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雪》的解读之争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学者谢泳曾发掘出毛泽东《沁园春·雪》1945年在重庆发表时两则相关史料。一是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将这首词抄给傅斯年，在信中写道：“日前之晤，承问笑话，忘记谈一事，即毛泽东近作之《沁园春》也。特另纸录陈，以见此人满脑子什么思想也。”虽未具体展开，但很明显，对《沁园春·雪》语含不屑。二是作家吴组缃在当时的日记中，也谈及读《沁园春·雪》的感想：“毛主一切为大众，于文艺尤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却作这样的词。毛反对个人英雄主义，而词中充满旧的个人英雄主义之气息。看他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霸主比高下；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意与蒋先生争胜，流露踌躇满志之意。说山河壮丽，所以古今英雄都要争霸，逐鹿，他亦自居于此类英雄之一。这些气味，使我极感不快。”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1936年写于长征途中，重庆谈判期间书赠柳亚子。柳亚子将毛词和自己所作和词，一并交《新华日报》。1945年10月11日，即毛泽东离开重庆那天，《新华日报》刊发柳亚子和词。11月14日，吴祖光在《新民报晚刊》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沁园春·雪》。11月28日，《大公报》发表了毛唱柳和的两首咏雪词。

《沁园春·雪》公开发表后，出现了大量步韵、唱和之作和评论文章。其中，围绕这首词是否体现了“帝王思想”，开展了一场激烈的笔战。12月4日，词学名家易君左在《和平日报》发表了一首和词：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堆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词中阐发忧国忧民情怀，“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表达对国家战乱的忧虑，“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当然，“杀吏黄巢，坑兵白起”等句，将内战责任隐然指向了中共。同一天，《和平日报》刊出两封“读者来信”，指斥《沁园春·雪》含有“几千年来的王霸思想”，“出现了秦始皇的面目”，“自况之余，盖以自负也”。针对这些指责，聂绀弩、郭沫若等作词并撰文进行了驳斥与辩解，将《沁园春·雪》的思想内涵归之为“反封建，反帝王”；“岂等沛风，还殊易水”，申明毛泽东与封建帝王、草莽英雄的区别。然而，这些驳斥只是一种简单的申辩，并夹杂人身攻击，并未根据词作本身作出具体、合理的阐释。还有一种说法，称此次论争是由蒋介石引起的，蒋从此词中看出毛泽东野心勃勃，想当帝王称王称霸。然而，这近乎小说家之言，恐怕难以为凭。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这一场论争变味，偏离了文学本身，它实际上是国、共两大政治阵营在思想文化领域开辟的第二战场。

当然，并不是所有介入《沁园春·雪》论争的和词或文章都持党派立场。早在此前，柳亚子对这首词“类帝王口吻”也很敏感。10月23日，在毛泽东手迹跋文中，他对《新华日报》不发表《沁园春·雪》作出揣度：“中共诸子，禁余流传，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12月16日，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文前“补识”写道：“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迷信、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拿出来与人见面。”间接表达了对《沁园春·雪》的看法，表明其“反帝王思想”的立场。

至于上述王芸生、吴组缃书信或日记中所言，当然是个人见解的表达和真实情感的流露，与政治无关。而且，即便是争论各方，有一点是相通的，即都表达了对于民主政治、和平统一的追求与期望，而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类封建君主式的“风流人物”都持否定态度。

1949年后，有关《沁园春·雪》的论争自然停歇。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批注《沁园春·雪》：“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自此，对《沁园春·雪》的解读趋于一律。后来，《沁园春·雪》入选中学语文课文，将其主题归结为赞颂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和人民大众。这样，《沁园春·雪》的解读纳入意识形态，实际上也偏离了文学本身。特别是将上阕有关雪的描写指明是反封建主义，将丰富的意象比附为抽象的理念，破坏了这首词的意境。例如，有人基于毛泽东的观点，对《沁园春·雪》进行似是而非的阐述：词的上阕是谴责“天公”降“雪”成“冰”，为祸“北国”；赞扬“山原”毁“雪”摧“冰”，反抗“天公”。以这种简单的比附来取代审美体验，恐怕很难获得阅读者的认同。

近年来，一些学者有意识摆脱政治因素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沁园春·雪》进行了重新解读。例如，从毛泽东早年读书笔记分析，毛泽东以“豪杰”与“圣贤”集于一身为己志，既要称一世之雄，也要做“百代帝王”。《沁园春·雪》当是毛泽东的自说，是重申他早年立下的“集豪杰与圣贤于一身”的大志。有人提出，将“风流人物”解释成人民而非抒情主人公自己无法自圆其说。根据叙述语气和意象系列，将今朝“风流人物”放在所列举的五位帝王相承接的位置，让人感觉是继承这一英雄序列的意思大于批判，这首词所说的“风流人物”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期许而出现的。或认为，下阕专写历代风流帝王的风骨，其实都是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抱负。

诗无达诂。抛开政治因素，关于《沁园春·雪》是否存在“帝王思想”，既无法获得具体依据来坐实，也会因阅读者的不同而存在审美差异性。即如王夫之所言，“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阅读者往往是根据自己的学识、阅历乃至情绪心态来感受与理解作品的。当然，如果放在历史的坐标中，这种判断还是可以得到检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关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毛泽东在“批儒评法”运动中，更是公开颂扬秦始皇，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遗毒的存在，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社会历史原因。现在，我们重新审视《沁园春·雪》中的“帝王思想”问题，或许会有新的感悟。

回顾毛泽东《沁园春·雪》解读的过程，可以发现，重庆时期有关“帝王思想”的论争，虽然夹杂政治斗争因素，但不能否认，王芸生、吴组缃等在解读《沁园春·雪》中体现出了一种敏锐、洞察和卓识。对于皇权的敏感和封建专制的警惕，是当时经历过民主与科学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时代风貌。1949年后，对《沁园春·雪》的解读基本上不能逾越毛泽东本人的批注，这有可能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或有其他感受也无从表达；更主要的原因是以盲从取代了个人思考，在毛泽东这样一个红太阳一般光辉的笼罩下，会出现阅读的盲区。正如论者指出，评论者往往把诗坛上的毛泽东与神坛上的毛泽东夹杂在一起。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多以挖掘微言大义为己任，而丧失了评论的客观立场。对诗境的欣赏，对诗情的玩味，对诗句的推敲，一概转化为对“光辉诗篇”无以复加的赞颂。

其实，在对《沁园春·雪》的解读中，如果不被作者的光辉所笼罩，不是将作者供奉于神坛，不是采取仰视的姿态，而是真正地将它回归于一个普通作家创作的一首普通的词，也许阅读的体验就会有所不同。例如，这首词存在不少瑕疵，“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违反“字不复犯”原则，词境无拓展；下阕袭用孙髯翁题云南大观楼长联，诗味平淡，缺乏独立诗性功能；“成吉思汗”四字皆平声，不合格律。整首词存在章法之病、字声之误和论史之失。在句法上常因袭古意，在创作上实以完颜亮《念奴娇》为蓝本。缺乏时代气息，在句式上存在“同义铺叙”现象，缺乏意境的转换和深化。笔者认为，该词取法苏、辛“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但过于平直浅白，豪迈有余而意蕴不足。或认为，这是豪放派词的风格、特性所致。其实不然。将《沁园春·雪》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其差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上阕描画雄奇壮阔的景色，笔力雄健，意境阔大；下阕吊古伤怀，将传颂英雄业绩与抒写内心忧愤融为一炉。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表达怀古、忧世、抒志等多重主题，将万千感慨，抑郁无聊之气，一一寄之于词。《沁园春·雪》同样借景抒怀，但景即是景，情即是情，景、情都显得单一；不如这两首词即景写实、因景生情，视通八方，思接古今，感情沉郁，言有尽而意无穷。

阅读主要是阅读者的一种个人体验，本来就不应强求一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有关毛泽东《沁园春·雪》的褒贬曲直，其实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阅读者是否是作为主体存在的。阅读者不能缺失个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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