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嵇康

《世说新语》中的嵇康

——通过《世说新语》浅谈嵇康的人格魅力

内容摘要：

在魏晋士子中，嵇康绝对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这并非因为他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而是因为他的死，他以生命的代价使其人格和精神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丰神俊朗的外表，卓尔不群的气质固然让人为之感叹；他“博综技艺，丝竹特妙”的高超才华也让人欣羡；他“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绝世风姿也令人神往，但真正能打动人的是他的人格；他“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将封建礼教踩在脚下，敢于“非汤王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大胆追求人性的自由，从而不惜献出年轻的生命。

当然，嵇康之死，尚不仅仅因为其性格，与他的身份也不无关系。他与曹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使之在司马集团眼中成了一个猎杀的对象，身份地位既在风口浪尖之上，内在性格又使其不愿委曲求全，不死奈何？一曲《广陵散》便是他在人间的最后遗响了。

关键词： 嵇康 人格 魅力 气度非凡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绝对算不上辉煌灿烂，但却是一个让人怀念和向往的历史瞬间。因为，在那个短暂而苦难的时期，催生了一批美丽高贵、才华横溢的生命个体。正像刘诗林在《中国诗学精神》一书中所说：“这个时代是一种典型的二律背反：人对生活的要求愈是简约和无,生命本身就愈显得灿烂和美丽；个体愈有才华、美、风度，就愈要被残酷的消灭，而愈是在残酷的毁灭中，这生命的才华、美、风度就愈能达成不朽。在这里，生命和现实缔构成一种痛苦的平衡，鲜艳的生命和黑暗的现实同时展示了最强的阵容。……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实的苦难，恰好促成人对外物的罢黜和对内在本体的发现和皈依，如同中世纪欧洲基督教所显示的，这是一份在受难过程中所生成的鲜艳圣洁的精神之花。而嵇康和阮籍，则恰好构成其中两片最珍贵的花萼。……那么表现魏晋人的觉醒主题，表现在苦难现实中生展出来的任性的艺术情怀、自由精神、宇宙意识，集中体现在嵇康身上。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真诚、纯洁和高度都是罕见的，它直承庄学的纯净气质、澡雪精神，又不放弃人的感性生存与现实需要。”

本文拟就《世说新语》中所载的关于这个特立独行的生命个体的一些细节进行分析，从而对其进行简单的扫描和透视，再现这一历史上的伟丈夫的人格魅力。

一、 仪容伟岸的的嵇康

嵇康的外貌在古代也是一位美男子、伟丈夫。据《容止》第五则中记载：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所谓容止，指的是一个人的仪容举止。此条目大致意思是说嵇康身高七尺八寸，换算过来大概有今天的一米九一左右，风采卓异。看到他的人赞叹说：“潇洒端正，爽朗清高。”，也有人说：“如同树下清风，高远绵长。”而山公即山涛，嵇康的好友之一，也评价说道：“嵇叔夜就像山崖上的孤松，傲然独立;他醉酒的样子，便如高耸的玉山将要崩倒。”由此可见，嵇康的外貌确然丰神俊朗，气质异人。而在《晋书·嵇康传》中也谈到嵇康的外貌，“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 余嘉锡在《容止》第十三则中解释：“土木形骸者，谓乱头粗服，不加修饰，视其形骸，如土木然。”据《颜氏家训》中记载，当时的名士大都非常重视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带齐羽扇、麈尾、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如此方能从容出入。而嵇康可谓当时名士中的异类了，整日蓬头垢面，不加修饰。但即使嵇康如此“土木形骸，不自藻饰”，却依然让人称赞道：如萧萧清风，明爽俊朗；如凛凛寒松，高拔清峻；让人认为他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此缘于何故呢？曾有人说过，一个人的外在表象，有时可以折射着他的内在品质。而我则认为，反过来说也是可以的，一个人的内在气质也会影响他的外在表象。正是嵇康的那种傲然独立的气质由内而外的散发，才令他人深深折服，不得不赞一声“龙章凤姿”。即使不修边幅，“土木形骸”也遮挡不住他的光芒。这一点在《容止》第十一则中也得到了旁证：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有人对王戎说：“嵇延祖卓然超拔，如鹤立鸡群。”而王戎回答道：“你还没见过他父亲呢！”这里的嵇延祖就是嵇康的儿子嵇绍，而王戎则是嵇康好友，也是当时的名士，与嵇康同属“竹林七贤”之一。在旁人看来，嵇绍的风采已压倒众人，犹如野鹤立于鸡群一般，而王戎却认为嵇康较其子则更胜一筹。由此更可证明嵇康是如何的气度非凡了。

二、气度非凡的嵇康

在魏晋时期，长年的战乱使整个社会显现出一片凋蔽的景象，再加上人与人的倾轧和权力的勾心斗角，个人生命霎时幻灭。面对世情的悲凉，生存的艰难，文士们只能借托于醉以粗远世故，或寄情于山川以排遣忧虑。但处于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文士们反而活得更加任情自我，放诞不羁。《任诞》第一则就写道：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所谓任诞就是任性放纵之意。而将这一条目作为任诞门的开篇，意谓“竹林七贤”皆是任诞之人。这里不仅讲了“竹林七贤”的由来，（嵇康与阮籍、山涛、王戎等七人俱是当时的名士，常常聚于竹林，纵情饮酒，又都偏好玄学清谈，于是世人便将这七人合称为“竹林七贤”）。而且根据此条目所言，“肆意酣畅”的饮酒，显然是“七贤”被认为任诞之人的主因。关于饮酒，查阅先秦典籍即可知，早期造酒和饮酒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祭祀。在《诗经·大雅·既醉》中就描写了周成王在祭祀宗庙时遍饮群臣，以期望能达到教化臣民的目的。可见饮酒一直是礼教用以规范个人行为意志一种方式。但在魏晋时期，饮酒却成为魏晋名士用来摆脱这种礼教束缚，追求自然和自由的手段。老庄玄学的复兴，儒家礼法的削弱，使名士们感到自由的可贵，也为个性的张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名士们开始追求一种任情自适的生活方式，于是他们在美酒的滋润下，呈现出了一种令人艳羡的超脱和潇洒。而嵇康更是任诞放达，以饮酒来反抗礼教的代表人物。据《伤逝》中的第二则曰：

王浚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王浚冲也就是王戎，在其出任尚书令时，一次经过黄公酒垆。回头对车后面得客人感叹说：“从前我和嵇叔夜（嵇康）、阮嗣宗（阮籍）一起在此畅饮。竹林同游，我也忝列其末。自从嵇康早逝，阮籍亡故以后，我就为世事羁绊，现在酒垆虽近在眼前，往事旧人却象是隔着万重山河了。”伤逝，顾名思义，就是哀念已逝之人。此条正是记述王戎对好友嵇康、阮籍的怀念。虽然并未正面谈到嵇康，但我们依然可以想象出嵇康在往昔与好友们一起在竹林放纵饮酒，傲笑王侯的风姿。而其风姿魅力在亡故多年后依然被好友怀念向往。

而除了饮酒，我觉得啸咏是最能表现魏晋人们任诞放达的一个方面。兴之所至，即放声长啸，张扬自我，而丝毫不顾忌旁人的看法。即使在现代，若有人随意的长啸高咏，旁若无人，也是会引人侧目，遭人非议的吧。但是在魏晋文士们做来虽纵情任性，却更显率真旷达。《言语》第四十则曰：

周仆射雍容好仪形。诣王公，初下车，隐数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啸咏。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远希嵇、阮!”

周仆射即周顗，举止温文尔雅，仪表堂堂。他去拜访王公，王公即王导，刚一下车，就有几个人扶持簇拥着，王导看着他，笑而不语。周顗入坐之后，就高傲地啸咏起来。王导就问：“您想效仿嵇康、阮籍吗？”周仆射赶紧回答说：“我怎敢舍弃眼前的明公，而去希慕离我很远的嵇康、阮籍呢！”此处通过王导与周顗的一段对话，则可以看出嵇康在生活中必然常“傲然啸咏”，否则不可能周顗一啸咏，王导就联想到嵇康。而且据此可见，嵇康在当时已成为文士们的竞相模仿的对象，其任诞放达，率性豪放的真性情得到文士们的广泛认可。一派杯觥交错，几声傲然长啸为我们勾勒出一个任诞率真的名士形象。

三、 刚烈嫉恶的嵇康

如果说任诞放达是嵇康与“竹林七贤”之间的共性，那么刚烈嫉恶就是嵇康得以与竹林诸贤区分的个性了。在《德行》第十六则中，刘孝标注引《文章叙录》曰：“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嵇康的妻子是曹操儿子曹林的孙女，这样嵇康便与曹魏皇族搭上了一点姻亲关系，并做了个清闲之官中散大夫。但在曹魏之末，司马氏集团对曹魏皇位虎视眈眈，他们大开杀戒，天下名士少有全者。严酷的形式也促成了嵇康矛盾性格的形成。理智上想要想要隐逸超脱，面对混乱形势和黑暗现实，嵇康很想走出世之路，以便避害远祸。但实际上，他最终又无法控制自己激情的迸发，在感情上，他任侠使气，为维护正义而奋不顾身。据《简傲》第三则曰：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士季即钟会，出身高门贵族，史称“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炼名理“（《三国志》本传），为人不仅非常聪明，擅长玄理，而且很善于政治投机，是司马氏集团的智囊，司马昭的心腹。司马氏集团在夺权的过程中，对于嵇康、阮籍这样的人才，也想广泛收罗，想征辟己用。于是便派钟会前往试探嵇康、阮籍。而嵇、阮二人应对钟会的方式，也足以看出此二人性格上的截然不同。钟会见阮籍，阮籍佯醉耍酒疯以避让，令其无从下手；而嵇康对于钟会却不仅不避让，而且对其不施与好脸色，“移时不交一言”，连招呼都不打。这种明显的蔑视，当然激怒了这位得势的贵公子。“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与“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嵇康和钟会二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委婉的措辞却掩不住内藏的杀机。而嵇康的刚烈不屈也为日后钟会的借故谗杀埋下了伏笔，并最终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生命代价。

嵇康的刚烈性格在当时隐逸高士孙登对他的评价中也可察觉，据《栖逸》第二则曰：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嵇康性格中的慷慨激昂的一面，既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道家。而孙登批评他不能保身，大概就是指他那愤世嫉俗的刚烈之性而言吧。正如嵇康对自己的描述，“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据《栖逸》第三则曰：

山公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这便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的由来。刘孝标注引《康别传》曰：“山巨源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康辞之，并与山绝。岂不识山之不以一官遇己情邪？亦欲标不屈之节，以杜举者之口耳！乃答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山公，世人对山涛的尊称。是嵇康的好友，同为竹林七贤之一。在严酷的政治形势下，二人作出了不同的政治选择。山涛因靠近了司马氏集团而官运亨通，而嵇康则拒绝了司马氏集团的名利诱惑。但嵇康在此说的“绝”，并非针对山涛个人，事实上二人一直私交甚好，至死不渝。并且在嵇康临刑前，曾托孤山涛，遗言儿子嵇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于此可见，嵇康何曾真与山涛绝交？只是借此机会做篇痛快文章，公开表示对于司马氏集团的腐败虚伪的抗议与批判，其所绝交表面是山涛，实则是司马氏统治集团。敢对执掌生杀大权的统治者讥刺痛骂，其刚烈不屈、嫉恶如仇的一面由此可见一斑。

四、从容淡然的嵇康

魏晋时代讲究名士风度，这就要求文人要注意举止行为的从容潇洒，强调七情六欲都不能在神情态度上流露出来。不管内心是喜是悲，只能深藏不露，表现出来的都应是淡然平和、若无其事。而嵇康无疑是这方面的代表，据《德行》第十六则曰：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王戎说：“我与嵇康相交二十年，从未见他出现过喜悦或愠怒的表情。”刘孝标注又引《康别传》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可见嵇康是很有修养的一个人，喜怒皆不形于色，不失名士风流。但若只是如此，其在魏晋名士中也算不得出众，更不会流传千年，使今天的我们依然折服。据《雅量》第二则曰：

嵇中散临行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嵇康就这样死了，一朵灿烂的生命之花就这样凋谢了！但嵇康之死绝不等同于一般凡夫俗子的寿终正寝。施泰格缪勒说：“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的。这种死亡并不是‘有人’死去的那种‘渺小的死亡’，不是在大城市里成批的生产出来的‘渺小的死亡’，它是具有不可替代的个体性的人作为不可剥夺的真正自己的成就来完成的。”死亡，在嵇康来讲，是对生命的一个洗礼的过程。

嵇康之死，据说是受友人吕安案件的牵累。吕安的哥哥吕巽奸淫吕安妻子，而且恶人先告状，反诬吕安不孝，刚正嫉恶的嵇康去为吕安辩诬，最终却在钟会的谗言下与吕安一起被害。表面看似是如此，但从嵇康拒绝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开始，加之在《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叛逆思想，已经引起了统治者的杀念。司马昭“闻而恶之”，想必在当时对嵇康已暗下决心，欲杀之而后快了。因此，吕安案件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

嵇康的死是极其悲壮的。据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曰：“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数千太学生请愿，还有许多“豪俊”随嵇康一同入狱，希望可以替减其罪。殊不知，如此更促使司马氏下定杀嵇康之心。在嵇康赴难之时，数千学生和他的兄弟亲友为之送行，而嵇康面色不改，神情自若，索琴弹奏《广陵散》，一曲终矣。叹曰：“昔日袁孝尼请求学习此曲，而我吝惜没有教他，而如今《广陵散》就要绝迹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恐惧，而只是对广陵散的绝迹怅惘不已！立于刑场之上，嵇康既没有激辩自己的冤屈，也没有痛哭自己的含冤而死，只是平静地抚上一曲广陵散，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傲然风骨，刚直不屈。从容淡然的面对生死，并以此作为对司马氏最后的嘲讽——吾宁死也不与尔等同流合污。

有人将嵇康看做东方的“拉奥孔”：动荡的时代，血腥的政治，苦难的生活，清醒的思想就像拉奥孔身上的毒蛇一样缠绕、噬咬着嵇康，但外界的一切磨难都无损于嵇康的那颗傲岸的灵魂！

这便是《世说新语》展现给我们的嵇康，独立于众人之上的超逸风度，奔走于竹林之中的任诞放达，无惧于屠刀威胁的刚毅风骨，带着不可侵犯的淡然，从容面对生死。《世说新语》中塑造了五百多个风流倜傥的人物，而嵇康能够从那繁多且各具风姿的人物中脱颖而出，历经千年依然让后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也许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更是由于他这种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吧！

参考文献：

[1] 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四辑•三连书店，1998年版

[2] 任继愈 孔繁撰•《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

[3] 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唐)房玄龄•《晋书．向秀传》•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4月

[5]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嵇康传》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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