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几大背景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几大背景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

历次重大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的货币制度、汇率体系、国际贸易、分工格局都会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国家间的经济、贸易摩擦以及这些国家间的内部摩擦逐渐显现出来；欧债危机爆发后，使得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演变为美洲、欧洲以及亚洲大陆间的竞争。欧盟经过扩张，其版图和经济容量大幅增加，欧盟从原来的15国增大到了现在的27国；美国也竭力依托由34国组成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东盟10+3”的亚洲区域合作新格局已经形成。世界经济格局已经由国家间的竞争和合作变为更大范围的区域竞争和合作。

第二，中国经济经过35年的超高速（10%左右）增长后，切换到了中高水平（7%—9%）增长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国实现了人均GDP向一万美元高收入国家的迈进，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解决，而高科技不是几十年能追赶的。

第三，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进行了累计10万亿的投资

这在拉动当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一些后继的影响——比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的累积等，要消化这些负面影响，结构调整的压力很大。

第四，中国的人口结构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高速增长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其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上升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高储蓄率保证了资本存量的不断增加。但是这一增长的动力在2004年之后开始弱化，中国经济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长期来看，人口红利窗口也将在2013年前后关闭。两大拐点的越过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隐忧，过去30年支持中国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中国经济亟待转型。短期而言，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跨越“刘易斯拐点”、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的转变会影响一国的负债融资能力、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使用杠杆率的能力，并相应产生三种潜在的风险：融资风险、资产价格下行风险及杠杆率收缩风险。人口结构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可能冲击限制了政策的腾挪空间，未来经济过热与经济“硬着陆”之间的切换更为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寻求新的增长动力，成为众望所归，人们对国家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有很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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