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黄侃的白话文之争

胡适与黄侃的白话文之争

“五四”时期的文学语言革新，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弃文言而用白话。在当时，主张使用白话文写作的一批新潮文人，把流行几千年的文言丢到一边，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群体。其中不遗余力、身体力行推行白话文的领袖人物，当属胡适。

胡适的白话文主张形成系统理论的，就是他首倡“八不主义”和“三白看法”。民国六年（1917）一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他对当时文学的八项主张，被后人归纳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滥调；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胡适主张使用“白话”作为文学语言改革的基础。对于白话，他的看法是：一、白话的“白”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土白”的白，故白话即是俗话；二、白话的“白”是“清白”的白，是“明白”的白，白话但须要“明白如话”，不妨夹几个文言的字眼儿；三、白话的“白”是“黑白”的白，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涂饰的话，也不妨夹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儿。——这就是“三白看法”。

胡适主张：“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 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金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这段文字的语体形式可归入顺口溜、打油诗之列。

胡适写文章就用通俗直白的语言，他有许多精妙的“大白话”哲言，较之象牙塔里的长篇大论更具穿透力，至今仍对中国人颇有影响。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作事，严肃的作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要小题大做，千万不要大题小做”；“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等等。

“五四”前后，著名经学家黄侃和胡适同在北大任教。黄侃竭力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却未必出于真心。”胡适摇摇头，不解其意。黄侃答道：“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你的名字就不应叫胡适，应该叫‘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听后一时语塞，黄侃得意而归。

还有一次，黄侃在北大讲课中，竭力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个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完成出版了上半部，后阴错阳差，全书久未完成。黄侃在中央大学课堂上对此评论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不解，遂问其故。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

黄侃与胡适就文言与白话孰优孰劣问题，在北大课堂上针锋相对地斗法。今天看来，很有意思。至于谁对谁错，谁厚道谁尖刻，不妨撂到一边。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感悟蔡元培先生在北大的办学主旨“兼容并包”所产生的自由、平等、开放、争鸣的氛围，领略在课堂教学中思想交锋的坦诚、尖锐、冷峻和幽默，确实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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