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戊戌维新领袖——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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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2011-2012年学期
戊戌维新领袖——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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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维新领袖——梁启超
【摘要】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加剧,统治阶级的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中国人民先后发动了几次革命运动,但最后都失败了。日本通过向西方学习,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于是中国也向日本学习,一场向日本学习的改革就应运而生了。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企图通过对社会制度的改革来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戊戌变法的领导人之一梁启超也因此被我们所铭记。
【关键字】:梁启超天津戊戌变法
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一场震古铄今的改革――戊戌变法;它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瞬间,而其改革主张或多或少地在后来实现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本质上都是戊戌维新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文化也始终不能回避戊戌,就是激进的五四“伦理革命”也可溯源于此。今天,人们仍在纪念戊戌,重识戊戌。一个世纪转瞬已逝,而历史竟如此惊人的相似,改革、社会转型、文化重建――百年前的时代主题,仍然耸立在现代中国人面前。人们不仅需要汲取前人的思想营养,甚至都不能忽视戊戌思想家的社会忧思、文化体验及人生感悟。梁启超便是这样一个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
一、梁启超
(一)人物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二)人物生平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三)梁启超学术研究与作品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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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9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情圣杜甫》《屈原研究》《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四)梁启超文学、书法造诣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他从1896年主编《时务报》,到后来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一直执清末舆论界之牛耳。他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令人惊心动魄,思想丕变。梁启超思想之广博、议论之新颖、文笔之魔力,清末启蒙思想家无人能比。戊戌之后,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与反思,进入空前广阔而深入的境界。以“新民说”为中心,他对中国的历史、国民性、社会现实提出了丰富的真知灼见。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五)教育子女
梁启超在学术方面成就斐然,教育子女同样有独到建树——9个儿女不但个个成才,更是涌现了三位蜚声海内的院士。
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大儿子,自小便受到父亲的精心呵护,从所考学校、所选专业,都是由父亲精心挑选。正是在父亲的培育下,梁思成终成大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硕士学位后归国,在清华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并于1948年当选中国首届院士。在梁思成的人生道路上,梁启超作为父亲无微不至的关照处处可见。尤其是在婚姻大事上,梁思成能够与林徽因成就一段无双美事,梁启超可谓“居功至伟”。
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小时候聪明好学,梁启超很早就发现了他的潜质,把他送到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不久之后前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为了更好地使思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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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成,梁启超与他多次通信,希望他能先回国实习一段时间,再前往美国深造。这样既可以印证书本的知识,又增长了实践经验。果然,当梁思永1930年拿到哈佛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很快便有轰动的成就,在考古发掘中做出卓越成绩,亦在1948年当选首届院士。
1924年,当梁思礼出生时,梁启超已经51岁了。对这个“老白鼻(baby)”,梁启超称得上是疼爱有加,思礼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17岁留学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博士学位后1949年回国,投身祖国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的航天实验做出了重大贡献,1993年当选中科院院士。
梁启超9个儿女中有7人先后到国外求学或工作,他们除了精通本专业外,还表现出了多才多艺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以他们的学识,完全可以轻松进入西方上层社会,但他们最终却全部选择报效祖国。即便在各种各样的运动中受到不公的待遇,他们依然心系祖国,这或许就是数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传统的精髓所在。(六)梁启超对天津的影响1、梁启超与南开
19219月,受南开大学邀请,梁启超开始在南开讲授《中国文化史》。当时就读于南开的开国总理周恩来曾亲笔录写《梁任公先生演说词》洋洋四千余言。周恩来在文章中描写当时见到的梁任公“气度雍容,言若金石”,对梁氏所讲“青年今日之责任,其重大百倍于他人”等振聋发聩之语感触深刻,铭记于心。
梁启超对南开教育救国的思想和实践抱有极大希望,曾有意亲自主持南开文科,并在南开创设“东方文化研究院”,虽因故未能如愿,此拳拳之心、耿耿之志,已为南开深深铭记。2000年,南开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梁启超先生的宏愿得以实现。2、梁启超在天津的学术
梁启超寓居津门的14年,也是他倾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著述颇丰的一段时光。在饮冰室书斋,他完成了包括讨袁檄文即《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老子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60多篇学术论著;这长达148卷、凡1400万言的〈饮冰室合集〉是梁启超留给中华民族蔚然壮观的文化瑰宝。
在天津,梁启超与学界名流交往极多,梁氏宅邸名人高士云集,又形成了一道清新雅意的独特风景。他与《天演论》的译著者严复切磋学问,过从甚密;他盛赞严修创建南开之举,并与张伯苓、张彭春兄弟成为挚友,对南开学校倾心襄助;他还曾在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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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书斋里与当时尚在青年、属后起之秀的学者梁漱溟、徐志摩等结下师生之谊。3、梁启超纪念馆
占地2500平方米的梁启超纪念馆,规整俭朴,气势雍容。陈列在各展室中的百余件家具,是按照当年原貌,“原汁原味”仿制、摆放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展览,真实地展示了梁启超热爱祖国、勤奋治学的一生。这里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唯一的梁启超生平资料中心和学术思想研究中心。
200851日上午,天津市旅游局、区旅游局联合在天津梁启超纪念馆院内举办授牌仪式,授予天津粱启超纪念馆国家3A级旅游景区标牌。
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坐落于我区民族路44--46号,曾是梁启超晚年定居天津的寓所,由故居和书斋“饮冰室”两栋意式洋房组成。无论外观还是格局,都具有相当的规模。2002年天津市政府以“整旧如故”的原则,按原貌对其进行修复,并于2003418日正式对外开放。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天津粱启超纪念馆已成为我市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和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并成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名人故居纪念馆,为我市的经济建设和旅游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梁启超注重社会的整合,而非对立。他既想推进现代化,又想避免社会震荡。因而,他主张渐进改革,强调社会的“调和”,这种主张贯穿其全部思想。
二、戊戌变法
(一)维新变法背景
1840年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出现前所未见的改变。接连的内忧外患,使清政府及一些知识分子逐渐醒觉到必须要改变以自强。同治年间(1861年)开始,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希望能够“师夷长技以制夷”,改良生产技术。各地先后引入外国新科技,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培训技术人材;在军事上亦建立了远东最具规模的北洋水师。
1894年至1895年发生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证明了洋务运动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于是出现了要求从更基本层面,包括政治体制上,进行变法维新的声音,戊戌变法应运而生。
(二)维新变法历程
1898(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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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其中,改革主要内容:
政治方面:改革政府机构,裁撤冗官,任用维新人士。经济方面:鼓励私人兴办工矿企业
文化方面: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人才,翻译外国书籍,传播新思想,创办报刊,开放
言论。
军事方面:训练新式军队(三)、戊戌变法与明治维新的比较:
1、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看。第一,日本当时封建势力比中国弱,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日益激烈,加上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第二,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和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到19世纪中叶,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各自不同地发展着“资本主义”。
而中国戊戌变法时却没有出现这样的形势。中国封建势力很强,在当时的统治阶级内部,掌握清政府大权的满族贵族,对外向外国侵略势力投降妥协,并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对内则依靠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汉族军阀镇压农民起义,办理国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权得以维持。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遭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想在这样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就异常艰难。2、从力量对比上看。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中国的情况则不然,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将宝押在光绪这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联合极少数官僚,既那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
3、从政策措施的实施上看。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行之有效符合国情的改革措施,大刀阔斧改革。在中国的“百日维新”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这些法令是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由于慈禧太后一方势力过大,各级官吏(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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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宝箴)都阳奉阴违,并未真正推行,变法法令有如“一纸空文”。
4、从国际环境上看。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们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并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因而客观上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过渡,对瓜分殖民地的需求更为猛烈,列强们在中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戊戌维新没有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得以实施。(四)、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资产阶级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的斗争勇气,采取改良途径,发展资本主义2、希望寄托在无实权的皇帝身上3、对列强和封建反动势力又寄予幻想4、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终于失败(五)、戊戌变法影响:
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资本主义改良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所宣传的资产阶级思想,却引起了思想文化界的极大反映,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更多有识之士开始思索救国救民之路,因此,客观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它是近代首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变法时日虽短,其影响却相当深远。失败会换取教训,流血会唤起国民的觉醒。在将踏入另一个世纪门槛的时候,每一个探索中国自强之路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维新志士们的呐喊和他们所留下的那一串带血的脚印。
三、梁启超与戊戌变法
梁启超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在反对张勋复辟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彻底决裂。周善培规劝梁启超说:“事情有该自己做的,有该听别人做的。讨袁,革命党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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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应当做;讨张复辟只该听革命党去做,不必我们去做。”而康有为则正站在复辟的一方。梁启超和康有为从此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启超“梁贼启超”,并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兽来称呼梁启超。
梁启超在中国新闻事业上也有很高地位。才气纵横自然不说,梁对中国文体的改革被认为是他的最伟大贡献之一。梁启超曾对封建史学进行有力批判,提出中国旧史学之四弊;主张历史要研究和探求历史发展,要把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引进历史研究,指出历史不是一乱一治的简单更替,而是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发展。
在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全力投入维新运动。他先后主持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其政论影响极大。“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吾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7,梁启超应邀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维新人才,1898年回京,助康有为开保国会。“百日维新”中,他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参考文献:1925年《中国名人录(第三版)》
廖就胜《梁启超生平活动大事记》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篇》吴荔明《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
林庆元;论梁启超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兼谈近代民主观念薄弱的原因[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01
张磊.在戊戌变法座谈会上的发言[J].学术研究,1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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