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金融风暴
马 克 思 主 义 基 本 原 理 概 论
再看金融风暴
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其中的一句话，“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产生的必然性。”我们在回顾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时会发现，它同样也是美国实行了不理智的金融政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在上世纪90年代，正是美国互联网行业高速发展的时期。行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非理性发展所产生的泡沫现象。为了挣揽客户，大量免费的网络服务横行与IT业，但这势必使得互联网企业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企业将难以为继。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90年代末，终于一些IT企业的资金链出现断裂，生存出现严重问题，于是便纷纷裁员以求自保。在那一时期，美国的失业率飙升。而IT业不景气的现象迅速影响了通信运营、电器制造等上下游相关产业。一场由互联网危机造成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了出来。
于是在2001年，美联储为了消除此次IT业为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拉动国内需求。在2001年-2004年6月间，美联储基金利率由最初的6.5%下降为1%.降息产生的作用直接被反映到美国房地产行业中，人们购房借贷成本的减少促使购房意愿的不断增加，进而促使了地产行业的升温。有些住房在一两年内便会以惊人速度增值。在房价将持续上涨的乐观预期下，为了追求盈利，美国金融机构不断放宽放贷标准，并进行了一系列贷款品种创新（如无本金贷款、可调整利率贷款等），大量发放购房贷款。
在美国，个人抵押贷款分为五类，分别为：
①优级贷款（信用评分在660分以上、收入稳定可靠、首付较高等）
②ALT-A贷款（介于①─③之间的庞大灰色地带）
③次级贷款（信用分数低于620分、收入证明缺失、负债较重）
④房屋权益贷款（类似于我国银行业的个人住房再按揭贷款）
⑤政府机构担保贷款（由大型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贷款模式）
由于房产的急剧升温导致银行和部分担保公司向社会发放了大量的住房贷款，在这其中不乏一些信用不好、负债累累的贷款人，也就是上述第③类。房价的上涨掩盖了潜在的风险，如果房价继续上涨，那这场危机尚也无法暴露。但是好景不长，自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一改货币政策方向，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不断提高利率，收缩银根。从2004年6月到2006年6月的短短两年时间内，美联储连续17次升息，使得利率大幅攀升，由原来的1%迅速提高为5.1%.
购房成本迅速增加，影响了民众的购买热情，房价骤然下挫。日益贬值的房产和日益增加的资金成本再加上原本信用度就不高的次级贷款对象，势必会造成了贷款违约率的大幅提高，银行不良资产的迅速增长。最终随着美国两大担保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的宣布破产，一场次贷危机终于拉开帷幕。
但是次贷危机只是由于美国银行业的无序贷款造成的，说到底它毕竟发生在美国本土，只是一场规模有限的“危机”而已。那它究竟如何由一场“危机”而演变成席卷全球的“风暴”呢？
面对美国银行业出现了如此巨额的不良资产，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想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把这些不良资产包装上华美的外衣，然后再吸引投资者购买，把风险转嫁给投资者，这样美国的银行业就会得到拯救。于是一种包装美丽光鲜的金融衍生品——“次级债”在美国诞生。
有着美丽外衣的“次级债”凭借着成功的营销方式终于引得众多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等风投资金（发行债券）竞相购买。最终这种经过包装的不良资产通过金融衍生品传播开来，潜在的巨大风险再一次被人为的掩盖起来。而当这种风险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美林及雷曼兄弟的相继退出历史舞台，一场由美联储降息引发的“蝴蝶效应”最终酿成一场金融风暴。
金融风暴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尽管金融风暴中心发生在美国，我国尚处于风暴外围，但由于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密切，所以此次金融风暴对于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①对我国部分实体经济的致命打击 我国经济一直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长期以来为贸易顺差。但由于此次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影响，国外订单骤减，出口压力增大，许多企业（大部分为民营企业）由于没有足够的应急能力而无法为继。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我国长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几乎每天都有企业破产清算；相对于民营企业，我国一些较大的国营企业也同样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国外恶劣的经济环境严重抑制了消费能力，使得需求急剧减少。钢材、有色金属等行业也随之大量囤积，其上下游产业如煤炭、电力等也受其影响严重。②美元贬值的影响截止2008年6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808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据专家预测至08年底，该数字有可能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而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主要用于投资于美国国债。所以从此来看，美元贬值无疑对此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
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其实，以马克思的逻辑看来，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1929年的大危机暴露出了资本的生存链条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缺陷，从而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当下的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告诉人们，用“透支消费”同样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都不可能根除生产过剩危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而是要说明：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
宋鸿兵把次贷危机的本质概括为“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有人却更愿意把次贷危机的本质概括为“透支消费”。 “不论这次降息的效果如何,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典分析框架都没有过时。坦率地说，格林斯潘力图阻止衰退的努力不过是在‘和历史对着干’，其努力的最大效果也不过是延缓衰退的到来。”其实，这个结论不过是马克思逻辑的具体展开罢了。
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经济学界的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加强监管”、“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呼吁当然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问题不能仅止于此：实行监管当然能够缓解危机、延迟危机的爆发，问题在于，即便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是否就能从此真正告别“危机”或“周期”呢？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能够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的话，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得到了完整的展开，其中有一段论述十分耐人寻味：“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以马克思的视阈来看，“低估风险”、“政策失误”、“缺乏监管”之类的说辞，其实都是危机的表面现象，拿这些表面现象说事，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危机的真正原因。经济学发展到了今天，各种数学模型已经武装到了牙齿，为什么面对危机的根源却如此暧昧呢？如果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是真的糊涂，倒也罢了；可有些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难怪马克思要把那种辩护性的现象经济学讥讽为“庸俗经济学”。
次贷危机迟早会过去，资本的游戏仍将继续下去。但是，反复发作的危机最终会终结资本的游戏规则。马克思曾经对市场经济的危机有过相当深刻的剖析，即便是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其深刻性也依然是现代经济学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可是，自从以“新古典”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垄断话语权以来，经济学界几乎忘却了对危机根源作马克思那样的“终极追问”。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这种“终极追问”既是其不愿所为的，也是其无力所为的，更是其不敢去为的。所以，尽管“经济周期消失论”今天已经不再那么张扬了，但学界对危机根源的认识一直未能得到有效的澄清。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来分析危机，本来是我国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可是一段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来越被学界淡化、耻笑，甚至某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忙着宣布：当代“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代替。市场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自由放任阶段的一种竞争态势。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目标日益加强的条件下，无政府状态已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经济有周期波动是难免的，但又不会再酿成大萧条。”遗憾的是，这种论点可以蔑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存在，但在次贷危机面前却显得是那么地缺乏说服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自我调控能力的确有所增强，但把这种增强说成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被计划所代替”，未免言过其实，因为这种增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总体上的无政府状态。至于说“经济有周期波动是难免的，但又不会再酿成大萧条”，就更是过于乐观了。这就好比说“小地震是难免的”，但有谁敢打保票说小地震“不会酿成大地震”呢？既然波动“难免”，那么有谁能百分之百地打包票说“波动”就一定不会演变成“萧条”，甚至演变为“大萧条”呢？
有人说：“实际上，次贷危机的真正实质是，美国金融市场滥用信用衍生品的创新、预支市场和社会信用……。再通俗一点来说，这其实是资本信用危机、或者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信用危机。”能这样认识问题，已经很不错了。我看过很多有关文献，行内的许多专家学者甚至连这点都不敢承认。但是，即便这种认识比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进了一大步，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次贷危机作“马克思的追问”：他们为什么要“滥用社会信用”？他们不“滥用”行吗？如果不要他们“滥用社会信用”，难道要让他们“颠覆”资本世界的信用制度不成？对于资本主宰的世界而言，“滥用信用”或“透支消费”是命中注定的宿命而已。
格林斯潘关于“危机迟早都会发生”的马后炮说明，即便是“体制”中的人也并非全然没有这种“宿命”意识。问题在于，既然已经意识到“透支消费”的结果仍然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他们还要玩火自焚呢？这是一个很值得人们追问的问题。事实证明，现代经济学是无法将这个追问进行到底的，它最多也就是搬出“人性贪婪”之类的原罪来救驾。如果将马克思的追问进行到底，结论必然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圣性：“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这就是资本世界内生的悲剧所在。
经济学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才能立足于现代经济学之林；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以新古典为内核的现代经济学有不少东西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和借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盲目地、不加区别地跟在别人的后面东施效颦，亦步亦趋，这就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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