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

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原因

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曾经是一个地域辽阔,实力雄厚的大帝国。它处于欧亚非三洲的重要交汇点,在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帝国疆域东起两河流域上游,西至直布罗陀海峡,北达多瑙河和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半岛,南抵尼罗河第二瀑布和马格里布。首都君士坦丁堡扼欧亚大陆之咽喉,据东西商路之要冲,中世纪著名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香料之路”都汇集于帝国境内各口岸。繁荣的国际贸易和丰厚的海关税收,使帝国获得无与伦比的商业利益。12世纪80年代,一位西班牙犹太旅行者本杰明曾在游记中描写了君士坦丁堡商业贸易的繁荣:“各种各样的商人都到这里来,他们有的来自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米底、埃及,有的来自迦南、俄罗斯、匈牙利、佩彻涅格、哈扎里亚、伦巴第和西班牙。这是一个忙碌的城市,商人们从海路和陆路来到这里,除了巴格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城市可与之相比。”

由于拜占庭扼守着黑海与地中海之间的航道和欧亚两洲之间的陆地交通要冲,使它不得不连年面对多方面的敌人。早期拜占庭[2]曾面对各个“蛮族”部族(哥特人、汪达尔人等)的进攻;自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与其近邻波斯人争夺近东地区的斗争则时断时续,到7世纪30年代方告终止;但阿拉伯人接踵而至,迫使帝国再次进入长期斗争;来自亚欧草原的保加利亚人、阿瓦尔人、佩彻涅格人和黑海北岸的罗斯人也从北方和黑海岸多次侵入帝国的领土;10世纪以后,进入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和进入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人也曾以拜占庭为其主攻目标;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尤其是第四次十字军,打着“圣战”旗号对拜占庭统治区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到14世纪以后,只有君士坦丁堡及其近郊土地和希腊半岛及爱琴海上的零星土地还属于拜占庭所有,余者都被奥斯曼人、“拉丁人”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分割。最后,是另一支突厥人部族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克了千年古城君士坦丁堡,将它变为一座穆斯林城市。

尽管拜占庭曾以其顽强的斗争抵制了来自亚洲的游牧民族和新兴阿拉伯民族对欧洲的入侵,保护了西欧中世纪早期文明的发展,被西方学者誉为“基督教世界的东方前哨”;但是,当西方世界日益强大,发展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之时,拜占庭却成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病夫”,任由土耳其人的铁蹄踏着它的衰朽躯体大模大样地进入欧洲,自己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本文试就拜占庭衰落的原因进行探讨。

在拜占庭帝国发展和衰亡的长期历史中,军区制的兴衰和其政体内部的问题是主要的、根本的因素,而十字军的打击和基督教世界的分离则起到了外力的推动作用。

一、军区制的兴衰

拜占庭的军区制改革出现于7世纪早期,即同波斯帝国进行生死存亡斗争的非常时期。而它最后瓦解,却是在五个世纪之后。其兴衰发展的轨迹,是理解拜占庭帝国兴衰的重要线索。

军区制(Theme),希腊语原意为“驻军”。它的建立是与古典晚期严格的军政分权制完全对立的①,其基本特点是将地方政权纳入将军们的控制下,实行军政合权的管理方式,以保证地方政府随时有能力组织和召集军队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战争威胁[1](P226)。帝国政府按军区、军分区、师、团等军队编制划分原有行政区,以各级官兵的服役级别在将士中间分割军事份地,土地上的收入则作为军饷和一切军需之来源,战时由政府给予军农以少量津贴[3](P88)。因此,这是一种世袭的军人领地制。

军区制的推广自希拉克略皇帝统治初期开始。当时,面对波斯人的强大进攻,为了有效保护帝国在小亚和叙利亚的领地,皇帝下令在小亚和叙利亚的战争前沿地区建立以驻军为统治核心的军事特区。不久,这种制度推行到帝国的欧洲部分。与此同时,为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控制,政府不断增加军区数量,缩小其统治范围。9世纪末,大约有25个军区;10世纪时达到29个;11世纪时上升到38个[1](P350)。12世纪以后,由于大土地贵族的发展和兵农阶层的破产,军区制开始瓦解。在它的兴盛阶段,军区制的确起到了增强帝国军事实力,减轻政府军费负担,推动经济发展,调和社会矛盾,促进文化繁荣的作用。拜占庭对多年夙敌波斯帝国和风头正劲、所向无敌的新兴阿拉伯帝国的胜利,都得益于军区制的推行。由于帝国有效地抵抗了来自各方面的敌人,其经济、文化发展亦进入马其顿时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然而,正是使帝国中兴的军区制,后来成为拜占庭衰亡的最主要原因。军区制的潜在矛盾和它不可避免的衰落和瓦解对中晚期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均产生重大影响,它引起的链式反应成为将帝国推向坟墓的隐性力量。

首先,军区制的瓦解破坏了帝国的经济结构,导致帝国经济生活的全面衰退。

军区制的推行,是以大的军事贵族为依托的。在公元6世纪末,边境地区的连年战争造成大片荒芜的、没有人烟的土地。为了保证边境的开发和军队的供给,拜占庭政府将军队驻扎在荒芜地区,承担戍边和垦殖双重任务。一代新的军事大地产贵族开始形成。8世纪时,史籍中就出现了因受皇封而拥有15个庄园的大地主;9世纪中期以后,靠历代皇封发家的大军事贵族更多地出现在史籍中;10世纪时,这类军事“权贵者”和“贫贱者”(破产的小农和军农)的对立,已经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根源。有籍可查的最为典型的大军事土地贵族就是10世纪小亚

细亚的马林诺夫和福卡斯家族[3](P271)。

在“军区制”下,亦农亦兵的农兵阶层和自由农村公社的小农是帝国经济生活和军事防御力量的主体;以军事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产阶层是帝国统治的基础。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农兵不仅要受到自己的“上级”军官们的剥削和压迫,还得经受频繁的战事和无情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种种损失。927年冬季严寒造成欠收,使许多实力薄弱的自由小农破产,被迫接受大土地贵族的“庇护”。皇帝们注意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家的安定,于是,各种保护小农的立法于10—11世纪相继出台。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913—959年)在其法令中强调:“农兵之于国家恰如头之于躯体,……谁忽视之即忽视国家安全。”罗曼努斯一世·雷卡平(919—944年)也强调:“此种小土地占有者予国利甚巨,因其缴纳国家税收,提供军队服役义务;倘若此类小农数量减少,其利必失。”为了保护国家的根本利益,皇帝严令禁止土地兼并,922年的法令明确规定,小农及其公社享有购买、租用田产、农舍的优先权,禁止大地主以任何方式(遗赠、捐赠、购买、承租等)接受贫困小农的田产,过去30年以任何方式从农兵手中获得或将要获得的军役小土地必须无条件归还其原主人[1](P346);934年的法令更严厉斥责大地主“像瘟疫和坏疽一样降临到不幸的村庄,他们吞食侵入村庄的机体,将它们逼近死亡的边缘”[1](P345-349)。但是,这些

法令没有能真正解决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小农经济本身的脆弱性,在战乱频繁、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代,为了获得一份安全感,他们宁可把自己的特权转让给势力大的地方豪强贵族地主;另一方面,帝国的统治基础就是大军事贵族,10—11世纪间拜占庭皇帝多数是大军事贵族出身,他们不可能为了保护小农利益而放弃自己的特权。因此,11世纪以后,帝国的政策开始向大地主贵族倾斜,一些大地主以巧取豪夺手段获得的领地得到了朝廷的默认。随着普洛尼亚制①的推行,大地主不仅获得了在其领地上行使各项经济、行政、司法、军事的特权,而且获得了世袭权。12世纪中期以后,小农阶层几乎完全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巴力克”(相当于西欧庄园中的农奴)。随之发生的,就是国家税源枯竭,税制破坏,国家经济基础发生了动摇。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国家从农业征收的赋税收入逐年减少,在安德罗尼卡货币改革后,帝国年收入仅有100万金币,相当于拜占庭盛期年收入的2.18%[4](P168)。

小农经济的衰落和瓦解对拜占庭帝国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以农兵为骨干的军事力量的衰弱使工商业特别是过境贸易所必需的安全稳定的环境消失,商旅成为最富冒险性的活动;另一方面,小农经济的衰落缩小了工商业所依托的国内市场,不仅那些依靠短期消费维持生存的小工商业者无以为生,甚至连富商大贾也每况愈下。工商业经济的衰落,迫使拜占庭政府实行了货币贬值的下策,帝国货币的国际信用大大降低。14世纪初,拜占庭金币贝占特原有的国际货币地位被威尼斯和热那亚金币所取代。工商业的破坏使拜占

庭丧失了自立的能力和复原的最后希望。

其次,军区制下成长起来的地方贵族势力,构成了专制皇权的最危险敌人,导致了帝国的分裂。由于拜占庭的皇位继承制从来不像东方专制国家那样完善,帝国的宫廷斗争十分频繁,宫廷流血事变频频出现。在军区制广泛推行之后的7—11世纪,掌握军权的军区首领(大将军)经常参与宫廷斗争,左右政局,从而激化了元老官僚贵族、教会贵族与军事贵族间的矛盾。在早期,这些军事贵族对于国家政权的控制,曾经有利于对阿拉伯人和保加利亚人的防御,如伊苏里亚朝的开国皇帝利奥三世就是亚美尼亚的军事贵族出身,他领导了拜占庭历史上著名的破坏圣像运动,为拜占庭文化艺术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马其顿时期的到来准备了条件。马其顿朝皇帝瓦西里二世也是依靠军事贵族的力量,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巩固了帝国政府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但是,也是在这一时期,大军事贵族福卡斯的叛乱(987—988年)成为帝国中央集权瓦解的前兆。为了镇压这次叛乱,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二世被迫将自己的亲妹妹安娜嫁给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换得罗斯的援军[3](P268-269)。当马其顿王朝的光辉随着瓦西里二世的辞世而黯然失色后,帝国宫廷成为军事贵族和官僚贵族竞相角逐皇帝的权位的舞台,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开始瓦解。

其三,军区制的瓦解,使帝国军事实力大大下降,雇佣兵制度死灰复燃。随着军农阶层的大批破产,服军役成为一项极其沉重的负担,军人们开始采用交纳代役税的方法来摆脱沉重的军事义务。以往曾经十分强大的农军随之瓦解,国家不得不开始依赖于雇佣军[3](P293-294)。

在军区制度下,农兵参加战斗,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土地,作战勇敢,战斗力很强。但是,一旦他们沦为大地产上的佃农,又以代役税摆脱了军役负担,就永远退出了战场。国家从此没有可供随时调用的常备军,“普洛尼亚”制度的实行,使一些大的封建领地可以提供相应数量的农奴兵,但他们的作战本领和战斗力显然远逊于当年拥有自由地产的农兵,因为他们保卫的是主人的利益。于是,作为军队补充力量的雇佣兵又出现在拜占庭对敌作战的战场上。拜占庭的雇佣兵来自欧洲的各个角落,有瓦拉几亚人、诺曼人、西班牙人、罗斯人等,有时还有阿拉伯人和其他亚洲民族。大量使用雇佣兵导致已经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更加吃紧,帝国政府只能釜底抽薪,加重税收;或者没收大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从而激化了各种矛盾,使国家政治更加混乱。而且,雇佣兵极不可靠,他们完全是为金钱而卖命。1071年拜占庭军队在两河地区要塞曼西喀特的惨败,担任后卫的雇佣军的混乱无序难逃其责[5](P35);1204年,当君士坦丁堡处于危急之时,雇佣军人因其提高军饷的要求未获满足而拒绝参战。到了帝国晚期,雇佣兵的危害日益明显:14世纪横行于希腊半岛的由加泰罗尼亚贵族罗哲·德佛劳尔率领的加泰罗尼亚兵团对帝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6](P483)。

因而,军区制的衰落和瓦解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使帝国统治岌岌可危,经济捉襟见肘,军力江河日下,政局动荡,宫廷政变频繁,内政更加混乱。

二、无休止的宫廷内争

激烈的王朝斗争和宫廷政变,是从内部削弱拜占庭帝国的腐化剂,而王位继承制的混乱无序,则是这种斗争发生的重要原因。

拜占庭皇室基本实行血统传承的制度,但不是像东方大帝国中国那样,基本上实行父死子继的制度。根据查士丁尼的民法原则,被继承人的直系血亲卑亲属(死者的子女、养子女)、尊亲属(被继承人的亲父母和全血缘的兄弟姐妹)或旁系血亲,在继承死者财产方面都有相应的权利,其基本继承顺序是:死者的直系血亲卑亲属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直系血亲尊亲属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属于第三顺序继承人,其它旁系血亲属于第四顺序继承人。在同一顺序中,按照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先后顺序,父母与子女为一亲等,祖父母与孙子女为二亲等……[7](P139-144)。

因此,在拜占庭的皇统中,皇帝的子女、兄弟、姐妹、遗孀,甚至遗孀的丈夫或者女婿、姻亲等都可以在特定的形式下继承皇位[8]。皇子与公主在继承皇父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皇子在其父生前可以加冕“共治”,公主也可在其生父在位时加冕称“奥古斯塔”[9](P68-69);皇后是当然的“奥古斯塔”,不仅她可以在皇帝去世后掌管国事,而且有权利指定皇帝的继承人,或是继子(如查士丁二世的妻子选定提庇留为查士丁的嗣子)、或是自己的丈夫(如6世纪初的阿那斯塔修斯),甚至皇帝的侄子、外甥、女婿、孙子、父母都可以承袭大统。

拜占庭实行严格的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它强调,婚姻是上帝的结合,是神圣不可拆散的。因此,离婚、再婚都受到严格的限制,皇族也不例外。查士丁尼所修订的罗马法,还允许因丧偶或离异而再婚;而到8—9世纪间,女皇伊琳娜掌权时期,则严格禁止第三次婚姻,更不许蓄妾[9](P202-203)。而且,拜占庭立法反对早婚,造成了皇帝婚龄滞后和未成年皇帝继承人的数量增多。这一系列因素决定了拜占庭的皇室绝不可能像东方国家那样保证高生育率,皇族绝嗣的现象经常发生,根本没有条件保证严格的父系继承原则。

于是,拜占庭历史上有近1/3的皇帝由于没有结婚或没有合法子嗣而造成皇位“空缺”。其王朝延续时间短暂,皇权不稳定。统治不足三代而终的家族占王朝总数的一半[10](P187)。帝位频繁更替,而且往往带着浓厚的血腥气,在拜占庭的93个皇帝中有40人属非正常死亡,其中被处决和暗杀的皇帝多达34个[10](P192);有51人通过军事政变成为皇帝,有42个皇帝在斗争中失利,被流放、监禁或迫害。拜占庭帝国皇位斗争的激烈、残酷,不仅影响了国内政局的稳定,也给其它势力的入侵提供了条件。例如,在8—9世纪之交,女皇伊琳娜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登位称帝,极力排斥主张破坏圣像的军事贵族,导致对阿拉伯战争的全盘失力情况。12世纪末的宫廷政变,造成了第四次十字军进攻君士坦丁堡的悲剧:拜占庭被废皇子小阿列克修斯为重掌皇位,以拜占庭国库的财富为诱惑,将西欧骑士引进了君士坦丁堡,使衰落中的拜占庭帝国受到致命的打击,再难圆复兴之梦。14世纪,发生于安德罗尼卡二世与他的孙子小安德罗尼卡之间的争夺皇位之战(后称之为“两安德罗尼卡之战)使突厥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有机会乘火打劫,大大削弱了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小安德罗尼卡死后,为争夺小皇帝约翰五世的监护权,小安德罗尼卡任命的辅政大臣约翰·坎塔库津与皇太后安娜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双方都肆无忌惮地勾结保加利亚人、意大利人、塞尔维亚人和奥斯曼土耳

其人等外族势力,造成引狼入室的悲剧。

因此,由于皇位继承制的不完善导致的无休止的宫廷内争,从内部削弱了拜占庭帝国的实力,为外敌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三、十字军运动贻害无穷

十字军东征是拜占庭帝国走向衰落的长链之上的重要环节,对拜占庭影响最大的是第四次十字军运动。

本来,教皇英诺森三世于1198年发动第四次十字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要对付新近崛起于埃及的萨拉丁,但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却把这次十字军引向了君士坦丁堡[5]。1204年4月13日,第四次十字军攻克君士坦丁堡,建立短命的“拉丁帝国”,给本来已经江河日下的拜占庭帝国以致命一击。后来,虽然帕列奥列格王朝于1261年恢复了“拜占庭”的国号,但它仅能控制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加上萨洛尼卡、莫利亚、塞萨利和靠近色雷斯海岸的利姆诺斯岛。其它地区则保持相对的独立,相互之间也经常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帝国昔日风光不再,如今政令不出京城。

十字军还剥夺了拜占庭对东地中海贸易的垄断权。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第四次十字军和尼西亚流亡政府收复君士坦丁堡的过程中,都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金苹果”,控制了扼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口的加拉泰和佩拉商业特区。威尼斯人控制了东地中海最重要的岛屿和港口,占有最富庶的商业区和航线,成为东地中海贸易的垄断者;热那亚人因参与了尼西亚政府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战斗,也获取了进出口免税权和黑海贸易垄断权;到14世纪中期,热那亚人控制了87%的拜占庭关税[3](P471),拜占庭几乎完全失去了商业贸易方面的主权。

十字军东征对帝国的文化摧残尤为严重。君士坦丁堡近900年积累的文化艺术品毁于一旦,珍贵的古代手稿,奇石异物,丰富的藏书,美仑美奂的艺术品均被洗劫一空。拜占庭历史学家尼斯塔斯·科尼阿斯亲眼目睹了君士坦丁堡沦陷的情形,在他所著的《历史》一书中详细描述了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野蛮的破坏和掠夺[12](P461)。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拜占庭的灭亡,即使其末代王朝帕列奥列格家族出现过几位励精图治的皇帝,却不可能恢复帝国昔日的辉煌了。

四、过时的外交原则

拜占庭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常年面对多方敌人作战的现实,使这个一度强盛的大帝国逐渐积累了一些对付远近敌人的外交原则:如纳贿、和亲、进贡、策反、“以蛮制蛮”等。这些外交政策曾经使拜占庭免于及早沦为一些新兴民族的囚虏,保持了长达1000年之久的独立。但是,这些外交原则的出发点是实用的、功利性的,这使得拜占庭国家从来没有真正的“同盟者”。而且,自查士丁尼皇帝奠定了“西征”的大业后,历代拜占庭皇帝多把其注意力放在西方,不切实际地企图重圆“大一统罗马帝国”的旧梦。因此,在拜占庭皇帝们那里,维持“皇统”是最高的原则,“民族”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因此,才可能出现小阿列克修斯引导十字军人进入君士坦丁堡、迈克尔八世牺牲东方教会的独立而同教皇进行教会“复合”的谈判、小安德罗尼卡(三世)和约翰六世·坎塔库津将土耳其人引入巴尔干半岛的亡国亡族之举。

如果说,在帕列奥列格王朝初建时期,能够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各方面敌人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从而“夺回”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权的话;那么,到“两安德罗尼卡之战”和“两约翰之战”时期,皇帝们所致力于争夺的已经不是民族的或国家的利益,他们已经开始乞求外部势力参与帝国的内战,以牺牲民族大义的可耻行为来换取自己的宝座。在“两约翰之战”期间(1345—1356年),土耳其人在约翰六世的邀请和支持下先后5次对巴尔干大规模增兵,顺势占领了巴尔干半岛。

当拜占庭面临土耳其的强大威胁时,皇帝们也没有把富国强兵而自救当作自己的根本目标,而是把希望的砝码放在软弱的外交上。因此,约翰五世皇帝积极提倡与罗马教皇谈判,企图以牺牲东方教会独立为代价,使西方再度派出反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他遭到了可耻的外交失败,被威尼斯人扣为人质,被勒索了巨额赎金后,又转而投入土耳其人的怀抱,以一纸条约将土耳其人已经占领的色雷斯地区拱手送给土耳其人,使奥斯曼土耳其人得以在巴尔干立足,并进而在1374年将拜占庭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皇子曼努尔成为苏丹手中的人质。后来,这位当年在土耳其宫中受尽屈辱的曼努尔二世(1391—1425年在位)继位后,又转而向西方的封建君主和教皇摇尾乞怜,想依靠西方新兴国家的军力抵制东方强敌土耳其人。但是,正处于民族国家兴起阶段的西方世界已经不再关心所谓“十字架与新月”的斗争,他们在致力于民族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王权的强大,无意再向东方发动愚蠢的十字军。只有俄国人给了拜占庭人少量金钱,法国人派来了1 200人的骑兵,这种杯水车薪般的援助,根本不可能挽救君士坦丁堡的危局。于是,拜占庭只能哀叹自己昔日的时光不再,无助地等待着自己的末日。

在土耳其人大兵压境之际,拜占庭人的最后一步棋是以基督教会的联合为契机,再次争取西方的援军。但是,这最后一线希望也如肥皂泡一样很快破灭了。

五、基督教世界观念的瓦解

自从1054年东西方教会不可避免地分裂后,拜占庭东方与以罗马为代表的西欧世界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惨剧,激化了东西方教会的矛盾和东方希腊化民族对“拉丁人”(主要是对西方天主教会和拉丁骑士们)的强烈民族仇恨,他们不再接受“普世的”的基督教会的观念,而是自然而然地把基督教世界分为“拉丁的”和“罗马的”(即希腊的)两大部分,基督教的世界观念开始瓦解。

但是,拜占庭的君主们还是经常寄希望于依靠基督教会的力量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第四次十字军以后,尼西亚的流亡君主约翰·瓦塔泽斯曾企图通过“教会复合”的谈判恢复自己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12](P544),但由于谈判的双方教皇英诺森四世与瓦塔泽斯相继逝世,这一交易没有成功。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皇帝们在恢复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控制后,也积极寻求与西方和解的途径。皇帝米哈伊尔八世考虑到拜占庭边境防御的必要,企图以“普世基督教会”的旗帜,唤起西方天主教“同胞”顾念“基督教弟兄”的情节,这与教皇乘火打劫,重建罗马教会控制的一统天下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双方在1274年于法国的里昂举行了教会复合的谈判,颁布了“里昂教会和解令”。但是,对西欧十字军骑士的烧杀掠夺记忆犹新的拜占庭教会和它的子民却不肯接受这种屈辱的和解,随之发生的是拜占庭教会的分裂,形成了主张联合的“政治派”和反对联合、反对皇权干预教权的“狂热派”的长期对立[12](P659)。后来(1341年),发生于拜占庭商业最活跃的城市萨洛尼卡的大规模民众起义,就是以反对“统一教会”的“狂热派”为核心的。虽然这次起义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反对教会联合,而是反对贵族,实现共和,但是这场

持续9年的起义显然给晚期拜占庭统治以最为沉重打击。

“狂热派”起义之后,两大教会之间的矛盾仍没有解决。1438—1439年的弗拉拉-佛罗伦萨教会和解会议之后,在拜占庭东正教徒内部引起了更大的骚动。极端反对派宁可接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也不接受与拉丁教会的“复合”。但是,皇帝仍一意孤行,乞求西方教会的援助,于是,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前夕,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请来了希腊裔罗马主教伊西多尔,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庆祝东西方教会和解仪式[12](P647)。可是,人们根本不接受这一和解,土耳其军队也没有等到希腊人和“拉丁人”“合作”的钟声敲响就发动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总攻势。那些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争论“统一和分裂”问题的愚蠢的教士们最终也没有能够逃脱受奴役的地位。

综上所述,拜占庭的灭亡,是多方面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其中,因长期多方面受敌而采用的特殊军政合一的管理模式———“军区制”的兴衰,是帝国兴衰的晴雨表。军区制的发展,使中央集权的拜占庭帝国逐渐转变为地方分权的封建帝国;军区制的瓦解,导致国力、军力和财力的衰竭;频繁的宫廷内争,是从内部瓦解拜占庭的重要因素;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破坏,将这一系列衰竭推向底谷,而晚期拜占庭皇帝们所实行的不切实际的外交原则,最终断送了拜占庭奋发自救的决心和意志。至于所谓的“统一教会”的谈判,只是基督教一统天下的梦幻在拜占庭末日的回光返照,它救不了拜占庭,更挽救不了濒临衰亡的西方天主教会。

拜占庭衰亡的命运与远东的中华帝国和近东的阿拉伯帝国是如此相似:中华帝国曾经有过盛唐的开放、宋代的辉煌、明代的繁荣,但却同时滋长了妄自尊大,自命世界“中心”的观念,盲目地排斥一切外国以及蛮族东西,闭关锁国,坐井观天,不再发展,最后在侵略者的坚船利炮面前沦为西方的奴仆;穆斯林世界在9—10世纪间,也有过高度的精神文明成果,但在欧洲各大学极度活跃的时候,伊斯兰教学校却将先知的圣言视为僵死不变的教条,不再接受新的思想,终于被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的现实所淘汰;拜占庭帝国更是如此,它长期使自己陶醉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典文明的光环之中,以仿古和“温故”为业,无视外界的变化的发展,不思进取,不吸纳新事物,即使在侵略者的炮火已经震耳欲聋的危急时刻,还在做“地中海大一统帝国”之梦,却很少能面对现实,考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这里,传统的辉煌成了他们不舍得放弃的包袱,保守、停滞不前和不思进取的思维方式,是使拜占庭灭亡的最根本原因。所以,在拜占庭帝国这个传统国家中,只能产生查士丁尼,却不可能出现彼得一世。拜占庭帝国的大厦轰然而倒,一批新兴现代国家在拜占庭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灭亡而停止或倒退,一切落后的、陈旧的东西都将被它无情地碾碎。拜占庭帝国的废墟埋葬的只是那些陈旧腐朽的东西,而它代代相传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精神却没有被毁灭,而是像火种一样撒向欧洲,引发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成为近代文明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说,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它的兴衰明灭,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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