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黛玉性格十分丰富复杂，既自尊又自卑，既敏感又坦荡，既尖刻又宽厚，既孤傲又谦和，既脆弱又坚强。歌德指出：“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各种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体，这种单一的杂多。”确实，人物性格只有具备多方面性才能充满生气。每个性格包含的性格因素，不是一种，两种，三种，而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必须显得凝聚于一个主体，并统一于主导性格。否则，就只能是杂乱肤浅的东西。 曹雪芹写林黛玉，处处表现她的叛逆精神。但是，他没有把林黛玉的主导性格从性格整体中游离出来，使人物变成“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他总是深入到林黛玉复杂内心世界的各方面去描写，从而形成多种多样的性格素质。譬如：傲岸不驯、敏感多疑、贵族情调、诗人气质等等。然而，曹雪芹又不让林黛玉的这些性格素质顾影自怜地停滞在那里，它们一方面受到叛逆精神的沁入骨髓的“渗透”，一方面又将这些性格素质凝聚于主导性格之中。这样，人物性格就在“渗透”和“凝聚”的过程中保持了整体性。 在《红楼梦》里，林黛玉显得那么“孤高自许、目无下尘。”谁也触犯不得，连紫鹃都批评她“太浮躁”、“小性儿”、时常“歪派人”。有一次，她和宝玉一道在薛姨妈那里喝酒，李嬷嬷不让宝玉多喝，并且抬出贾政来，要宝玉提防老爷问书。黛玉见此情景，马上当着薛姨妈和宝玉的面，把李妈妈教训了一顿，急得李嬷说：“真真这林姑娘，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厉害。”那一回，贾母要给宝钗做十五岁生日，这是大观园里的一次“盛典”，大家都忙不迭地讨贾母的欢心。唯有林黛玉，先是不肯去，不愿借薛宝钗的光看戏。后来，薛宝钗给宝玉讲说《山门》这出戏，喜得宝玉拍膝摇头，乐不可支，夸赞宝钗无书不知，无事不晓。林黛玉却把嘴一撇道：“安静些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就《妆疯》了。”这种挖苦的语言，几乎冲撞了贾母以下的所有人，扫了大家的兴。看来，林黛玉简直不懂得一点点为人处世的诀窍，不知道如此锋芒毕露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然而，透过这种很不乖觉，很不随和的性格素质，我们曲折地看到了支持林黛玉整个性格的一种力量，那就是憎恶封建道德、捍卫纯真的爱情，她斥责李嬷嬷，是因为这个李嬷嬷用贾政的权威和仕途经济一类的说教来制约贾宝玉。她挖苦贾宝玉是为了借题发挥，表示自己对这一幕有意抬举薛宝钗的闹剧的不满，以及对贾宝玉过分亲近薛宝钗的言行的警戒。 在《红楼梦》里，林黛玉显得那么敏感、多疑和伤感。曹雪芹为这种性格素质的成长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养料。例如第二十六回，她去敲怡红院的门，晴雯正没好气，挡了她的驾，这一无端的误会，却立时叫她思前想后，越想越气，越伤感，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花荫之下，悲悲切切，呜咽起来，直哭得“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曹雪芹为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投下了多么精彩、多么凝练的笔墨啊！纵观林黛玉的性格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林黛玉的性格是多愁善感、悲凉、忧郁。但是作家对这种性格因素又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始终被笼罩在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里，那就是：叛逆！是的，这种叛逆精神使得林黛玉更加多愁善感了。原来，林黛玉的多愁善感，暗洒闲抛，并不是闲得发愁的贵族小姐的无病呻吟，而是承受着封建末世的时代压力，从纯真美好的心灵的深处，发出的怨愤的声音！失去了双亲，失去了家门权势，寄人篱下的林黛玉，在那样的年代里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人格、尊严、发言权，以及在婚姻问题上的起码的要求。林黛玉的一颗高傲的心，正是被这种封建私有制度的巨石，隐秘地、无情地碾碎了！所以，她的每一种疑虑，每一声叹息，每一滴眼泪，往都是一种性格悖逆的表现：越是寄人篱下，越是要维护人格的尊严，越是在爱情上没有希望，就越是要把绝望和期望反复咀嚼，夜夜品味。很显然，历史的必然，生活的逻辑，诱发和强化了林黛玉的叛逆精神。这种精神，又凭借性格的内在逻辑力量，润物无声地渗入那些非主导性格里去了。 在《红楼梦》里，林黛玉显得那么娇贵、清高，带有相当浓厚的贵族气味，当她头一次迈进贾府门槛的时候，想到的首先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要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行一步路”，这固然反映了贾府的谨严的秩序和令人窒息的气氛，但此时的林黛玉，着眼点主要是在老爷家千金小姐的身份上。她反复叮咛自己，不可有失身份，被人耻笑下去。这一幕小心翼翼，进退有度，礼数周详的开场戏，把林黛玉摆布得简直如同一位高贵的“使节”——从一个袭过列候的门庭，去拜访另一个更为显赫的贵族世家。后来，她寄人篱下了，但是这种贵族小姐的气味并没有因此稍减。当乡村老妇刘姥姥被贾府上下捉弄得手舞足蹈时，林黛玉却悠闲自得地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后来，又煞费苦心地把刘姥姥嘲讽为“母蝗虫”。她那么热衷于阅读“词句警人”的《西厢记》和《牡丹亭》，然而，又羞于行酒令时的无意引用，央求薛宝钗为她遮掩，好维护“千金小姐”，“不出屋门的女孩儿”的脸面。她十分强烈地向往着同贾宝玉的美满爱情，但是，又总是躲躲闪闪，当贾宝玉说了句“同鸳帐”的直率话时，她竟然急得哭了，斥责宝玉“看了混帐书，也拿我取笑儿。”确实，封建贵族阶级的偏见和教养，在林黛玉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鲜明的“胎记”，使她的性格世界里不能不纠缠着矫揉矜持的藤蔓。曹雪芹敏锐准确的艺术感觉，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它，表现了它。这意味着她反抗的羽翼只能在封建家族的金丝囚笼里寂寞地鼓动。她的挣扎，说什么也割不断封建家族留给的血脉。正是这种“血脉”，使林黛玉的叛逆精神渗透了贵族情调，从而蒙上一层抹不去的阴影。 在《红楼梦》里，林黛玉表现了卓越的诗歌天才。诗魂，总是从她的言谈举止中飘散出沁人心脾的芳香。如林黛玉轻松活泼地给香菱讲评诗歌创作的奥秘，襟怀舒朗地在大观园里结社吟诗，在凤尾森森、龙吟细细的充满了诗情雅趣的潇湘馆里，林黛玉微妙、深沉地用诗歌来传递爱情的信息。说真的，假如没有诗歌，林黛玉决不是我们今天所神交的那个样儿。但是，如同诗歌有“眼”一样，林黛玉的诗情的喷发也有一个“泉眼”。这泉眼，就是她用整个生命来追求的爱情和自由。且不说“凹晶馆联诗”那一段，且不说“绢上题诗”那一段，让我们来读一读有名的《葬花辞》吧！落花，使林黛玉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和命运，触发了她的点点愁绪和满腔悲愤。她抗议：“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她向往：“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她诘问：“天尽头，何处有香丘？”她疑惑：“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她哀叹：“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样的歌声，明显地应和着林黛玉叛逆性格的主要旋律，使林黛玉的诗人气质里更多地带有叛逆者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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