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大佬们的圈子与圈套

工商大佬们的圈子与圈套

梳理中国式商圈的发展，总是让我想起《剑桥中国史》里的这句话——“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中，商人阶层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将相、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战争年代，这样的痕迹非常明显，建国初期政治不稳定经济不明晰的时候也一样。改革开放，给了商人们一个新时代，也让这样的圈子迅速恢复壮大。今天要呈现的是，建国后中国商圈的发展变化。

在中国，几乎所有商人都纠缠在若干个这样的圈子中间，有人是见识到了动乱对经济的残酷摧残后商人的无力，抱团取暖；有人是看到了人际关系产生的利益，想方设法往里钻。冯仑评《白鹿原》的那句话，“中国社会这个结没解，事情没完呢。”意味深长。 建国初期商圈集体沉寂年代：1950s初——1970s末代表商圈：星二聚餐会 史学家朱英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商会的发展。在接受笔者采访中，他激情澎湃。在他心里，商会是商人们的家，尽管它在中国命运波折，但是依旧是最能为商人说话的地方。然而，他比较遗憾的是，1949年后，真正意义上的商会史在中国历史上中断了。

他说，从建国之后，就不再属于他的研究范围。“真正意义上的商会，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和政府权力相抗衡的组织，可以代替政府执行一定的经济职能。”

但新中国成立后，商会这一组织机构一度消失了。不过，曾经以商会为平台搭建起来的商圈还继续以私人团体的形式维持着。

商圈里的企业家们共同经历了动荡年代，建国后也一起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

那时，一个“星二聚餐会”颇有声望。

组成者是一帮“小开派”（在旧上海和江南一带，对老板的儿子戏称为“小开”）。包括：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严谔声等人。几个人私交很好，都是同窗好友。

荣毅仁，是“面粉之王”荣德生的儿子。上海解放前夕，荣氏家族已迁往海外，荣毅仁决定留在上海，逐渐成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任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1957年，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并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

盛康年，是盛丕华的儿子。盛丕华早年与虞洽卿等人合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东南银行、中一银行的董事，1949年后曾经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盛康年，上海解放后受副市长潘汉年之托，一直联系工商界，在市工商联和民建中担任领导职务，同时还担任过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

经叔平，曾任民建上海市委秘书长和上海市政协、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和荣毅仁是校友，上海解放时是华明烟草公司老板和后来的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

严谔声，担任过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新闻日报》副刊编辑，1955年后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整风反右运动前夕，荣毅仁、盛康年、经叔平等经常聚在一起，吃吃饭，碰碰头，聊聊天，交换意见。这些“富二代”，脑子里依旧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新政策方针，他们时常大放“厥词”，有时讨论得非常尖锐，也有偏激之处。

当时，就有人认为他们搞“小圈圈”， 说他们密谋策划，拉帮结派，在工商联和民建中排挤左派，打击积极分子。盛康年为此还曾受过批判。荣毅仁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和民建联席会议时，还在会上作了检讨。

整风反右运动开始后，“星二聚餐会”就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四明堂事件”就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这起事件只是一件很普通的民事纠纷。1957年3月11日，上海延安路“四明堂药局”，老板陈济和学徒蒋业伟发生纠纷，学徒用水果刀刺伤了老板胳膊。此事起初由政府做调和了事。荣毅仁留过洋，法治观念较强。得知此事后大怒，认为持刀伤人是违反法纪的，无论如何都要对伤人者进行依法处置。

不料，荣毅仁一说话，民事纠纷马上就上升成为政治事件。因为，老板代表了私营企业主，姓“资”；而学徒代表了劳苦大众，姓“社”。这样，事情就闹大了。

而此时，在上海市工商联和民建召开的大小会议上，盛康年因附和定息20年不变（定息5厘，20年即意味着全部收回资本）等言论，挨斗比较厉害。

于是，就有些人抓住两件事不放，说他们是“荣盛小集团”，“资本主义的尾巴”。

荣毅仁甚至想：“这次我们一些代表人物大概要完蛋了。”

随后，荣盛小集团的人进入无休止的检讨中。盛康年曾先后写了11次书面交代，严谔声也写了9次材料。

最后，“考虑到统战需要及经济生产等种种因素”，对荣毅仁、刘鸿生、经叔平、吴蕴初（棉纱大王）等一类大资本家实行了保护过关的政策。

自此，企业家们行动更加小心翼翼，也不再公开聚会。

反右运动以后，盛康年思想包袱重，一直想不开，以致成天闷闷不乐、酗酒成性，本来胃就有病的他于1965年10月因食道癌去世，时年51岁。

1979年2月，荣毅仁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时间递交了《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同年10月，荣毅仁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请来了自己的老朋友们，包括1957年反右运动时所谓“荣盛小集团”里的朋友。而此时，人群中已经没有了盛康年，他临死也没有被平反。当时，信托投资被不少人视为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东西。有些人甚至说：“看来荣毅仁的苦头还没有吃够哩！”

直到1984年，荣盛小集团才被彻底平反。

阶级斗争面前，商人们几乎没有说话的权利，他们的所有经济行为也会被赋予政治倾向。圈子一旦公开，不仅起不到团结企业家的目的，反而给自身惹上麻烦。 改革开放后原始商圈回归年代：1980s初——1990s末代表商圈：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潮汕帮

改革开放后，一批商人下海。不久他们发现，在经济体制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商的挑战非常大。

此时，最原始的“官方协会”、“同业公所”和“同乡商帮”，首先浮出水面。

从时间上看，早期发展起来的商圈，“抱团取暖”的目的非常明显。当时，制度的建设并没有跟上经济的步伐，这导致违背既有法律制度的行为层出不穷，打着法律擦边球获得政策上优惠的事情时有发生。

譬如，最早成立的泰山会。当初，这个商圈的成立是因为企业家们“无所依靠”。譬如，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几年，市场经济未确立，经济秩序还存在漏洞。中关村出现普遍的配件走私。泰山会每个人都踩着针尖走路，当国家因此而打击此现象的时候，泰山会成员纷纷出来舆论支持。因为，作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高科技企业，他们经历一样，团队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联想风云》的作者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对于当时的“中关村走私案”写道：“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就曾说过，他们是‘叫社会环境逼出来的。’”社会制度的不安全感下，他们抱团壮声势，以维护整个行业的利益。

与此同时，第一次面对市场的科研人员也显得手足无措。他们需要前车之鉴，没有。他们需要制度引领，没有。怎么办？

最直接的方式是——同行交流。他们共同讨论相同的问题，以“一家交学费，各家都学到”的方式，互相交流研究。中关村第一批下海的元老、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笔者说，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由最初的几个人开始讨论到最后形成规模，证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需要同行企业家朋友的帮助。于是，同业协会陆续成立起来。其中包括，1984年成立的中国软件行业协会；1985年成立的中国房地产业协会；1987年成立的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后来分离出更小的圈子泰山会)；1988年成立的中国电子商会。

这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民营经济开始进入越来越多的行业，政府开始讨论建立市场经济的问题，政策偏向也越来越明朗。政府开始重视民间经济力量，国家主流媒体也开始大篇幅地报道民营经济遍地开花的典型。

对此，政府以“官方协会”的治理思路，出面建设和批准了诸多的商业组织，譬如，面向全国商人的“全国工商联”，面向全国民营企业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协会”等。这些都是个大圈子，他们带有浓重的政府色彩，起到发布政府信息，引导行业发展的作用。

与此同时，最传统的地域关系纽带被重新启动。潮汕帮、宁波帮、温州帮迅速膨胀。这些同乡企业家们在同一地域创业经商，有着差不多的创业经历，可以互相沟通彼此对当地政策的解读。成立了诸多的“同乡会馆”。最重要的是，近邻解近忧，出了资金问题还可以“找老乡”。

其中，潮汕帮的势力尤为引人注目。这些潮汕富豪们，几乎有着类似的发家史：早年，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南方的小摊位上开始打拼天下。

国美集团前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几乎是这个商帮的代名词。2005年，当黄光裕以150亿元霸占榜首时，一个叫朱孟依的潮汕富豪也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二名。

潮汕帮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发展富豪家族。黄光裕的兄弟姐妹在国美都占有数额巨大的股票。朱孟依也一样，他的哥哥妹妹们也都独挡一面，分羹家族财富。

这些“同乡豪门”之间也是互相切磋和帮扶。譬如：2008年初，黄光裕与朱孟依哥哥朱拉伊分别对三联商社的股权展开激烈争夺，最后分别获得三联商社10.69%和9%的股权，由此成为三联商社的第一、第二大股东。而就在黄光裕再筹集资金19亿元，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时，朱拉伊突然宣布放弃此前拍得的9%股权。

笔者走访已被国美控股的三联商社时，山东三联集团一位负责接待的企业宣传部人员，对集团失手商社报不平：“黄光裕和朱拉伊合伙搭台唱戏，夺走了三联商社。”社会上对这个事件有两大猜测：这是一场“戏”，朱拉伊就是一个“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朱拉伊为了其弟朱孟依与黄光裕的私人关系所做的顺水人情。无论哪种猜测，可见斡旋里的潮汕帮富豪们还是把这件收购大案“内部处理”了。

2009年，因黄光裕事件牵扯进来的人中，多有“潮汕帮”身影：公安部原部长助理郑少东、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等。

《潮商》作为一本财经类杂志，每期封面以潮商为主。杂志社主编彭涛对笔者说，潮汕帮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商帮，他们不愁封面没得上。

在福建晋江，还形成了突出的“闽商”特色。今天，丁、洪、柯、陈四大姓统治了晋江企业界。有人曾统计，这四大姓占了晋江经济总量的60%。劲霸、柒牌、艾登斯顿和瑞迪高登，四大服装公司互借仓库。他们之间互相担保向银行贷款的事情，也成为常事。 时下商圈的繁荣与隐忧年代：1990s末至今代表商圈：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华夏同学会、长安俱乐部 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第一任秘书长、泰山会第一任会长华怡芳曾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成果之一，是中国出现了一个企业家群体。这是一个自主意识极强的群体。他们本能地创造价值，他们走着各自不同的路，经历丰富，感悟很深。他们都具有滔滔不绝表达自己的能力与强烈要求发展自己的愿望。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就是当前出现各种企业家论坛的基础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第一批下海企业家的实力壮大，商会、行业协会、同乡会、同学会等各种商圈都迅速扩大。

商会和行业协会，多为政府出面主管，履行一定的经济辅助职能。譬如，1996年成立的美国中国商会，主要协调中美民间贸易活动。而各地商会，则负责当地经济事务的沟通工作。在中美轮毂反倾销案中，各地的五金商会就负责了企业和国家商务部之间的沟通。行业协会，则可以通过调研自己成员公司的共同问题，向政府反馈意见，并争取一定的同业利益。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秘书长陈庆振对笔者介绍说，协会曾对民营科技创新产品市场狭窄问题做了专项调查，现在“协会已经和政府沟通，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大大创新科技产品。”这类组织相对比较专业化，他们为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成立一个正规的组织。一个产业遇到问题时，由这些协会和政府沟通解决，尽可能维护同行业利益。在各大“反倾销案”中，各地的同业协会就承担起了向国家商务部报送公司数据等任务。

同乡会，也就是现代商帮的代名词。尽管，相比传统商帮没有了“公所”这一商帮下设机构，但是依旧会有一些“商会”承担起了同乡企业家的组织工作。其中，温州商会和潮汕商会是诸多同乡会中的佼佼者。温州商会在全国各地共有1700多家分会，而潮商商会更是聚集了一帮行业大亨。 这些圈子中，有的是跨越政商两界，成为了一个政商高层人士的权贵组织。譬如，长安俱乐部，在这里，企业家和政治家有了私下交流的机会，权力和资本相互渗透；也有的是，国企和民企的企业家共同参与，譬如，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它容纳了上百名知名企业家，而且会员所在企业必须是“行业内前三名”；还有，完全的民营企业家组织，譬如，泰山会。这些私密聚会，也会借助一些名头实现它的“实用性”。

“阿拉善”聚集了全国百余位头号企业家，它是一个慈善环保组织，企业家们因为这个名号聚在一起做事。在阿拉善第二任理事选举大会现场，刘东升等企业家们在面对笔者采访时，腼腆的笑笑“大家都是朋友嘛。”

“亚布力论坛”则是以“经济论坛”的形式，聚在一起，喝喝茶，滑滑雪，讨论一下经济时局。 与此同时，圈子里不断发生的钱权交易行为，引发了社会对于新的权贵阶层的担忧。在长安街上神秘的长安俱乐部里，政界与商界名流交往甚密。社会上有人据此怀疑，权力和资本相互渗透的可能性会大幅增加，这并非空穴来风。

此外，富豪之间由于“哥们”义气带来的过于随意的市场活动，也会被认为涉嫌背离市场法则。如牛根生身陷“三聚氰胺”危机获多位“兄弟”帮助后，曾向他所在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们致信感谢。在信中，他提及，事发后他获得了“超过常规的信任”，“中海油派人来企业了解了情况，傅成玉总经理打来电话，中海油备了2.5亿元，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取”。这封信在网上广泛流传，引起了细心网友的质疑：“一个上市国企，凭领导与别人私交好，就可以随意借出2.5个亿？”

圈子里这些已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灰色交易，成为当下富豪圈被社会诟病的主因之一。 相比之下，同学会显得相对“单纯”一些。它实质上是企业家搭建的人脉关系网。

《剑桥中国史》主编费正清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的国家。人脉，是身份的象征，也是做成事的重要资源。

所以，在各大高校的EMBA班，学员在回答“为何读EMBA”时，都会加上一点“认识很多企业家朋友。”如今，国内EMBA班都会制作细致的同学会名录，并定期组织同学聚会，像华夏同学会这样的组织，还在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并集纳了越来越多的商界精英。人脉，固然可以给企业家带来更多的商机。与此同时，组织和经营这样的聚会，对于组织者而言，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生意，而对于参加者来说，也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情。 但除此之外的动因是什么？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社会动乱、政权更迭导致的不确定性，促使商人建立自己的组织以抱团取暖，那么，在当下，深层次的动因来自何处？

百年商圈发展中，伴随着社会的动荡和权力的干涉，商人的命运曾一度陷入一种摇摆不定中。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中，诸多商界奇才被历史淹没。譬如，在政局变革中倾家荡产的“状元企业家”张謇。改革开放后，尽管企业家们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但是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中，依旧有人不慎跌倒。譬如，在2003年宏观调控中被清理出局的铁本戴国芳。

圈子，或许可以带给这种不确定性以安全感。

在笔者的采访中，一些企业家也表示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

万通地产董事长冯仑，是泰山会会员，也是华夏同学会、江南会的会员，他在回答“为什么参加如此多的企业家组织”时，和笔者谈论起了话剧。

冯仑最爱看的是根据小说《白鹿原》改编而成的同名话剧。在北京看了两场，凑巧去西安也遇到了一场，总共三场看下来，“不嫌烦”。

“人在戏中，戏在人中”，他为话剧中的“结”而揪心。白、鹿两家命运的交迭，让他感触很深。“从我们家来说，我爸妈是旧社会的富二代，但后来成为贫一代。我就是贫二代，但改革开放后我又成为富一代。我的孩子就是富二代，但等他五十岁时没准又成了贫一代。”

他掰着指头绕来绕去，“中国社会这个结没解，事情没完呢。所以给我的思考是，怎么走出这种循环。” 后记

回看中国商圈的流变，从1902年第一个商会——上海工商总会成立算起，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如果推算到区域性的商帮组织，历史则更悠久。这100多年里，商圈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史、社会史。商圈的故事主角是企业家们，也是政治家们。

把商圈的发展史浓缩在台湾短暂的经济史上，它的路径几乎和大陆一致。是一个从地域到行业、政党再到私人组织的过程。

一位在台湾跑财经的记者对笔者说，台湾商圈的发展形态也经历了“地缘商帮”、“实权商会”和“私人组织”等形态的演变。

1949年之前，台湾几乎没有自己的商人。

五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是以地域结盟组成商圈。其中五六十年代，台湾商人是以“山东帮”、“上海帮”等在大陆时的家乡名，组织“同乡”商人；到了80年代后，出现了以当地地域为界的台南帮、台北帮等。在台湾赫赫有名的统一企业，就属于台南帮。

九十年代到2000年的十几年时间里，出现了各种由政党参与的工总、商总、工商建研会等。党派参选时，这些商会性质的组织就起到“钱袋子”的作用。这个时段，民间商会干预政治的现象“爆发”。曾经，国民党获得了来自民间的6000亿台币“党产”，号称“全世界最有钱的党”，就是从这些商会里获得的；进入2000年，党派选举开始面向社会募捐，其中，商人团体的募捐仍旧是政党指派。台湾民间流传：“陈水扁参选几次，台湾几乎所有的银行都被他敲诈过。”

如今，台湾最初发展起来的一帮大企业家们更倾向于参加私人化的组织。其中，“三三会”就是一个例子：“资产在200亿台币以上，上规模上资历的大企业家们，休闲娱乐为主，纯属私人化的组织。”

而在美国，企业家圈子更加家庭化。比如，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和朋友们一起参加家庭聚会。这在万圣节、圣诞节很流行。他们更多是以朋友身份参与，是生活聚会，而不像中国企业家那样，老板们的聚会，不带老婆小孩玩。美国的制度化建设比较规范，也会有需要圈子办的事情，但是在总量上这样的事情比较少，所以他们不需要那么依赖圈子。中国企业家可能晚上常有饭局，而美国企业家大多晚上回家吃饭。美国人大多不会没时间跟孩子吃饭，却有时间跟哥们儿一起喝酒。美国商圈比中国商圈“体面得多”，文化味道更为浓厚。商圈里经常举行一些艺术欣赏、慈善等活动。尽管中国企业家的慈善公益活动也在逐渐增多，但很多是企业家自己组织的，他们是否出席这类活动，习惯于考察其他出席者是不是自己圈子里的朋友。

究其原因，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走过了财富积累的原始过程，而中国还处在“财富积累的浮躁期”。

*图片购自视觉中国@cfp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ac70fc5002d8ce2f0066f5335a8102d277a2611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