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监国摄政王爱新觉罗 载沣

清末监国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

字数：3177来源：文史天地 2011年11期

“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载沣正是有了这种平和的心态，使清王朝的谢幕少了不少铁血之灾。 　　

　　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拥顺治入主北京，开清朝260余年洪业。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驾崩，溥仪即位，其生父载沣以摄政王之名监国，1911年保路风潮起，武昌起义生，在革命洪流面前，载沣去摄政王之位退回醇王藩邸。1912年2月12日，宣统退位诏书发布，清祚遂终。正可谓清以摄政王兴，以摄政王灭，首尾两位摄政王于清朝政局关系重大。另外，顺治入关时，福建人洪承畴为前驱；溥仪出关时，又有福建人郑孝胥追随，也是一件巧事。

　　爱新觉罗•载沣，于1883年2月12日降生，身世显赫。其祖父为道光帝旻宁，其父亲是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其堂兄为同治帝载淳，其胞兄为光绪帝载湉，光绪宾天后没有子嗣，载沣之子溥仪又入承大统。可见，清朝的几个皇帝都是载沣的近亲，载沣其人对晚清政局有莫大的影响。

　　载沣父亲奕譞，虽与其兄奕 争权攘利不稍让步，但在富于统治经验的慈禧太后面前，表现出的是唯唯诺诺和谨小慎微的个性。1889年，7岁的载沣被晋为奉恩镇国公，1891年奕譞去世后承袭醇亲王王位，自此在按着固定节奏流转的深深庭院中过着波澜不惊的王公生活。身世显赫的载沣的命运注定不会平凡。1900年，岁在庚子，载沣平静的生活从这一年开始被打破，自此慢慢被推到历史前台。

　　由赴德致歉到监国摄政

　　20世纪初，义和团风起云涌于华北大地，他们“视死如归，摇动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毁公使、折铁道，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虽巨炮如雨，坚船如云，而犹苦战经时”。因废立问题被外国阻挠，内心恼怒的慈禧太后看到义和团的英勇，想为己所用，以泄心头之恨。遂以光绪之名发布对“各国”的宣战上谕，宣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克林德事件与载沣使德

　　义和团入京后，设坛练武无虚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无视国际法，率一队德兵四处寻衅，遇见团民练武即令枪击，造成多人死伤，行为猖獗。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致电各国公使，称联军强占大沽炮台，显然是故意失和，中国政府对各国使馆不再负保护之责，限他们24小时内离京。克林德气势汹汹地前往总理衙门抗议，在北京东单楼内为载漪统率的虎神营兵丁乱枪击毙。八国联军以此为藉口，在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率领下攻入北京，造成创巨痛深的庚子国变。

　　仓皇西狩的慈禧接连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授其为全权议和大臣，令其迅速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致电李鸿章，恳其北行，说：“大清存亡，惟公是赖。”风烛残年的李鸿章不得已北上，经过与列强的讨价还价，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该条约第一款即对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一事的善后作了如下规定：清政府须派亲王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向德皇代表光绪致忏悔之意，并于克林德遇害处为其建立牌坊。

　　清廷谕令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由张翼和荫昌随同，赴德国向德皇呈递谢罪国书，少年载沣由此开始在晚清政坛上崭露头角。1901年7月12日，载沣由北京动身，16日到达上海，受到中外人士的热烈欢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各国军舰都升旗鸣炮，向御弟醇亲王致敬。在到达上海之前，载沣已先饬令上海道，“两宫蒙尘于外，本邸出使良非得已，诸事不求美备”。到上海后又传谕“一切从简，不必奢华”，其俭朴得到官商士绅和外人的钦佩。载沣在上海四天，给民众和舆论界留下良好印象。7月25日11点到达香港。后来成为溥仪英文教师的庄士敦在《紫禁城的黄昏》的序言里回忆了他彼时所目睹的场景，在他眼里，18岁的载沣是个“羞涩而略带孩子气的人”，当他乘坐德国的巴伐利亚号入港的时候，没有英军敬礼致意，上岸后亦没有隆重恭候他的人群，而“这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办的，因为他此行肩负着一项耻辱的使命”。

　　到达德国后，在经历了礼仪风波后，载沣一行还是受到德国皇室的礼遇。同时他见到德国皇室权势很盛，国力很强，就向德国威廉亨利亲王请教统治之术。威廉亨利告诉载沣若要使皇室强盛，首先要集中兵权。载沣将他的话作为金玉良言，深深记在心头。日后他成为摄政王后一心将军政大权集于亲贵之手，应该说与德国之行不无关系。

　　通往摄政的坦荡之途

　　光绪帝载湉无子，关于其百年之后的入继人选问题，慈禧太后早就开始筹谋，庚子之前即立溥儁为大阿哥，欲以之为新帝。辛丑和议既成，溥儁之父载漪名列“祸首”，溥儁理所当然地被废掉。此时，光绪之弟、刚从德国归来的载沣就进入了慈禧的视线内，加之老醇亲王奕譞的正福晋为慈禧的妹妹，所以载沣虽由侧福晋刘佳氏所生，却毫不影响慈禧对他的眷注。

　　载沣于1901年11月回到上海，留沪几日后北上返京。慈禧太后对其慰劳有加，并数次接见。为了对载沣加以笼络，1902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了为载沣指婚的懿旨，指婚的对象是荣禄之女瓜尔佳•幼兰。

　　这是一桩赤裸裸的政治婚姻，慈禧此举的用意主要是着眼于未来的皇嗣。荣禄生前对慈禧忠心耿耿，对戊戌政变出力甚大，现在使载沣成为他的女婿，将来其子为帝，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新帝必然不会翻戊戌旧账，慈禧也可保不会被死后算账。但载沣此时婚事已经定下，对象为将军希元的女儿，慈禧指婚的懿旨下后，希元的女儿服毒自尽。

　　通过荣禄女儿与载沣的婚事，慈禧与载沣的关系又近了一步，从此载沣“惟视太后为圣明，日见亲任”。1905年，一位西方人士就断言“如果醇亲王意外地有一个儿子，他就一定是继承人”。1906年正月，瓜尔佳氏生子溥仪，这位嫡长子的出生大大有利于载沣的仕途。1907年，丁未政潮过后，为牵制膨胀的奕劻、袁世凯势力，慈禧任载沣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年2月2日，被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

　　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离世，按照慈禧安排，溥仪入继大统，以载沣为监国摄政王。慈禧于次日离世后，载沣便以监国摄政王身份总揽朝纲，所谓“独揽大权者，仅载沣一人”。当初慈禧不直接立载沣的一个原因是同治、光绪已是兄弟相承，假使再立载沣又是兄弟相继，因此小一辈的溥仪被立为帝，而令其继承同治、兼祧光绪，却是当年吴可读尸谏为同治帝争嗣所换来的结果。

　　1908年12月3日，溥仪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在《我的前半生》里，溥仪用一种自我调侃的笔意对当日情形作了精彩描述，不妨节录如下：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天气极冷，因此，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又把我放在又高又大的宝座的时候，这就超过了我耐性的最高限度，这就难怪我不得不放声大哭。我父亲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双手扶我，叫我不要乱动，我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待）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父亲只好哄我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典礼结束，文武百官可就窃窃私议起来了。“王爷怎么可以说‘快完了’呢？”“说要回家可是什么意思啊？”……一切的议论，都是垂头丧气的，好像人人都发现了不祥之兆。

　　1912年宣统退位，摄政王“快完了”之说，一语成谶。文武百官“回家”的议论也有了一个解答——辛亥鼎革后，愤懑的肃亲王善耆吟着“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回马看烽火，中原落照红。”回了满洲老家。

　　逐黜袁世凯，集权于亲贵

　　当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之初，朝廷颁布监国礼节总目十六条，赋以无上的权限。自黜陟赏罚、军国政事到聘使立盟、和战大计，皆由摄政王一手裁定，以谕旨宣示实行。事有须请皇太后懿旨者，则由监国摄政王面请施行。然而，看似大权在握的载沣首先要面对的，正是权倾朝野的袁世凯。

1907年清廷高层发生的丁未政潮结束之后，袁世凯虽已被解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军政大权，仅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之职，但他与中央和地方要臣彼此结纳，造就了一个朋党网络。很多官员“只知有宫保，而不知有朝廷”。首席军机大臣奕劻也是“叫袁拿金钱喂饱了的人，完全听袁支配”。因此，当时的军政大权已操诸袁世凯之手。这无疑是载沣面临的最大难题。

　　据说光绪恨袁入骨，及病将不起，自言“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亲贵载泽、载涛、载洵、毓朗、善耆辈一直视袁世凯为眼中钉，久欲去袁。保皇党也有行动，慈禧死后，梁启超致书载沣，并与康有为通电，谓“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载沣集团准备杀掉袁世凯，遂密商于廷臣，遭到奕劻、张之洞等的反对，张之洞力劝：“现今刚遭国丧，不宜杀戮旧臣。”载沣也担心杀袁之后无法控制北洋，于是袁世凯免于一死，1909年1月2日，以“足疾”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解除其一切职务。

　　被清廷开缺后保住性命的袁世凯仓皇出京，报章称“饯别者甚属寥寥”，以至于“情形颇为惨淡，旁观者不胜今昔之感”。素来不置赞许袁世凯其人的《大公报》于1909年1月10日，发表闲评《猴戏之下场》，对被罢职的袁世凯极尽奚落之能事。

　　袁世凯既被罢黜，载沣便加强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大力集权于皇族。1908年12月载沣即成立由摄政王亲自统帅的禁卫军，将近畿各省的新军，一律划归中央直辖；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加强军事集权；1909年7月，宣布皇帝为海陆军大元帅，由摄政王代理；派毓朗、载涛官吏军谘处，载洵、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任命铁良、凤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部尚书兼近畿陆军六镇训练大臣；12月，设海军部，以载洵为大臣。于是陆海军悉归载涛、载洵兄弟主管。这便形成了一个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集团。

　　监国暗弱，亲贵派系纷争

　　清季中央权威不振，地方督抚势大。为更好地集中人力、物力以利于宪政的实行，集权亦有其合理性，但是载沣的集权乃是集于纨绔的少年亲贵之手。这些少壮亲贵充斥朝廷，但他们个个碌碌无为，而且都占据显要位置，导致民怨很大。

　　皇族亲贵们为了争权夺利、明争暗斗，以致形成政出多门的情形。深谙清廷史事的御史胡思敬在《国闻备乘》里写道：“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载洵、毓朗为一党；载涛、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善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道光帝的长曾孙溥伦，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太后宠任太监张德为一党；载泽以其妻是隆裕之妹，可私传隆裕言语，挟制载沣，他把持财政大权，出任度支部大臣为一党；载沣福晋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以上七党皆专予夺之权，茸阘无耻之徒趋之若鹜，而庆邸别树一帜，又在七党之外”。连远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都在感叹“载沣与奕劻时相龃龉，则叔侄哄于堂矣”。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能够迅速而成燎原之势，正是由于“相排相挤，相倾相轧，相决相荡，日日胡闹，事事胡闹”的王公亲贵的自毁长城，所谓“革命之事，乃诸王公之自革而已”。载沣原想集中军政大权，加强皇室地位，但到这时反而演变成各派亲贵们揽权谋私利的严重局面。对载沣本人而言，亦是始料未及。

　　众多的亲王、贝勒、福晋与监国摄政王共管朝政、政出多门的喧哗所映衬出来的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无序与政府无威，庙堂之外滔滔的革命洪流最终将派系林立、内耗不已的清廷淹没。

　　由实力奉行宪政到皇族内阁的出台

　　尽管宣统时期政局动荡不安，但预备立宪仍在继续进行。光绪与慈禧在遗诏中都深以立宪为念。光绪遗诏说：“尔京外文武臣工……各按逐年筹备事宜，切实办理，庶几九年以后，颁布立宪，克终朕未竟之志，在天之灵，藉稍慰焉。”慈禧遗诏说：“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宣统帝即位的上谕，即表示仍遵九年立宪的办法，“理无反汗，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迁延观望，贻误事机”。1909年又谕：“今特将朝廷一定实行预备立宪维新图治之宗旨，再行明白宣示。总之，国是已定，期在必成，嗣后内外大小臣工，皆当共体此意。” 此举保证了光宣之交政策的连续性，使得预备立宪得以按部就班地进行。在1909和1910年两年中，陕甘总督升允，因为奏阻宪政而被开缺，甘肃布政使毛庆藩，因顽误立宪而遭革职。

　　1909年10月14日，全国有21个行省正式成立谘议局，召开第一届谘议局会议。谘议局是代议制在中国的首次出现，虽然民众中享有选举权者的比例全国平均只有0.42%，但依然是对传统政治体制的极大冲击，具有国家议院雏形的资政院也于1910年出现。两个民意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艰难起步。

　　一切仿佛朝着立宪派希望的方向发展，尽管差强人意。但是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的出台却使立宪派人士倍感绝望。新内阁以奕劻为总理（皇族），协理那桐和徐世昌（满汉各一）、民政部大臣善耆（皇族）、度支部大臣载泽（皇族）、海军部大臣载洵（皇族）、农工商部大臣溥伦（皇族）、司法部大臣绍昌（满）、陆军部大臣荫昌（满）、理藩部大臣寿耆（蒙古）、外务部大臣梁敦彦（汉）、学务部大臣唐景崧（汉）、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汉），共13人，其中满人占8人，满人中皇族又占5人，因此舆论纷纷指责为“皇族内阁”。

　　立宪派对“皇族内阁”感到莫大失望，各省谘议局联合奏呈了一份抗议性的意见书，要求撤销这个“不合乎君主立宪各国之公例”的皇族内阁。但立宪派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

　　失望透顶的立宪派对顽固集权于亲贵的清廷逐渐产生出离心力。辛亥之夏，立宪派的领袖们不能不作转向的打算了。转向何方？只有转而同情革命。正如张朋园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所说：“立宪派人求和平的改革不成，复受当时笼罩全国革命气氛的影响，除了转向同情革命，似乎没有更佳的选择。”

　　于是，武昌起义一起，举足轻重的立宪派纷纷转向，清室遂轰然倒塌。

　　庸懦的载沣监国摄政的幸与不幸

　　武昌起义之后，载沣以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几个月后辞去摄政职位，退归藩邸。此后一意过着其理想中的“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平静日子，直至1951年逝世。

　　在年幼的溥仪眼中，其生父载沣的形象是“没胡子，脸上没皱纹，他脑后的花翎子总是跳动。……说话有点结结巴巴……他说话很少，除了几个‘好，好，好’以外，别的话也很难听清楚”。内务府大臣遗老说载沣：“与王公大臣常相对无言，即请机宜亦嗫嗫不能立断。”作为宣统皇帝的生父，庙堂内外期待着他的踔厉树威，凝聚天下人心，但从小在谦退自敛的桎梏中长大的载沣，养成的只能是庸懦的个性。

　　当载沣辞摄政王之位后，《大公报》作出了较客观的评价：“监国摄政王自敬承顾命居摄大位以来，兢兢业业，日昃不遑，久为臣民所共晓。所惜者，德有余而才不足，为人用而不善用人，荏苒蹉跎，以至今日，不得已而至于退位。……夫此次中原鼎沸，谓王实造成之，固未必然，谓非王造成之，却亦不可。”

　　在各地民变与革命党起事相互交乘的暴风雨中，清廷这艘负重不堪的旧船的掌舵人恰是不满30岁的载沣。然而在王府中长大的他比不得铁马金戈中历练出的多尔衮，其才具显然不足以应变。正如载沣的胞弟载涛所说，载沣“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这可谓是处于艰危之际的清廷的不幸。

　　但在一片反满兴汉的革命浪潮中，被革命者作为“鞑虏”的爱新觉罗氏，在王室覆灭时，因这个庸懦的载沣而实现了全身而退，得以善终，岂非也是爱新觉罗氏之幸？

　　载沣在退位之后，因恐对局势不满的皇族有可能妄动，影响民、清双方的议和，而将善耆、载洵、载涛、载泽、毓朗、溥伦等各皇族、王公、贝勒、将军等二十余人召集起来，劝诫他们要“各守秩序，勿得妄行干预，逾越范围”。

　　南北议和之际，冯国璋统军南下，武昌革命军势绌。有亲贵劝载沣于此时乘武昌革命党疲敝，“电促统兵大员极力督师进攻武昌，不难克复”，但是摄政王“以其所陈办法显违朝廷不愿用兵之旨，不惟使皇帝失信于人民，且陷本王于不义之地，遂大加申斥”。

　　细细想来，载沣因其懦弱的性格而作出退位的决定，以及维护南北议和、对亲贵作出不要妄动的劝告，恰为鼎革之际的中国之大幸！试想，若载沣性格强硬，坚不退位，拥各亲贵一意主战，以北洋军的实力，与民军作拼死搏斗。那么，南与北之间，省与省之间，攻战不停，中国又将会成什么局面？中国社会的动荡和糜烂，自不待言。辛亥革命避免了无谓的流血，以相对微小的代价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里面也有摄政王载沣的功劳！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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