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主义格局下的东亚民族构建（二）半途而废 冬川豆

国际主义格局下的东亚民族构建（二）半途而废 冬川豆

愿意为理想主义牺牲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数，虽然他们在历史书的记载上往往占据了比在真实历史上要大得多的地位，但是大多数人参加革命都是为了更具体的利益的，包括被我们严重神话的波兰人、捷克人，其实也并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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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回过头来讲汉族的构建。汉族的构建，关键就在于辛亥年间的十八省独立。汉族的边界是怎样的呢？从满洲过来的这一批，无论是汉军旗人、蒙古旗人还是满洲旗人，你一来就可以做大官，而汉地十八省的士大夫需要经过科举胜利以后，好不容易才能做小官，他们本来就已经感到不公平了。皇族内阁来了以后，他们感到，在中央一级，过去一半对一半的比例被破坏了，现在满洲人居然占领了比以前更多的职位，他们感到忍无可忍了。我们要明白，辛亥革命并不是海外这些流亡者发动的，他们没有这样的力量，辛亥革命真正的力量是各省的土豪和地方实力派。这些地方实力派之所以从曾国藩时代的忠于清朝转到袁世凯时代的背叛清朝，关键就在于争夺官位的矛盾。由于争夺官位的矛盾，他们愿意认为自己是汉族。汉族革命的口号产生，主要是因为在大清帝国内部的官场上摆不平。后来组成北洋系的要员，早在他们附和革命以前、在他们还是清朝官员的时候，就已经在一天到晚地抱怨朝廷歧视汉人。歧视汉人这件事情主要就是一个任官的问题。具体的官职该任命谁或者不任命谁，这是可以争议的问题、可以具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键在于，围绕着有限的精英职位，两个精英集团之间出现了无法摆平的倾向。随着无法摆平的倾向，自然而然形成了边界，也就是说，有资格当大官的和只能从小官做起的这两批人开始各自把自己发明成为民族。皇族内阁，成立于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结束于同年的九月十一日（11月1日）hhh他们发明民族的方式是相当粗糙的，借用了很多种族主义的口号，但是我们要清楚——他们自己当时也清楚，满汉关系不是什么种族关系，它就是一个政治关系。富明阿（晚清将领，袁崇焕后裔，汉军正白旗人）和陈炯明之间的血缘关系大概是比富明阿和溥仪之间的血缘关系更近，但是他们一个是满族一个是汉族，这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在黄兴和湘西的苗人之间，他们有共同的种族依据吗？没有，或者说至少是差得很大。湘西的苗民酋长对黄兴想要构建的这个汉族很感兴趣吗？显然并不。对于支持黄兴搞革命的那些人来说的话，把关外的满洲人的特权取消掉对他们是一个重大的关键问题。愿意为理想主义牺牲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极少数，虽然他们在历史书的记载上往往占据了比在真实历史上要大得多的地位，但是大多数人参加革命都是为了更具体的利益的，包括被我们严重神话的波兰人、捷克人，其实也并不例外。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不是能够名垂青史的人物，都知道自己注定既不会是梁启超也不会是孙中山的。他们如果愿意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或者说自己是中华民族，那是因为他们考虑了，跟着梁启超的构建走或者是跟着孙文、汪精卫的构建走，在重新组合的这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当中，他自己能够得到更有利的地位。hhh汉族的发明跟拉丁美洲的美洲人的发明是非常相似的。你如果要问，米兰达和玻利瓦尔这种人为什么说他们跟山里的印第安人都是美洲的爱国者，而跟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不是一伙人？那就是一个官位的问题。从西班牙半岛来的人就像从山海关外来的人一样，一到美洲就可以做大官，而美洲本地的人，尽管钱比你多，文化水平比你高，各方面都比你强，他还是只能做小官，做一个检审法院的法官就了不起了，做总督身边的大官是没戏的事情，能够做大官的就是几十万从西班牙半岛过来的人。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民族发明：我们是美洲的爱国者，我们要驱逐Gachupín——也就是来自西班牙的特权阶级。西班牙的Gachupín和美洲爱国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接近于清末对革命党人或者是汉官对满人和汉人的划分方法，都是政治划分，跟种族没关系的。所谓的汉人，当然，比如说在湖南，既包括城里面的黄兴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山上的连汉字都不认识的那些苗人。苗人当然不知道他们已经被划分为汉族了，但是这个没关系，民族发明从来都是少数精英的事情，发明到你头上，大多数老百姓只需要跟着被发明就足够了。玻利瓦尔和米兰达把印第安人发明成跟他们一伙，就是要凸显几十万西班牙人和几百万美洲爱国者之间的不同：前者是该死的特权阶级，代表着历史的没落一方；后者是先进的爱国者，要把英国人和法国人推行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引进到落后的美洲来，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共同体。被士兵拥簇的米兰达。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Francisco de Miranda，1750-1816），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领导人之一，曾任委内瑞拉第一共和国军队最高统帅hhh当然从血统上来讲，西班牙来的那些人跟拉美的土生白人血统上可能会更接近一些，比他们双方跟山里面的印第安人的血统可能还要更接近一些。所谓的满人，其实是包括了蒙古人、朝鲜人和很多不同的族群，所谓的西班牙人也同样包含了加泰罗尼亚人、卡斯蒂利亚人、巴斯克人和很多不同的族群。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差别，如果你按血统来算的话，肯定要比玻利瓦尔和米兰达跟西班牙人的差别要大。但是这没关系，巴斯克也好，加泰罗尼亚也好，卡斯蒂利亚也好，加利西亚也好，都是关外的土地，像关外的朝鲜汉军、蒙古八旗一样，都是满洲皇帝的直辖，他们都是西班牙国王的直辖，他们只要到了美洲，都要高人一等。满洲来的，无论你是蒙古人还是汉军，你只要入了关，都要高人一等。所以你只要入了关，你原先是安达卢西亚人还是卡斯蒂利亚人就已经不重要了，反正美洲爱国者都要管你叫做万恶的西班牙人或者Gachupín。同样的道理，哪怕你是广东人的后裔，你只要是跟着满洲人一起入了关、可以直接就做大官的话，广东人和湖南人都要义正辞严地说你是万恶的满鞑子，一定要把你驱逐出去。这就是政治共同体和种族之间的重大区别。种族是很难考证的，政治共同体则涉及到非常明确的现实利益。所有民族的构建都是政治共同体的构建。它能够发挥动员力量，都要涉及非常具体的利益安排，绝不是说只凭几个想要名垂青史的知识分子就能够发明得动。诸如此类的发明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种，但是最后胜出的、能够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都是极少数。这极少数能够留下痕迹的，都是因为能够产生相应的利益动机。hhh辛亥年间的民族发明就是双重的，因为在晚清那种思想比较自由、尤其是在东京和上海租界、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的环境下，民族发明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你去查看当时的报刊就可以发现，除了我们认识得比较清楚、看得比较多的中华民族发明和炎黄子孙——也就是汉民族发明这两种大发明以外，还有各种小发明，例如还算是知道得比较多的满洲民族的发明，“我们退回满洲去，自己搞一个满洲共同体”这样的发明。提倡这些发明的人并不是居住在关外的汉军旗人或者满洲旗人，而是旅居上海的满洲人。他们在上海的报刊上鼓吹满洲独立，理由就是，既然你们要排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建满洲国呢？排满的意思就是你们十八省不欢迎我们，那么我们当然应该回满洲去建国了。这就像是欧洲兴起排犹主义催化了以色列国的诞生一样，既然以色列人不适合规划为德国人或者欧洲人，你们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离开欧洲，回到以色列去建国，OK~这样做也好。满洲的民族发明就是这样产生的。引发《苏报》案的《革命军》hhh同时还有各种双重民族的发明，有很多重要的汉民族发明家同时也是小民族主义的发明家。这个现象在美洲也不稀奇。玻利瓦尔毫无疑问是委内瑞拉最重要的民族发明家、最重要的国父，但是他也是美洲民族的重要发明家。他有时候说他是美洲的爱国者，有时候说他是大哥伦比亚的爱国者，有时候说他是委内瑞拉的爱国者。他在自己政治上比较得意的时候就主张，在驱逐西班牙人以后要把整个西班牙美洲重新整合起来，建立一个美洲合众国，大哥伦比亚共和国都还不够大，要进一步把美洲团结起来，建立美洲民族，他说这话的时候就不再说委内瑞拉爱国者如何了；他在势力比较小、连哥伦比亚都落到保守派和保王党的手里面、只有委内瑞拉的老家支持他的时候，他只说他是委内瑞拉爱国者，这时候他就不指望能够搞什么美洲合众国甚至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了，只要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能够保得住他就心满意足了。这些话他都说过的。孙文在不同时期，梁启超在不同时期，也对同胞有过不同的定义。例如梁启超有的时候说四万万同胞，有的时候说三千万同胞。三千万同胞指的是谁呢？他的广东老乡。四万万同胞指的是谁呢？我们不用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就是因为各种不同的民族构建在当时是处于设想的阶段，任何思想实验都是容许的。我们后来塑造的脸谱式的历史人物，至多只能代表他的主流方面，他也有很多侧面的。当然其他比较次要的历史人物就不用再说了。hhh类似的现象在叙利亚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在汉语世界很流行的著名诗人纪伯伦，你翻看他的诗歌和文集就会发现，他有的时候说我是叙利亚的爱国者，有时候又说我是黎巴嫩的爱国者，他到底是黎巴嫩人还是叙利亚人？答案是，两者都是，因为这涉及到不同的民族构建的问题。黎巴嫩的阿拉伯基督教徒也是有不同的选择的：他可以选择建立比如说像纳赛尔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都设想过的，按照拿破仑三世那个想法，把所有阿拉伯语和阿拉伯文化区都统一起来，建立大阿拉伯民族，这时候他就说他是阿拉伯人了，基督徒的身份、黎巴嫩人的身份、叙利亚人的身份就不重要了；有的时候他像玻利瓦尔那样主张建立一个大叙利亚，也就是说包括今天的叙利亚和黎巴嫩、有时候还包括约旦和巴勒斯坦在内的地方，未来建立一个大叙利亚国，这时候他就说他是叙利亚人，叙利亚如何如何，叙利亚曾经多么多么辉煌，叙利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但是现在可悲地衰微了，我们叙利亚爱国者要在比如说法国启蒙主义的启发之下重新搞叙利亚民族复兴，这些话在纪伯伦的文学作品和文章中间是俯拾皆是的；但是他有时候也说他是黎巴嫩人，我有我的黎巴嫩，你们有你们的黎巴嫩，我的黎巴嫩是多么的理想，你们这些土豪劣绅的黎巴嫩是多么的坏，我们黎巴嫩人应该如何如何，应该如何如何。亚美尼亚埃里温的纪伯伦塑像hhh这种构建就是针对现在的黎巴嫩共和国了，它要求把基督徒为主的黎巴嫩和穆斯林为主的叙利亚分割开来。理由是，如果基督徒支持了大叙利亚的构建——顺便说一句，大多数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照我的话说就是民族发明家，跟大叙利亚的民族发明家都是占人口少数的基督教徒，但是等到他们的构想快要实现的时候他们就看到，基督教社区在叙利亚是占少数的；但是如果黎巴嫩从叙利亚分离出来，那么基督教徒在黎巴嫩大概占有55%的优势。这个逻辑是最后黎巴嫩脱离叙利亚的主要原因。黎巴嫩脱离叙利亚，也还有大黎巴嫩和小黎巴嫩两种方案。小黎巴嫩就是只把黎巴嫩的阿拉伯基督徒社区拖出来建国。这个建国的理想就差不多等于，山东的长老会成员宣布，我们要建立一个胶东基督教共和国，不仅要从大清帝国独立出来，而且要从中华民国独立出来，而且要从可能建立的大山东共和国独立出来，要建立一个小的胶东基督教共和国。小黎巴嫩的理想相对于包括沿海地区穆斯林的大黎巴嫩、包括叙利亚和约旦的大叙利亚、包括整个阿拉伯语地区的大阿拉伯，就是相当于我刚才假设过的这个胶东基督教共和国。hhh从这一点你也可以看出，现在的桂枝在世界史和世界政治当中都是一个极为怪异的存在——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没有完成正常的民族构建历史进程的地区，这也是我们现在面临着的大部分问题的深层原因。如果按照西亚或者欧美的惯例，相当于美洲爱国者的美洲民族的汉民族在驱逐了满洲人以后就应该立国了。美洲爱国者没有意思说是要打回西班牙去、建立一个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大西班牙共和国，他们把西班牙人赶回西班牙就完了。西班牙的自由派倒是很有这个意思，他们想把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的美洲都共同整合起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西班牙，这种方式倒是很接近于梁启超的方式，但是他们很快就失败了。而美洲共同体建立以后，又出于军阀混战的原因，大军阀在美洲合众国失败以后，首先企图建立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和墨西哥帝国；在这样的大国维持不下去的情况下，又分裂出中美联邦、委内瑞拉、小哥伦比亚这样的新型的民族发明；然后中美联邦和小哥伦比亚这样的新的政治共同体又进一步分裂，产生出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这样的更小的单位。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张作霖回家闭关自守hhh其实这些单位有很多都是像吴佩孚和张作霖这样的军阀，他在本国的党派争斗中打了败仗、被迫撤退以后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模式，其实张作霖这种人至少是用过的。他在打胜仗的时候自称是中华民国的某个军政府的首脑，或者要支持中华民国的政府；在打了败仗、退回到东三省的时候，他就会宣布满洲独立，召集一个东三省父老的代表会议，然后宣布，东三省父老要拥护我张作霖来保境安民，同时徐世昌或者中华民国的什么总统多么多么坏，千方百计算计我满洲父老，我们满洲父老让你们给骗惨了，淳朴的满洲父老决不能继续受骗了，幸好还有我张作霖在，只要我张作霖不死，满洲父老就绝不会让你们被继续欺负，然后他就宣布独立了。当然是事实独立，并没有什么公使馆来承认，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乌拉圭和巴拿马最初独立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公使馆来承认的。但是，没有法律上的承认，却有事实上的承认。列强要站出来，既然你们谁也打不过谁，那是不是为了大家做生意好，我们谈判一下？徐世昌和吴佩孚，你就不要出山海关了，张作霖你也不要进山海关了，英国人和日本人派出国际维和部队的观察员，在山海关设立一个二十五公里或者多少公里的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面驻上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代表，监督你们执行停火协议，你们谁也不要打谁。然后双方都接受了。hhh巴拿马和乌拉圭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乌拉圭人最初是阿根廷的联邦主义者，然后在企图打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吃了败仗，退守到乌拉圭河东岸，然后由英国人和葡萄牙人出来调解一下，达成了停火协议，派了一些观察员在那里看守着，然后过了几十年他们发现入关无望以后，就索性把事实独立变成法理独立了。巴拿马则是小哥伦比亚共和国自由党的根据地。大家都很熟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它里面讲的故事就是哥伦比亚历史上著名的千日战争（1899-1902），是哥伦比亚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战争。保守党的大本营就是今天的哥伦比亚，自由党的大本营就是今天的巴拿马。以巴拿马为根据地的自由党和以波哥大为根据地的保守党打了一千天的战争以后，保守党打赢了，然后自由党在撤退的过程中决定，与其做一个哥伦比亚人，接受保守党的统治，还不如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干脆宣布独立，建立一个自由党的国家。于是他们就建立了我们所知的巴拿马共和国。千日战争时期的巴拿马童军hhh他们双方之间的战争其实跟孙文和北洋军阀之间的护法战争没有什么区别。巴拿马的自由党最初打的也是护法战争，他们说保守党像北洋军阀一样破坏了宪法，企图走向专制主义，然后我们为了护法起见，武装起抗拒首都的各省起来，企图打进首都。他们最初的理由也是要让护法军打进首都的，但是实在打不下来以后就宣布独立了。这种逻辑其实在民国已经初见苗头了。孙文在搞起护法军政府以后，最后打来打去打不进北京，然后广东、广西的实力派就厌倦了，你既然没有本事打进北京你就别再瞎逼逼了，你自己爱去哪儿去哪儿，我们广东父老不再欢迎你。于是广东的父老——也就是广东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就请来了陈炯明，陈炯明就像是后期的巴拿马自由党一样，他就觉得我们没必要劳民伤财去打进北京，我们只要在广东搞好建设事业就行了。hhh他在广东如果获得成功，把事实上的独立维持几十年，然后再跟香港的英国人达成了协议的话，那就是巴拿马的那种格局了，他之所以没有成功，倒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政绩比巴拿马的自由党差到哪儿，关键因素还是因为孙文和蒋介石拿着苏联的援助打回来了。如果苏联人没有插进来的话，那么陈炯明和广东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从实际上来看是完全有能力把孙中山和国民党赶走的。那样的话，广东就会变成中华民国的巴拿马了。如果中华民国是大哥伦比亚共和国，那么广东就会变成中华民国的小巴拿马了。顺着中华民国军阀政治的自然逻辑搞下去的话，自然而然会形成拉美或者西亚那种格局。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不涉及今天的主题，就简单地说——苏联人介入了东亚的政局，从内亚方面首先武装了KMT推翻北洋军阀，然后武装了CCP来推翻KMT。如果没有苏联的积极干涉、凭KMT和CCP的自身实力的话，它是不可能获得全国性的胜利的。它如果只获得局部性的胜利，如果二十八画生做了弗兰共和国的总统或者是孙文做了广东共和国的总统，中华民国一样是要解体的。1924年6月29日，孙文在广州北校场检阅广东警卫军、广州武装警察、广州商团联合会操hhh解体以后，事实会迫使它的精英搞民族发明，也就是说，为了证明我占住这个权力是合理的，所以我要把我们发明成为一个民族。如果乌拉圭军阀的后裔始终说他是阿根廷的联邦党的话，那就是等于给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权派一个理由——我随时可以派兵渡河来重新吞并你或者消灭你，就像是今天的共产党动不动就要扬言我要出兵香港或者出兵台湾灭了你们一样；相反，我如果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建立一个台湾民族或者香港共和国，你再来打我就算是来侵略了，这样一来，我获得的政治遗产就可以很稳妥地传给我的政治继承人了。当然，如果我有能耐打回北京或者打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话，我可能不会动这个想法，但是既然横竖打不回来，最后相对力量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我要打回去是不可能的，你要打我却是绰绰有余，到这个时候，它就非要独立不可了。独立以后就要反过来发明民族，制造一些历史依据，证明我们乌拉圭人自古以来就跟你们阿根廷人不同文不同种或者是如何如何不同。hhh当然，你如果按照中华民族构建的逻辑来说，这些理由都是极其牵强的。他们全都是讲西班牙语的，而且全都是西班牙移民的后代，而且连经济结构都是一样的，都是依靠养牛养羊、出口牛羊肉的经济结构。就连他们这样一点点差别——就是根据联邦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这一点点差别，以及最初的那几场每一次只不过死几百人的小小的战争，就能够把其中的一次败仗，例如阿蒂加斯率领他的部众撤出乌拉圭东岸那一次行军，发明成为乌拉圭的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阿蒂加斯带领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的父老撤出东岸，他带着几千人马到东岸打了个圈，过几年就回来了，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乌拉圭民族的史诗。像是共产党利用的万里长征，国民党说是可悲的逃窜，我说是国际恐怖主义势力被迫撤退，这只是对同一现象的不同描绘而已。无论如何，就是阿蒂加斯这次远征，变成了乌拉圭民族的史诗，然后乌拉圭民族诞生了。三十三人神话hhh所以按照这种方式发明的话，可以说，任何一个省，广东也好，湖南也好，比这更加悲壮惨烈的史诗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有了那样一个实力派能够承得住广东或湖南的盘子，发明一个民族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之所以没有发明成功，不是因为它缺少几个够水平的民族发明家，这样的民族发明家多得很。辛亥革命以后的二十年，大多数政治家都是双重爱国主义者，也就是说像玻利瓦尔和纪伯伦那样，一会儿说他是美洲爱国者，一会儿说他是委内瑞拉爱国者。像杨度、蔡锷这种人，他的认同都是有过多次反复的。杨度一会儿说我们湖南是亚洲的普鲁士，好像你们吴越人或者其他各省人都是很孬种的，不会跟我们在一起；一会儿又要说炎黄子孙如何如何，我们共同团结起来打倒满洲。蔡锷也是这样的，他一会儿是湖南的爱国者，一会儿是云南的爱国者，一会儿又是炎黄子孙和坚定的反满分子。这种现象跟西亚和美洲发生的现象非常相似，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在民族发明还不确定的关键时刻，差不多所有重要的政治家和文化领袖都是属于这种模式的。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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