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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9-24 08:55:0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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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游记散文艺术特色研究
作者：潘炫李平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7年第04期
摘要：游记散文虽作为苏轼创作的多种文体中数量较少的一类，但其蕴含的艺术研究价值却是极高的。不论是修辞、表达，还是结构、风格上都别具一格，对前人有充分的继承发扬创新，对后人又是值得借鉴的文学瑰宝。关键词：苏轼游记散文艺术特色
苏轼文学一直是现当代古典文学关注的焦点，古今中外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但大多是对其诗词来进行研究分析。论及他散文的较少，更何况还是其中的游记这一类，即使在研究文章的部分，也是以其创作理论和思想为主。如建国后文学界就苏轼文学的思想性进行了一次讨论，直至1980年9月成立了苏轼研究学会，才出版了《苏轼研究集刊》《苏轼研究资料丛书》，以及之后陆续出版有关苏轼研究的专著如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孔凡礼校注《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等等，还有一些发表的关于东坡游记散文研究的论文期刊。综观论及其游记散文的研究成果，有谈及其山水游记的；有论及其游记艺术的；有涉及其亭台记的，但均未作全面系统的阐释，更没有专门的学术专著。[1]如同马承五所说：“在苏轼之前的游记散文，大多以记游写景或者于记游中隐微地抒发情感为主。但这种文学形式到了东坡手中，却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2]国外研究者何瞻也认为，苏轼游记引导着中国古代游记新的发展方向，创造了中国古代游记的主要形式和内容。前人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存有不够通彻的地方。苏轼的文章数量宏富，且皆为上乘之著，主要包括策论文、叙事记游文，书札、题记、序跋等杂文、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等几大散文类型，本文仅挑其中的游记散文一类来探究其艺术特色。一、苏轼游记散文的修辞手法
北宋的诗人韩驹在《陵阳室中语》中说：“子瞻作诗，长于譬喻。”[3]苏轼不止在诗中善用比喻，在其游记散文中倾注的修辞手法也种类繁多。首先，比喻意在把抽象的事物變得具体，把深奥的道理变得浅显，这与苏轼自身追求的语言自然生动的作文要求是相符合的，理所当然成为他青睐的手法之一。如《记承天寺夜游》中写道：“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庭院中的月光宛如积水那样清澈透明，将竹子与柏树相互交错的影子比作水中藻荇，十分贴切。前《赤壁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他把客人的箫声比作哀怨、思慕，像哭泣声又像倾诉声，选择这几个对象来作喻体不无道理，箫声凄切婉转实则是苏轼当时心境的映照，隐隐悲凉而又无可倾诉之人，郁结于心只能通过这悲咽低回的音调传达出来。如此比喻让听者、看客倍至感同身受。再看《凌虚台记》：“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见到山峰高出树林之上，重重叠叠
的样子正如有人在墙外行走而看见的那人发髻的形状一样。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这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最经典当属《日喻》，作者以形象化的故事入题，设喻成篇，比喻的事与被比喻的理融合为一。用盲人去认识太阳来比喻人们对客观规律的片面了解。苏轼的比喻非常独到，既不落俗套又形象得让人似乎身临其境，这与他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运用不无关联。
另外，排比也是苏大文豪惯用的修辞手法之一。《喜雨亭记》有：“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这里连用三个古时候以物或事命名的典故形成排比句式，是为了强调这是古已有之，并非虚造，作者以“喜雨”二字名亭是有前例可循的。以及文中这一句“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三个相同的句式分别描述了官吏、商贾、农夫对于天公降雨一事的莫大欣喜，重在强调这种“喜”的遍及范围和程度，表现人们对这一场酣畅淋漓的雨渴望已久。《超然台记》也出现这一经典手法：“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放弃了乘船的安逸舒适，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华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远离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桑麻丛生的荒野。用了三个对偶句，组成排比句组，语调抑扬起伏，气势充沛，使杭、密两地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苏轼舍安就劳、去美就简的遭遇。这既是记实，也是以忧托喜的伏笔。
设问在苏轼游记中亦随处可见。往往在他提出问题时，说明心中已胸有成竹，也意在强调答案的重要性。《放鹤亭记》中这样道：“子之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意为您懂得隐居的快乐吗？即使是面南称尊的国君，也不能和他交换。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文意抑扬，饶有情趣，说出自己认为隐士之乐胜过一切富贵功名之乐，侧面强调了自己对于隐居生活的向往和渴求。也如《石钟山记》中苏轼在探明石钟山名字由来前对自己儿子说的一番话：“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一个问句“你知道那些典故吗？”就显现出来他释疑后的愉悦，加上随之而来的一串阐述，表明设问之后就是他的观点所在，这比直白地道出来要婉转、更具层次感一些。
除此以外，夸张是苏轼常常用来渲染气氛、加强感情的一种方式。前《赤壁赋》中有句特别著名的：“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形容客人所奏之箫声悲恸得能让深潭中潜伏的鲛龙起舞，让船上被抛弃的妇女哭泣，突出了当时本该是比较轻松自在却被这箫声带动得骤然变化的气氛，应时应景。再者“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这是形容曹操破荆州顺长江东下江陵时，麾下的战船首尾相连延绵千里，旗子将天空全都蔽住，这是何等壮观的一种场景，苏轼以夸张化手法放大了这种寓于想象中的视觉上的冲击。二、苏轼游记散文的表达方式
南宋皇帝孝宗赵昚曾极高地评价过苏轼：“雄视百代，自作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4]往前也有不少的记游类散文，但大多是写景为主，偶尔掺杂些微的情感于其中。直至
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初露夹杂议论的端倪。吴小林在《唐宋八大家》中指出柳宗元注重描写，欧阳修富于情韵，苏轼又与他们都不同，有着叙事、描写、议论三者紧密结合的特点。超脱了前人注重写景的方式，将阐明哲理、发表议论穿插其中，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无不蕴含着一种深厚的人文精神。之所以选择寓理于景、寄理于物（议论）有两个客观原因：一是自然变化与人生哲理有着相当的一致性，即人与自然是存在相通之处的；二是自然山水、人文事理皆成为其人生理念的最佳载体及最佳创作题材，一味阐述概念发表议论只会在表达方式上让文章显得刻板枯燥。
《超然台记》就是把记游、叙事、议论集于一身的一篇佳作。开篇并没有直接提及超然台，而以“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其伟丽者也”的论点引出祸福、美丑、取舍各方面的论述。随后才开始叙述自己调移密州任职时的状况虽苦犹乐，在空闲中整修超然台，及与友人在台中所览东、南、西、北之景，由此景感叹齐桓公、姜太公的雄伟业绩，感怀古时韩信功名显赫后终择归隐，借以表达自己希望远离祸难，归隐山林的超然物外的思想。而前面的种种写景记事都是为了“盖游于物之外”的主题作铺垫。《喜雨亭记》同样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提出了论点，即“古者有喜，则以名物，志不忘也”，并用三个历史故事进行论证。接着才依次叙述“亭”“雨”“喜”，说明三者间的联系，后记叙与议论相结合，写亭子建成雨落三日苏轼与友人宴饮庆于亭中，甚至以唱歌来咏赞此事，突出同各方人士的“喜雨”之情。记叙、描写、议论交相互用，全文形成一种挥洒自如的气势。与前两篇略有不同的是《石钟山记》，是以议论来设置悬念，苏轼对石钟山名字的由来怀疑道：“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说明“水石相搏”之说难以取信于人，而后虽有唐人李渤“访其遗踪”的行动，却仍然不能让自己信服，并以处处有石，石石能扣而发声，反驳李说。往下是记叙夜游石钟山实地考查，其间描写了绝壁下的情景，通过视觉、听觉着力渲染阴森恐怖的气氛。在第三部分发表感想时才对郦道元和李渤关于石钟山得名的说法进行分析后批评道：“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本篇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传播了苏轼自己的见解，证实、补充郦道元的观点，纠正李渤的观点，展现他对石钟山名字由来认真求实的精神。同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如《凤鸣驿记》，不过此次苏轼将自己两次入住凤鸣驿站时环境前后产生巨大变化的叙述置于前，说明变化的缘由是太守宋公悉心修葺，方才引出下文“躁则妄，惰则废”为难以治理天下的原因，继而夸赞宋公“事复有小于传舍者，公未尝不尽心也”。通过记叙宋公修站一事来阐明那些德行平易“因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从事者”是这样成为百姓所依靠的父母官的道理。而贬居惠州时作的《记游松风亭》寥寥数语，对写景只字未提，直接展开议论和说理，在纠结歇与不歇息的过程中表现了当行则行，当止则止的不羁性情。
综上所述，苏轼的文章中之所以很难寻到单调之感，往往归于多种表达方式相互融汇贯通而成的功劳，这极好地打破了前人作文时传统的单一化模式。虽说是继承了柳宗元、欧阳修等人的古文作风，但客观来看苏轼要远胜于他们之上，并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