱伦”事件的发生。作品中主要描写了源氏同继母藤壶皇后之间的乱伦和源氏之妻三公主与柏木的乱伦。其中三公主的乱伦结局更为悲惨。三公主原是朱雀帝（桐壶皇帝的长子）的三女儿，她出身高贵，有皇家气派，性格率真，无拘无束，是美女的典型。如果嫁给一个相对老实并对自己关心的丈夫，生活也很不错。但朱雀帝却为了拉拢源氏而将她嫁于这个年过四旬妻妾成群、风流成性的义母弟。由于年龄与个性的差异，三公主和丈夫源氏的关系一直浮于表面，结婚后可能就是和源氏学琴的那几天是真正快乐的日子，但这件事也由于紫姬的疾病而中断。缺乏长久细致的磨合与爱的滋润的三公主，正像没经过打磨的璞玉一样，显得粗糙直露，缺乏女性温婉优雅的风度，她不能做到善解人意，更不了解人情世故的深浅；在生活细节上也缺乏情趣，对穿着、打扮房间的装饰毫不关心，全无兴趣，对书画也无专心。在源氏众多的女人中显得美丽但缺少意味深长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味道）。三公主的天真性格在六条院无异于羊落狼群。虽然紫姬她们都是和气的人。但在妻妾成群的地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和平相处不过是幻想，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能造就出变态和不幸的人。出现六条妃子那种人不是特例；向紫姬那样万般忍耐，费尽心力，最终黯然神伤直至消亡的人也是常见；像三公主那样一味天真的人被淘汰出局是必然的。
在六条院中，三公主也只不过是一个摆设罢了。源氏从一见到三公主便不由自主地拿他和紫姬比较，对她心怀蔑视；和陇月夜重叙旧情时，他只顾及紫姬，和紫姬百般解释，而对三公主只给她一封信，不做任何解释。紫姬在与六条院的女人们见面时，细心打扮顾及的也只是心有城府和分量的明石姬，对三公主也没放在眼里。三公主最终被淘汰出局的命运，大家早已心知肚明。而柏木的出现只是缩短了这出局的时间。一般人无法理解和原谅三公主的行为，守着：“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源氏怎麽会理会根本无法与源氏相比的柏木呢？如果出轨也应该找个自己喜欢的人啊？这正是三公主让人感到心痛的地方。从三公主方面讲，这件事根本不存在比较，更与爱情无关。从发生的过程看，这是她面对突发事件时因不经世事而惊慌失措的不得已的行为（在《源氏物语》里空蝉、夕颜、浮舟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可以说是被逼无奈，包括在柏木临死时她最后写出的那封信，也是因善良而起的怜悯而已。软弱善良的三公主在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事情的情况下就被挟裹了进去。她所犯的错误是所有女人都可能犯的错误。那是一个女人在特定的年龄阶段、特定的心理时期、特定的空虚环境，碰到一个纠缠不休的人都可能发生的。这时候的女孩子还不会厉色地对待他人，不懂得保护自己，不知道权衡轻重，不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大多数女孩子要么在母亲、姐妹和其他亲人的保护和帮助下安然度过这一时期；要么很早的从他人处知道其中的利害，学会权衡；要么即使酿成大错，也知道在悔恨中掩饰过去。但三公主从小生活在皇宫，养尊处优，不知道做人还要提防，事情发生后也不会隐瞒。（因为没有学会这个本领）又没有母亲那样的亲人能够帮助她，便稀里糊涂地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三公主的乱伦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她的偶然在于她嫁了一个比他整整大了三十岁的男人，所以她的悲剧又是必然的。在封建社会中女性的身份无论有多么高贵但她仍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三公主由于政治的原因嫁给了源氏，这场婚姻只是封建社会中极为普遍的政治婚姻，是毫无感情基础的，更谈不上对女性的尊重。更加值得可怜的是，三公主连自己出轨的对象都无法选择。在三公主的身上封建社会女性的悲剧被诠释的淋漓酣畅。
与三公主相比秦可卿相对来说是幸运的。因为她选择的出轨对象是他认为值得托付的人。而且在秦氏的投入后这个男人也给了他相应的“回报”。但秦可卿仍是一个悲剧。
秦可卿与三公主一样都是绝色美人，她美艳绝伦。在《红楼梦》中她既有黛玉的婀娜多姿，高雅超群；又有宝钗的鲜艳妩媚，端庄大方。她除了具有外表上的优点之外，在性格上又和三公主的无拘无束不同。她的性格和她的外形一样，既有黛玉的才情又有宝钗的圆滑。因而当大家庭听到她的死讯时：“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平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以及家中仆从老小，想他素日怜贫惜贱，慈老爱幼之恩，莫不悲号痛哭。”[12]（P75）
但这样一位内外兼美的女子，却也走不出悲剧的大牢笼。首先，因为她的无所依靠。在封建社会女性都要“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个“从”字，使她们必须依附于男性，必须依附于家庭。而秦可卿却“无家可依靠”，虽然她有收养之家。但遗憾的是亲非真亲，基础不稳，其情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能长久。而女子的情必须有所依靠。因为在封建社会女性是毫无独立可言的。那么，秦可卿的情将何依呢？在她蒙童之时接触贾府，同辈分的贾蓉还不谙世事，只知自尊自大，那里懂得珍惜她。这自然就使她只能受到父一辈的贾珍的宠爱呵护。于是她把情根扎在了贾珍的身上。所以当极奢极欲，视女性为玩物的贾珍，在她的女大十八变得成长过程中，不断对其实施性诱导，性侵犯，结果使她在性启蒙的同时，秦可卿就将扎在贾珍身上的情根越扎越深。秦可卿在和贾珍的乱伦关系中，使典型的性伦理的无知。秦氏的伦理性无知则属亲情关系问题，（故伦理性无知遭遇性伤害时，伤害往往是其他性关系人。）在秦氏的伦理性无知伤害的关系人中，显在的是其丈夫贾蓉，隐性的是其婆婆尤氏。这也是贾珍最担惊受怕的原因。可悲的是秦可卿在性伦理关系面前毫无羞耻感！而人若在两性的伦理关系面前没有了羞耻感，自然就会在性关系人面前无所顾忌，不仅对性关系人造成巨大的伤害毫无内疚感，反而以“这样人家，公公婆婆自己女儿似的待”，与丈夫“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红过脸”为荣。根本就没想过此时名义上的公婆丈夫与自己的实际上的关系？这就是秦可卿的傻、呆、痴——她不是不要脸，而是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脸”！女性化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在性伦理面前显得痴傻呆憨。所以，当那个一片装傻的人中贾府的功勋下人焦大骂出“不要脸”后，秦可卿终于明白公公贾珍与自己所谓的忠贞爱情是典型的“扒灰”。于是，秦可卿在性伦理面前，第一次有了羞耻感。
而秦氏在性伦理面前有了羞耻感后，为什么一定要选择死亡呢？因为她走投无路。要知道，造成秦可卿伦理性无知的，是她在情感上的错位——她的情感基础，不是建立在父母后天之“慈”上，而是建立在了男女先天之“性”。以性生情虽是情，但这种情却是错误的，是建立在把兄弟之“义”、姐妹之“亲”等亲缘关系取消的基础上。义之不存，情将焉附？这时的秦可卿已由不知耻时的情有所依，转化为知耻后的情无所依。因此秦可卿首先面对的，就是情的立足基础转移后，必须理顺的兄弟姐妹朋友关系，从而重新确立夫妻关系。但她怎么可能在贾珍与贾蓉不可分割的父子血缘关系中，分割出他们之间的非血缘关系呢？这就是秦可卿面对的性无奈。而秦可卿面对这个困境，也正是她的性关系人必须面对的困境。因而封建女性一旦有了羞耻感之后，就必然会遵从封建的道德观念。即使贾蓉能够真心的原谅秦氏，封建的伦理观念也无法原谅她。因此，秦氏的命运必须归于她生命的终结。
三公主和秦可卿都是情无所依的性无奈者，所以她们必须要“魂返故乡”。不同之处在于三公主的“故乡”是心灵归于清静的佛理，而秦氏的“故乡”，则是身心归于清静的极乐世界。三公主与秦氏的悲剧是由于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造成的，她们是在封建观念的残害下牺牲的又一对如花美眷。
四、两部作品中其他女子的悲剧（普遍的悲剧）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两部作品中充满了悲剧美。如果说《红楼梦》的悲剧只是“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悲剧，或者是“荣宁二府由兴而亡”的悲剧；《源氏物语》的悲剧只是“豪门望族由隆盛绝顶至衰败崩溃”，那么我们怎么能看到女性的人生悲剧。但这两部作品的作者却着意勾画出的“女性的悲剧美”将整个作品的主题加以衬托，使整个作品具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美感。《红楼梦》中除了宝钗、黛玉、王熙凤、秦可卿外，还描写了其他的女性悲剧。例如，妙玉身世不凡，心境圣洁，才气逼人，却落得“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探春的悲剧在于“才高清明自高”，她才干过人，但由于她是庶出，始终不得发挥自己的才干，更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命运；元春贵为贵妃又如何，终落得“虎兕相逢大梦归”的结局；守节到头、教子成名的李纨，也只留下了“枉为他人作笑谈”的虚名。此外，还有金钏、晴雯、尤氏姐妹、鸳鸯等，作品中的女性无一能够逃出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戕害。《源氏物语》中的女性同样是受侮辱、受损害、受蹂躏的形象。如末摘花虽是亲王的女儿，但她成人时父母双亡，家道中落，相貌丑陋，与源氏结合后，源氏还不断嘲笑她的丑陋。明石姬在六条院中虽然物质生活优越丰富，但精神孤寂，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要认高贵的人为母亲，一别多年无缘相见。此外像空蝉、夕颜、葵姬、花散里、浮舟、落叶公主等众女性无论是出身上层、中层还是下层，无论是美的还是丑无一能摆脱悲惨的命运。
《源氏物语》与《红楼梦》是两部封建女性的悲剧史。鲁讯先生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只有让人看到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才能唤起人们同悲同泣的共鸣，给人们以深刻反省。”为此，作者用心幻化出一个个“女性美的形象”一群群“花一般的，多才多艺”的女子，在封建制度的戕害下的一一消亡，更能产生通彻心扉的力量！如花美女的一一消失，使我们看到了腐朽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性。在女性已经可以独挡一面的今天，我们仍能从女子的身上看封建制度留下的残余烙印。在现实生活中仍能看到类似王熙凤等人的悲剧。因而，走出“禁锢的枷锁”仍是女性自立、自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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