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毛泽东为何一定要搞“大跃进” - 评论 - 腾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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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春光洒满大地”，国人此时对于新政权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知识分子此时也与中共正值“蜜月期”，对于共产党人基本上是心悦诚服，认为中共领导人这一代社会精英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在1956年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中共也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认为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当下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1956年的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初步认识。 可以说，历史在1956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如果我们在1957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对尖锐的批评有更大的承受力，继续广开言路，扩大民主，并且支持、参与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就有可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出现八十年代才出现的“转折”，并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看到各国自主多元发展、多种模式竞争前行的局面。 对于1956-1957年中国政治的“转向”，您在书中提出了一种挺有意思的观察视角：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视角出发考察中国的政治走向。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阵营在195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及波匈事件。先谈谈批判斯大林吧，中央对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似乎态度颇为“暧昧”。您在书中提到，毛泽东同志对斯大林的批判是举双手赞成的，非斯大林化为中共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创造了条件。 沈志华：从现在所有能看到的中央开会的情况，包括毛泽东的讲话，可以反映这样一个情况：毛泽东对批判斯大林这件事在内容上是能接受的，内心是非常高兴的。因为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并不好，他一直受压制。所以他才讲这样的话，谁帮我们搬掉了一块压在中共身上的大石头啊，谁让我们解放了思想啊，什么感谢赫鲁晓夫同志啊，感谢苏联党啊，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有两个担心。一个担心是，全面否定个人崇拜，这个原则是不对的。都否定的话，就没有个人威望了。这就是涉及他自己，涉及中国共产党了，这不行。他当时没讲，后来才讲，个人崇拜有两种，不能一概否定，要否定错误的个人崇拜，但是还有正确的个人崇拜，一个船要有船长，一个班要有班长。比如，中国一直不提“毛泽东思想”，跟这就有很大的关系。斯大林在的时候不敢提，是怕被斯大林说成是铁托。斯大林不在了，还不好提，是因为苏联开始反个人崇拜。反个人崇拜早就开始了，不是1956年，在1954年就有这个迹象了。 还有一个担心是，苏联这么一搞，突然提出批判斯大林，这个方式方法有问题，容易导致思想混乱。你批他，你得引导，有个解释，一步一步做教育工作。像苏联这样做，突然一个报告下来，昨天还是太阳，今天就变成漆黑一团，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他有这两方面的担心。所以他说了这样的话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了盖子，捅了篓子”，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毛泽东和当时党内高层的反应。 从原则上讲，毛泽东当然认为，斯大林是革命领袖、无产阶级领袖，带领苏联创造了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只是他对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对他本人的态度，很不满。这又不是到处都可以讲的，这事情挺矛盾的。所以他开始不敢讲，不敢说这些话。他说，现在苏联人讲了这样的话了，我们就好讲了。总体上，毛泽东还是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不能否定，这个否定的话，苏联这几十年搞什么呢？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甚至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也出问题了——中国共产党走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主席的内心来讲，由苏联人来把斯大林扳倒，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几次讲，我们不能讲这个话，中共不能讲这个话。但斯大林确实又是压在中共身上的一块大石头，自己搬又搬不掉。苏联主动把它搬掉了，是大好事儿啊！ “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当时也没这个概念，只是说学不学苏联。学苏联，就是学斯大林嘛。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创造的这一套东西。毛泽东提出对苏联模式的反思，是1957、1958年。他1956年开始考虑，要走自己的路，但当时从口号等方面来说，并没有提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批斯大林之后，苏联你自己都承认你这一套错了，那我们还能学你吗？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将来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条件。 但对于同样正在考虑接班人问题的主席而言，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后的这种“背叛”可能也打击颇大，这应该也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的走向吧，比如，他应该很操心“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 沈志华：从现在看到的材料，当时倒没有提出这个问题。1956年那会儿，毛泽东还是身强力壮，他那会儿也是信心十足的。不过，他对批斯大林还有一个不太满意的是，人家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干。反正是从道德层面，他也发表过一些不太满意的看法，说赫鲁晓夫不能这么做。 毛泽东会不会联想到自己，这就很难讲，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的感觉，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他什么时候提出了这个问题呢？是“大跃进”失败以后。“大跃进”失败，这是他自己搞的嘛，所以1958年底、1959年，他就提出要退出一线。经济搞成一个烂摊子，得了，你们弄去吧，他就交给周恩来、陈云、刘少奇他们了。他说，我去考虑理论问题了。其实他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你们是不是按照我的思路走。这个时候他发现，他们跟自己思路不大一样了，所 以他又回来了。而且他要证明，如果我不在了，这条路要搞歪了。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候我们和赫鲁晓夫彻底闹翻了。大概到1962年以后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跟这些都有关系。从1959年彭德怀的问题，然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从这以后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这个接班人的问题。所以在中苏论战的“九评”里头，他把这个问题特别突出出来。 您提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苏论战。在论战中，中共提出了中苏两党的分歧始于苏共二十大。但您的一个总体判断是，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其实与我们的主张没有重要分歧，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 沈志华：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出现修正主义，影响到中苏关系，这个说法是“九评”的时候提出来的。我们现在去看材料，你得清楚，当时的情况根本不是如此。这是后来中共要解释中苏分裂的原因，得从根儿上说。毛泽东一直说，苏联必须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是1963年、1964年。特别是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逼着苏联公开承认错误，批判二十大路线。这样做的根本的目的是，你要服从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已经不能领导了。你们整个纲领、路线都是错的，你还怎么领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自然要把中苏分裂的根子埋到这儿。但这个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事实是，苏共二十大路线和中国八大路线完全一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批斯大林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不满（大体上还是赞成的）。还有，对苏联提“和平过渡”有些不满。这都是个别问题，谈不到什么总路线。你得看当时（1956年）的报纸，当时的党内讲话，当时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它都没这些（后来批判的）内容。关于“和平过渡”，我看了所有的谈话，都没提，只是到了1957年底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解释说，当时我们不太同意，考虑到苏联的影响，我们没提这个问题。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有不满，当时没提；也可能当时心里就没计较这个问题，只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的一个说辞，后来找出的一个理由。从整个精神、方针、路线，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是完全一致的。从1956年和1957年，实际的双方关系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从1954年底开始，主要集中在1955年至1958年上半年，这会儿的中苏关系好得不得了。所以，所谓分歧始于二十大，根本是个神话，却影响了几代人，因此需要从头说清楚。中苏关系真正出问题是到1958年，根本不是1956年。 再谈谈“波匈事件”吧。您在书中提到，对于1956-1957年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突然转变，“波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沈志华：就 对中国的影响来说，“波匈事件”要比批判斯大林大得多，甚至影响了中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和路线。批判斯大林这毕竟是苏联的事儿，对中国影响不是特别大。在中国发表了“两论”之后，基本上把这个事儿给缓和下来了，特别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苏联东欧各大报几乎都翻译、转载了，这对稳定社会主义阵营的情绪、思想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对苏共也是一个帮助。1956年6月30日苏共中央发了一个决议，关于批判斯大林的，它就有点往回转，它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因为批判斯大林，而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风波大体上就过去了。所以在苏联党内、在中国，批判斯大林这个影响大部分就消失了。 但是批判斯大林对东欧的影响，就不光是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了。它引起了东欧各国整个领导结构的变化，有很多本来“本土派”的领导人，过去受到斯大林的镇压，而现在要复出了。这时东欧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比较突出的，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所以它们就先出事儿了。 从二战后到1956年10月爆发的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战后初期斯大林在东欧各国主张组建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他提倡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主义道路各走各的，在东欧执政的共产党领导人也以土生土长的“本土派”为主。但1947年冷战之后，在马歇尔计划的进逼之下，斯大林转而在东欧推行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策，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走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他对“本土派”领导人大开杀戒，把“本土派”都给打压下去了，以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莫斯科派”取而代之。而随着苏共二十大开始批斯大林，东欧“本土派”又起来了，对现任的“莫斯科派”领导人，提出质疑，上层也就乱了。所以批斯大林，导致整个东欧党的基层和上层都乱了。这就是“波匈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 波匈事情发生在10月底，苏联11月4日出兵匈牙利，一直到11月底整个结束。这件事——按毛泽东的话讲，“多事之秋”嘛——对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们之前在说“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时也说到，原来中共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因为阶级都不存在了。资产阶级也没了，地主也没了，公私合营了，阶级没了，阶级斗争自然也没了。加上毛泽东觉得中国搞得好，地富反坏和国民党特务都消灭了。所以八大有这么一个判断。 但匈牙利事件出了以后，11月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时候，中共领导人发现，执政党的政权还有可能出现问题，还有可能 被推倒。导致政权不稳的力量，主要是国内的人民群众、老百姓起来闹，匈牙利、波兰就是这么个事儿。这个就让 中共开始警惕了。他们又分析，波匈事件是国外反动力量和国内反动力量结合，煽动群众，当然共产党也有错误，所以形成这个局面。联系到中国，他们认为，中国的反革命是不存在了，都给消灭了。“镇反”有七十万，后来又搞了个“肃反”，又是几十万。总而言之，阶级敌人没有了。但是，波匈事件的爆发说明还存在着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搞不好也要推翻共产党。所以毛泽东就提出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思就是说，这个矛盾处理不好的话，也会成为影响政权不稳的一股力量。八届二中全会主要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就开始了1957年的整风运动。 最初，中国高层都认为，要解决的这个问题是执政党的问题，因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但这里存在着两种思路。毛泽东认为要“整风”——1957年1月份，他号召“整风”。你作风不好，你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让别人活只能自己活，等等，这么搞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就没法消除了，所以党要“整风”。只要共产党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就没矛盾了。毛泽东是这么认为的。毛泽东一开始很乐观，他几次说，中国没有匈牙利事件，根本不可能，把“整风”搞好了，自身党建搞好了，就行了。 但是，从会上发言看，刘少奇、周恩来他们认为，党的问题主要是党的政策问题。是不是合作化搞得过火了，对社会的限制过严了？所以他们提出了一套方案，要逐步改变党的政策，比如价格问题，养猪养鸭的范围，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可以私人盖房，中小学可以私人办，提了好多。这么就形成了两条路线、两种方针。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在党内是少数派。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主要指的是党外人士帮助整风。你不能光共产党自己说，你要让人家都说话，而且要给共产党提意见。从毛泽东来讲，他觉得党的基础状态没有问题，大家都拥护共产党，现在是党自己有缺点。毛泽东一直担心队伍腐败，这是一以贯之的，从他讲《甲申三百年祭》，从他讲“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一套东西，他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将来会走李自成那条道路。你不是败在敌人手里，是败在自己手里。这是他提出“整风”的主导思想。 但其他党的领导人、一般党员干部对“整风”很担心。因为原来有个1942年“延安整风”，很多党内的干部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多数人就特别担心这个，自觉不自觉地就反对。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地方省一级的 干部讲话，都想把“整风”淡化。比如云南省委就讲，“整风”就是学习嘛。其实这样的话，刘少奇也在讲。虽然这么说，但是从全党来讲，都很担惊受怕，人人自危。还有“百花齐放”，让党外给党内提意见，这个也很难让党内干部接受。包括有人说，怎么能让他们起来说，这天下是老子打的，我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文化低嘛，有过去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所以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毛泽东的“整风”。毛泽东就很不满意。他从天津出来，走江苏，到浙江，他越走越不高兴，觉得下面都没动，中央不动，基层也不动，党不听他的号召。这就有点像“文革”前，批《海瑞罢官》，他想搞“文革”，没人理他，他就跑上海去了，差不多。 对，您也在书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于“波匈事件”的初始反应似乎是“在中国不会重演”，从而启动党内整风，但后期却转向“反右”。这是否意味着，他重估了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可能性？ 沈志华：本来到了1957年3月份的时候，毛泽东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的主要目标是整顿党内。这个很合乎他的逻辑。第一，怕政权、江山就毁在自己党的手里。第二，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他认为，在执政党身上。按照这个逻辑，整执政党是没问题的。但是党内都反对，不积极，消极抵抗。怎么办？他就利用党外力量。党外力量，工人农民是不行的，只有知识分子，必须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有民主党派，这就是毛泽东4月份提出的“开门整风”。当然他提出来，党内有意见也不敢说什么。5月8日，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座谈会，开始真正给共产党提意见了。结果这么一折腾，大鸣大放，整个社会真的就起来了。上边有民主党派座谈会，下边有“五一九”北大学生运动。 会是5月8日开的，到5月12日毛泽东就感觉有点问题，提的意见有点针对执政党的地位了，针对社会主义路线了。到14日、16日就越来越感到问题严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觉得有点问题，但还没有下大决心。因为他觉得比较容易控制，这是思想问题，按他的话讲，就是“世界观的问题”，问题不大，他自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支持他，支持共产党的。 到了5月19日，北大学生也加入了进来，学生说话比知识分子更激烈，还搞起了串联。第二天，中共中央便做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从而表明毛泽东决定开始“反右”。对于毛泽东而言，他更担心的是工人和农民，如果他们也卷进来，那局面就很难收拾，就真成了波匈事件了。但是恰恰就是在4月份农村春播以来，农村出现退社的情况；工厂 从5月初以来，工厂也有了罢工这样的状况。从“整风”到“反右”，毛泽东对于波匈事件在中国重演的预估也这样从乐观转向警惕。 对于“波匈事件”，您还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判断，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开始“走出亚洲”，开始挑战莫斯科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有趣的是，包括毛泽东“双百方针”在内的中共施政方针在波匈曾广受欢迎。中国在此事件的处理中是如何声望大增的？ 沈志华：1949年的时候，刘少奇去莫斯科，斯大林有个说辞。后来毛泽东去，斯大林也是这么讲的。意思就是，中共也是个大党，历史悠久，很有政治经验，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而且还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所以，以后亚洲的革命你们管，欧洲的革命我们管。从那以后，基本上就形成这么一个格局了。我看档案发现，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汇报都集中到中共，有的中共转给莫斯科，有的再写个总结报告给苏联，大概就是这么个局面。建国后，毛泽东处理的周边的两件大事，他都取得了成功。一个就是帮助了朝鲜——朝鲜战争是中国挽救的；一个就是帮助了越南——把法国人打走。所以可以说，中共这个亚洲共运的领袖做得非常好。那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没有关注欧洲的事儿，他也不需要，那里有斯大林领导了。 但是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后，几件事都没处理好。一个是苏共二十大批斯大林这个事儿，毛泽东觉得赫鲁晓夫缺心眼，这个人没政治经验；波匈这个事情又没弄好。加上赫鲁晓夫自己确实有点力不从心，所以请中国去商量，去帮忙。毛泽东就派刘少奇、邓小平去了，处理波匈问题。特别是后期，苏联出兵以后，非常孤立。东欧共产党都非常害怕，怕今天苏联把他灭了，明天就把我灭了。西方国家更是群起而攻之。你不能这样啊，哪一天你拍拍脑袋，派军队就把一个国家给灭了。所以那会儿苏联显得非常孤立。这时又是周恩来去，反复做工作，又给钱又说好话，又到匈牙利又到波兰，又跑莫斯科，穿梭外交，帮苏联把这个事儿给磨平了，给遮过去了。 所以波匈事件一个重要结果是，中国参与了欧洲事务，参与了管理欧洲共产党的事务。我觉得这个对毛泽东的“刺激”非常大。他原来也许还没有想到，要领导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把欧洲也拿过来管。现在实践证明，苏联现在缺乏领导能力，而中国共产党当时威望很高。这确实也是实际情况，毛泽东的经验和领袖魅力当然比赫鲁晓夫的要强多了。赫鲁晓夫一直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历，他一直到1950年才调到莫斯科当市委书记，也不是掌管全局，是斯大林死了以后，他才作 为书记处书记管整个党的工作，没有几年经验。而从实际处理的几件事看，赫鲁晓夫做得确实不好，太毛躁。当时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东欧确实威望非常高。我看材料，东欧国家开会也爱辩论，一辩论吵不下去了，就说看中共怎么说，看毛主席怎么说。到了1958年搞大跃进，按理一般冷眼人都觉得是胡来呢，苏联人觉得你胡扯，一万多斤粮食怎么可能，即使这种情况，在东欧也有人跟着我们学，保加利亚专门辟了一个县做试点，搞公社。可见当时中共的威望和影响力之大。 但是我们可能错误估计了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容易松散的，这里有文化背景问题、地缘政治问题，毛泽东把这些因素都忽略了。后来中苏分裂时，东欧还是很快就跟着苏联走了。 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优势地位逐渐被凸显出来之后，您在书中也说，中共取代苏共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领袖的最大短板就是经济实力，而主席对此也很清楚，由此，“大跃进”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沈志华：毛泽东心情比较急切，他想一下子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想打个翻身仗。从1955年搞“冒进”，他就这么个想法。后来，1956年让周恩来给“反”下去了。还有一个就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这也是他比较拿手的。他认为搞什么都得搞群众运动，搞土改是这样，搞“镇反”是这样，搞阶级斗争是这样，搞人民战争是这样，而搞经济无非也是这样。这是他两个基本的思路，一个，急、快；第二个，要大，要全民一块儿上，他认为这样就能快。他有这种思想基础（快），又有这种方法的基础（全民）。但是为什么1956年给周恩来压下来了呢？1956年主要是学苏联那一套，搞计划经济。周恩来他们算来算去，说你这个破坏平衡了，计划都给打乱了，不能胡来，想一招是一招的。所以毛泽东就很不满。就在这个时候，李富春到苏联去了，苏联国家计委审查了中国的计划，说你这个确实不行，中国国内的苏联专家也是这个意思。苏联专家、国务院一弄，毛泽东自己又没有什么根据，仅凭一股热情，所以就有了1956年的“反冒进”。 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了，整个中国的工业格局，大体上布局完成了。这个让毛泽东又有些心动了，架势已经搭好了，现在就是要发展了。这个时候，莫斯科会议又是一次诱因。会上赫鲁晓夫提出要用十五年超过美国，这对毛泽东刺激非常大。这个时候，政治上，他已经认为苏联不如中国，这是板上钉钉的了。搞政治，搞思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套苏联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就冷战而言，就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而言，你中 国还抵不上苏联，没有苏联还不行，一个是原子弹，一个是经济实力。莫斯科会议上，有人提出来，以后不要提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了，要以苏联和中国为首，或者以中国和苏联为首。苏联自己也这么提。毛泽东当时挺清醒的说不行，还是以苏联为首。为什么？因为苏联实力强，苏联有原子弹，美国人怕你不怕我。我中国有政治经验，背后拿主意，你苏联在前面顶着，这是毛泽东设计的这么一个政治结构，说是“垂帘”也行。 什么时候中国能真正走到台前，全面掌控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你的经济实力上去，你有了原子弹。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你要当老大哥，有谁缺钱缺东西，你还得援助啊。但中国给不起啊。所以这种种原因，毛泽东觉得必须马上把中国经济搞上去。所以在莫斯科，就迫不及待地电话打回来了，要搞“大跃进”的社论。 “彼可取而代之”的这种冲动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国内政策，您在书中也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种子也埋藏在这里。 沈志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结构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内部的国家关系和西方同盟内部的国家关系，或者说和现代国家关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西方不讲领导和被领导，不管国家大小，从法理上看至少表面上是讲平等的，不会公开提以谁为首，联合国也一人一票。但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就不是这样的，它有领导有被领导。这是从党的关系过渡来的，“全党服从中央，下级服从上级”。苏联是最高领导，铁托那会儿是二级，再下边还有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中国也算二级，中国再领导越南、朝鲜。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这是一个前提。原来苏联是当然的领导，因为人家革命成功最早，最有经验，最有实力。那时，内部结构没有问题。其实铁托真的没有提出摆脱苏联领导的问题。但是斯大林非常警惕，就认为你要挑战他了。到了毛泽东这个时候，还真就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不在了，从经验能力从各方面讲，毛泽东自然是一个当然的领袖了，他的确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更有这个资格和领袖魅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又不行，实力也不行，国际斗争的经验也差得很远。苏联经济实力很强，但是缺乏政治经验。于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结构就要变化了。 莫斯科会议以后，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就出现了一个双重领导。苏共和中共平起平坐。出现这么个问题，就产生了一个隐患，导致中苏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破裂。一个山上有两只老虎，天上有两个太阳，究竟谁做老大哥，不就有这个问题嘛。当然，单有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同盟也破裂不了。什么 因素呢？这两个党，这两个领袖观点是不是一致，路线是不是一致。路线一致的话，那还好说，他们还能比较长久地合作。等于两个人共同领导，没分歧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恰恰是在1957年，这个双重领导结构形成，到了1957年底，分歧就开始出现了。这就表现在1958年起的一系列事情上：大跃进、人民公社、炮击金门、中印边界冲突、赫鲁晓夫访美，等等。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问题上，中国跟苏联都提出了不同的方针。这样，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关系的破裂就是必然的了。返回腾讯网首页>>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 扫一扫，用手机看新闻！用微信扫描还可以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分享到: 腾讯微博QQ空间QQ好友新浪微博二维码掌握事实 下载新闻手机客户端热门推荐 看过本文的人还看了 罗援：中国南海采油天经地义 应不怕鬼不信邪 12106人看过俄舰队赴华途中对马海峡练反潜 专家称警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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