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
作者：吴虹飞陈琛徐梅彭苏
郭德纲凭什么
仿佛就在一瞬间，这个在演出时惯于以“非著名”自讽自嘲、名不见经传的相声演员，已成了中国相声界的头号明星。其蹿红速度之快，短时间内媒体轰炸之密集，完全可以媲美于当年的刀郎和现在的“超女”。
如果说刀郎的斜里杀出，凭的是苍凉而不失野性和真诚的歌喉，“超女”的胜利，凭的是激起民众参与热情的民主投票机制，郭德纲的一夜成名，又凭什么呢？
他在《论中国相声界五十年之现状》中酣畅淋漓地揭自家同行的丑；他敢拿春晚开涮，讽刺春晚的近亲繁殖等操作黑幕，讽刺“春晚敢上我的节目，那年春晚一定大红大紫”——在某些人看来，他这些做法会被认为是破坏行规，被视为“炒作”，“他的批判姿态是一种商业策略”，但目前而言，他的真话和直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我们还不敢轻易判定，他是颗一闪即逝的流星，“被夸大的文化现象”，一个被人为寄予了美好想像的人造偶像，还是大器才成的艺术家，未来的相声常青树？
但不管怎样，民众对郭德纲的追捧，从根本上说，是民众对“歌德派”相声演员和宫廷相声的一次反叛，是对长期以来的“春晚”伪娱乐样式的说“不”。相声，在其终极价值上，是针砭现实的艺术。
天津小孩三进京
郭德纲是地道天津人，红桥区的。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教师。小时候，父亲的管片儿内有一个红桥俱乐部，父母都去上班了，常把他撂在这个俱乐部的剧场内。当时剧场里，常有戏曲、曲艺各种演出，小娃子瞪了个骨碌眼，逮着什么看什么，这叫耳濡目染。说大了，就是从小“沐浴在艺术的乳汁里”。
小五是郭德纲的朋友，父亲是说评书的高祥凯，高先生第一次见到郭德纲，就喜欢上了，说他面相好，是“上人见喜”。后来得知他也喜欢这一行，就开始教他说评书——此时的郭德纲年方八岁。
之后，郭德纲为拜师求学，给高先生收拾过屋子，抄过从常九爷（天津著名相声演员常宝丰）那借来的内部资料“四大本儿”。连续三年，每天四五点钟起床，不管刮风下雪，顺着河边走到荒凉的西边，在那跑一跑，跳一跳，出出汗，
练习基本功夫，出太阳了才歇息。评书、戏剧、曲艺、相声，什么都学，多累多苦，绝无懈怠。
“任何行当里，有唱主角的就有跑龙套的，全在自己用功不用功。得益于当年的基本功，才得以有今天的挥洒自如。”郭德纲说。
1980年代是相声的繁荣期，一到夏天，天津的各个公园里常有露天的曲艺相声演出，郭德纲第一次登台说相声也是在这里，在一个露天的长廊附近，小孩子没怯场，但也没让观众哈哈大笑。然而有件事他一直记到今天，当时台下有一个坐轮椅的观众一直看着他笑。对于第一次上台说相声的郭德纲来说，那个笑容让他头一回感受到了观众的鼓励。
1988年，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成立了一个说唱团，应考的郭德纲留下了，这是他第一次进京。当时是有些急功近利，“就是要当大腕儿，要一场挣好几万”。但后来调动工作被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人事关系冻结，他只能打道回府。之后，郭德纲又来过一次北京，这次很快也以失败告终，只呆了三四天，他无功而返。
1995年的秋天，郭德纲三次进京，只是为了不后悔。“我会说相声、说书、写东西、唱京戏、唱梆子、唱评戏——就凭着这几样，我有自信。哪怕在北京头破血流、折条腿，这辈子我不冤。如果等到八十了，打开电视，我只能跟孩子说，瞧见没有，上边这孙子当初还不如我呢，我要去比他强。孙子要问我：你早干嘛去了？那太没劲了。”
青塔附近的一间八九平米的小平房，大兴黄村和通县便宜的住房，西红门的桥洞，他都住过了。就是现在，经过这些“旧地”，他仍然忍不住要触景生情，追抚万千。混迹在电视圈的骗子，拖欠工资的剧团老板，都让他咬牙切齿过。在那段窘迫的日子里，他只有吃葱蘸糨子面，也曾为省下五毛钱的车费认真算计过。还有大半夜没钱坐车，徒步从城里走回大兴的经历——那时一个耿耿的汉子，也只想大哭一场。想起当年西红门桥栏杆边上看到的残星点点，提起发烧时靠卖旧呼机自救的细节，说到躲避房租的尴尬，郭德纲仍会唏嘘不已，“我对自己说，这些今后都是我的资本。”
日子是稀里糊涂过下来的，老天爷的脸是变幻无常的，什么叫“绝处逢生”？他心有余悸。自己不过是想吃相声这碗饭而已。他已经有些波澜不惊的架势：“我这个人，耳朵根子硬，现在除了我自己，谁也害不了我。”
真话到底在哪里？
徐梅：经了那些磨难，日子好容易过得了，干嘛要挑事儿，当圈里的刺儿头？为什么想起来写“50年现状”那个相声段子，那个听起来感觉就像是个控诉演讲，不吐不快，这个圈子有那么压抑吗？
郭德纲：凭的是我的良心！我学过相声，接触过相声界的那些老先生，我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