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时期币制

发布时间:2017-06-26 14:19:05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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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通缩

南方安定的社会环境犹如一块磁石般紧紧的吸引着处于血雨腥风中的北方人民,北方人口遂如潮水般大量涌入江南。据谭其骧先生统计,自永嘉之乱后,“截止宋世止,南渡人口约有九十万,占当时全国境人口约共五百四十万之六分之一”。谭先生的统计数字主要依据《宋书》的《州郡志》而得出,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户口隐匿现象是无法完全避免的,所以,实际南渡人口应该会高于谭先生的估计。

与北人南下同时进行的是南方少数民族纷纷主动或被动出山,入居平原。主动出山者,或由于少数民族内部因人口增长需要寻求开拓新的生存空间或由于南方政府或地方官员清明政治的吸引。被动出山者,则主要由于政府的强制性驱逐。据粗略统计,仅南朝的伐蛮次数就有七八十次之多,当然,每一次都会掠夺或多或少的财富和人口。

西晋时期,租佃制就已经十分流行。《晋书?李特载记》载,秦雍流民进入益州后,地方官府勒令他们限期返乡,为帮助益州流民,“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此处的“佣力”从字面上看是雇农而实际上应该是個农,因为雇农大多是按日计酬的?,只有佃农租种土地才会需要等到秋收。对此,唐长孺先生就曾一针见血的指出:“似乎流人不是作雇工而是当佃农”。

江南的开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北人南下与南方少数民族汇合为南方 发提供了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补充。同时,北方汉人也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带到了南方,江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而租佃关系的盛行恰好适应了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加上南方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相对稳定的政局,东晋南朝历届政府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经济的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以及大量水利工程的兴修?,东晋南朝农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景象,呈现出赶超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态势。

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实物货币的存在,《隋书?食货志》甚至记载:“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郵、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⑤

一些学者经常性地以此史料为据,认为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仅限于部分地域,而大部分地区还是钱帛兼行而以谷帛为主。事实上,这个推论是无法成立的,因为这条材料所记从时间上讲是很短暂的,仅为梁初而非整个梁代,从地域上讲这只能说是萧梁的某些地方的个别现象,而非全梁的普遍现象。并且所谓三吴、荆、郭、江、湘、梁、益已大体上包括了南朝的大部分领土,其他的州郡在当时只是是人口稀少的荒郡,这些地方大多数都是些比较落后的民族居住着,他们能够杂用谷帛交易,而不全用谷帛为货,已是一种进步的现象。大概东晋一朝也是过多地估计了铸币的弊端而未有铸造新钱。到南朝时期,通货需求继续增长,铜钱严重不足,政府也开始改变东晋“货币实物论”的观念, 始多次官方铸币(见附录),南朝的频繁铸币正说明了当时钱币的缺乏,而大量被减重甚至剪凿过的铜钱仍具有较高的市场购买力恰恰说明了当时市场对货币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且迫切需要钱币。

东晋社会上孙氏旧钱的流通量随时间推移而越来越少,东晋市场上正常流通的货币量长时期不足,很难满足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钱荒”现象就出现了,不仅孙氏旧钱和沈郎钱可以广泛流通,就连被剪凿过的劣质铜钱也能保持较高的市场购买力,所以史书提到东晋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时说“钱既不多,由是稍贵”。这一时期的“钱荒”现象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证实。首先,在政府的赏赐和救济中,两汉时期主要使用黄金和铜钱,而到了东晋时期,一切赏赐皆以实物为主,政府救济则几乎完全使用米谷。以汉晋官方赐钱数量为例,这种数量差距十分明显。由表1可知,晋代的赐钱数仅为西汉赐钱数量的8.79%,而这还包括了西晋的赐钱数目,若把西晋的赐钱数量除去,东晋一代的赐钱量更是少的可怜。

“钱荒”现象几乎贯穿于整个东晋南朝时期,这一现象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当时商品交易的正常进行。为应对“钱荒”,东晋南朝历届政府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对策,而各个对策实施的指导思想则均源于时人对于货币的三种不同认识。为此,兹先将东晋南朝人对于货币的三种不同认识介绍如下:

第一、认为钱币本身只是商人剥削的工具,而谷帛等实物才是真正的财产,不如废钱用实物交易。

第二、认为货币本身即是财富,金钱可以给人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物质享受,他们只知道铸钱可以牟利,只知道去疯狂追求金钱的数量与魔力,而不会去深究货币发行量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正如魏晋之际的成公缓在《钱神论》中所云:“路中纷纷,行人悠悠,载驰载驱,唯钱是求”③。

持此观念者,在东晋南朝时期最为普遍,不仅私铸劣质铜钱的不法商人这样想,就连政府官员在遇到财政困难时也时常建议增铸铜钱。而铸造铜钱需要大量铜原料,东晋南朝本身铜矿缺乏,于是铜钱减重现象屡有发生。例如,“元嘉四铢钱”、“景和二铢钱”、“孝建四铢钱”、“永光二铢钱”等都是铜钱减重的产物。除铜钱减重外,当时虚价大钱之法也很盛行,如“以一当两”,“当十”,“当百”,甚至“当千”。

第三、认为货币本身只是一种一般等价物,铸币宜求精良而不能借铸币求利,此外,还要充分考虑钱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适量发行钱币而不能引起物价发生大的波动。

怀此正确观念者,仅为极少数开明之士。例如,建元四年,奉朝请孔凯上《铸钱均货议》表达了这一主张,他的货币思想主要表现为在重农基础上使得货币的发行量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一种相得益彰的平衡之中。

废钱用谷帛的设想

“谷帛在中国,是两种重要的支付工具,它们的货币性,各时代只有程度上的不同。”?纵观整个东晋南朝时期都不乏谷帛为币的事实,可以说当钱币缺乏或币制混乱或货币购买力动荡的时候,都会有一部分人主张废钱用谷帛,谷帛的货币性就会增强,有时甚至完全取货币地位而代之。东晋南朝时期主张用废钱用谷帛的方式解决“钱荒”问题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东晋时期的桓玄、刘宋时期的周朗和宋齐梁三朝元老沈约。

面对东晋的通货不足问题,政府始终没有拿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加上东晋政府长期未铸新币,使用孙氏旧钱和沈郎钱,二者汇兑比率失调,造成钱少且轻。安帝即位,桓玄辅政后,桓玄主张以废钱用谷帛的方式解决“通货不足”问题。为此,朝廷上下就这一方案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孔琳之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废钱用谷帛的种种弊端和钱币为货的必要性

第二节、允许民间私铸与减重铜钱的实施

东晋南朝时期,为解决通货不足问题更多的时候是采取增发铸币量的办法。而在增加铸币的过程中,政府能否 放铸币禁令和所铸之币是否会因铜材料紧缺而减轻铜钱的重量便成为了两个令当局比较矛盾的问题。事实证明,东晋南朝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为增加铸币量是允许民间私铸的,而货币减重则更是贯穿于整个东晋南朝时期,允许民间私铸与减重铜钱看似独立,实则统一于解决东晋南朝的“钱荒”问题这一核心目的之中。

东晋南朝时期最先提出允许民间私铸货币主张的是刘宋时期的沈庆之。他的这一主张是在刘宋当时“耕战不用,采铸废久,溶冶所资,多因成器,功艰利薄……而仓库未实,公私所乏,唯钱而已”②的情况下提出的。他认为汉高祖、汉文帝允许民间祷钱才取得了 (铜钱)朽贯盈府,天下殷富”的局面。因此,他提出:“宜听民铸钱,郡县开置钱署,乐铸之家,皆居署内,平其杂式,去其杂伪,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③

至于私铸新币的形制和私铸过程如何管理,他建议:“去春所禁新品,一时施用,今铸悉依此格。万税三千,严检盗祷,并禁剪凿。”④沈庆之以为,只要允许民间自由铸造铜钱,就能解决当时通货不足的问题。再加强对民间铸钱的管理,使得每铸造一万钱交税三千,加强法制,严禁货币的盗铸和剪凿以防货币减重,就会取得“数年之间,公私丰赡,铜尽事息,奸伪自止。且禁铸则铜转成器,开铸则器化为财,翦华利用,于事为益”⑤的成效。事实上,不注重发展生产,仅靠铸造大量的正规铜钱来增加社会财富实际上只是一种空想。因为在物质财富总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量增加市场上的通货数量只会引发通货膨胀,造成铜钱信用危机而无助于“钱荒”问题的解决。对此,`时人刘义恭看得比较透彻,他坚决反对沈庆之的建议并分条加以驳斥。对于沈、刘二人之争,颜狻支持了沈庆之的观点,主张应该放 禁铸之令,允许民间私祷。他首先承认货币的轻重大小不能轻易改变,否则就会引起经济的混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泉货利用,近古所同,轻重之议,定于汉世,魏、晋以降,未之能改。诚以物货既均,改之伪生故也。”但是,因为“世代渐久,弊运顿至,因革之道,宜有其术”.所以他主张开署放铸。但是,他又对放铸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表示了担忧。

第一,放铸过程中的铜材料来源问题。因为当时无法靠开釆铜矿来解决铜源问题,只好将旧有铜器焰化使用,这就会造成“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的后果。

第二,关于旧钱流通问题。他承认“去春所禁(铜钱),一时施用”的确会使天下丰财,但过去所铸之钱,大小不一,若并行使用,势必造成“情伪无极,私铸剪凿,尽不可禁”的局面。那么,“五铢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己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

第三,关于放铸过程中的币制统一和品式问题。他主张官府不应从中牟利,刘宋当局默许了颜浚关于允许民间私铸铜钱的主张。但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气然而前废帝即位后,在“货薄民贫,公私俱困”的情况下,铸钱形式转小,于是形成了 “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④的局面。到景和元年,沈庆之再次建议政府允许民间私铸,货币混乱局面加剧,史称“钱货乱败,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气面对这种局面,太宗即位后,不得不禁止民间私铸,唯用古钱。

可见,允许民间私铸铜钱的做法不但不会解决当时的“钱荒”问题,增加市场上的货币流通量,反而使得货币市场更加混乱,最终徒劳无功。

东晋南朝的货币减重实际上要从沈郎钱谈起。东晋建国后没有官方铸钱,市场上所流通的钱币是“孙氏旧钱”和私铸“沈郎钱”,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地下考古的证实气所谓“孙氏旧钱”即为孙吴赤乌年间所流通的钱。对于沈郎钱,后人李贺在其《残丝曲》中云:“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可见,其钱身一定比较薄小,笔者以为沈郎钱是东晋南朝铜钱减重的开始,尽管这次铜钱减重没有得到官方的允许,但在通货不足的情况下,市场上事实上接受了这种货币减重行为,这种减重铜钱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货不足的压力。

真正意义上的官方承认的货币减重的开始是元嘉二十四年的“制大钱一当两”。所谓制,就是用法律规定的意思,而大钱则主要是指当时流通的旧有大钱,如汉五铢、孙吴旧钱等。这条规定是在北魏大举南下,刘宋军费不足的情况下出台的,

因此,尽管时人江夏王义恭说“制大钱一当两”是为了防止大钱的被剪凿萧清先生说“制大钱一当两”是针对当时"大量情报劣币充斥于流通中,破坏了货币流通的稳定”?。但笔者认为,此事实质上是统治当局为解决因战争而引发的财政不足而釆取的一种非常时期非常筹财措施。对此,连当时“制大钱一当两”的反对者何尚之、支持者沈演之也不谋而合,何尚之上奏说:“伏鉴明命,欲改钱制,不劳采铸,其利自倍,实救弊之弘算,增货之良术。”何尚之口中的救弊即为拯救当时的财政危机,而增货即为筹财。沈演之认为:“若以大钱当两,则国传难朽之宝,家赢一倍之利,不俟加宪,巧源自绝,施一令而众美兼,无兴造之费,莫盛于兹矣。显然,沈演之的观点是极其荒谬的,紧靠一条法令不可能凭空增加一倍财富。但是,无论其观点正确与否,不需要任何劳作便可增加一倍财富对于当时不懂货币理论的人来说都是极具诱惑的。

不可否认,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是在没有增加货币铸造量的情况下而在无形中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但那只是观念上的货币,流通中的实际货币数量并没有增加。而仅增加名义上的货币发行量是不能真正解决当时的财政问题的,更无助于通货紧缩的解决,何尚之对此一针见血的指出:“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轻,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①

此外,“制大钱一当”本身也会带来“富人贺货自倍,贫者弥增其困”的弊端。加上当时流通中的钱币种类繁多,重轻不一,因而政府也很难确定大钱和小钱之间的界限,所以大钱一当两的过程中就会出现很多争议性的问题所以,不到一年政府就废止了这种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到五世纪下半叶起,北魏多次大举南征,刘宋受战争影响,货币流通状况更加恶化。于是,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开始铸造孝建四铢钱,孝建四铢钱无论是在名目还是在钱币质量上都可以算作是一次正式的货币减重。孝建四铢钱,一般都比较薄,重约一公分左右,而且此钱一出,民间多私铸,而私铸的铜钱比官钱更加薄小,甚至有轻到六公分的。

宋前废帝即位后,议者多以铜钱难得,欲铸二铢钱。颜竣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议者将为官藏空虚,宜更改铸,天下铜少,宜减钱式,以救交弹,赈国纾民”?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大规模的货币减重必然会造成货币制度的更加混乱。颜梭之所以坚决反对大规模货币减重,理由有三。第一,减重无法解决政府财政困难,反而会引起币制的混乱。“铸二铢,恣行新细,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④

第二,铜钱减重只能救一时之弊而不能彻底解决“钱荒”问题。即颜竣所云:“今溶铸有顿得一二亿理,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岁暮税登,财币暂革,日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聘,而贻厥想谋。

第三,“民征大钱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闻,切患猥及” ?,这样就会造成社会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的局面。可以说,颜竣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铜钱减重的弊端之所在,遗憾的是政府最终采纳的祷造二铢钱的办法。永光、景和年间所发行的二铢钱和两铢钱,在名目上将四铢减重到了二铢,而钱币的质量更是薄小,特别是永光年间官方准许民间私铸铜钱,于是,“官钱每出,民间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鑪,如今之剪凿者,谓之耒子。”②到景和年间,钱制更乱,形成了 “一千钱长不盈三寸……十万钱不盈一拘,斗米一万,商货不行”③的局面。至此,刘宋的铜钱减重方案宣告全面失败。政府发行小钱,允许民间私铸,只会使币制更加紊乱,无助于“钱荒”问题的真正解决。

梁武帝普通年间,为解决当时的币制混乱问题特别是铜钱供给不足问题而尽桌铜钱,铸造铁钱。这是东晋南朝政府唯一一次铸造除铜钱以外的贱金属货币的记载,也是中国货币史上统治当局第一次大规模的铸造铁钱的尝试。但这次铸币刚开始就出现了问题,即“人以铁钱易得,并皆私铸。”19及大同年间以后竟然出现了 “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的物价腾贵现象。

萧梁政府在铸行铁钱后是禁止铜钱的流通的,而实际上民间交易仍会私下里使用铜钱,只不过在铁钱充斥市场的情况下,人们更多是把优质铜钱储存起来。在铁钱币值暴跌的情况下,民间又恢复了旧有铜钱的流通。然而由于此时铜钱更加缺乏,所以在铜钱使用过程中就出现了 “短陌”现象。

东晋南朝民间私铸、剪凿一直屡禁不止,南齐奉行通货紧缩政策,优质铜钱日益减少,然而铜钱越是减少,统治者越是多方聚敛财富,如齐武帝萧颐所积聚的财富多达几万万钱。

梁武帝时听任官僚贵戚聚敛财富。例如,一次有人密报梁武帝的六弟萧宏私藏错仗,梁武帝亲自去萧宏后房检查,而检查的结果却是: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膀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馀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馀屋贮布绢丝绵漆蜜貯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武帝在见到此种情形后非但没有惊奇,反而大悦,谓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整个梁代贪污聚敛之风如此盛行,那么,这必将会使得很多铜钱特别是优质铜钱退出市场流通而进入贮藏领域,这无疑加剧了当时的通货不足状况。

二、政府政策与“钱荒”

东晋南朝釆取通货收缩政策,东晋一代未曾发行过货币,而用“孙氏旧钱”,刘宋时期发行过四铢钱,不过发行量并不大,南齐统治时期,发行货币极少,齐高帝曾欲铸钱,事未成而死。后来,齐武帝永明年间,曾在西汉邓通铸钱旧址上铸钱,然仅“得千余万,功费多,乃止”气南齐统治二十三年间仅发行过这一次货币,而且仅有一万余贯,年均500贯左右,为直观起见,我们来对比一下汉武帝以后百余年间的货币发行情况。据薛平拴先生研究,汉武帝后百余年间共发行铜钱280亿文,年均发行量25万贯左右。?对比之下,我们可知,南齐的年均货币发行量仅为汉武帝后百余年间年均货币发行量的五百分之一,南齐货币发行量竟然如此之少,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南齐的通货不足的原因了。

三、赋税与“钱荒”

在中国古代,国家的赋税政策深受货币经济的制约,同时也会对货币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东晋时期,货币流通量不足,因此,东晋的赋税主要来源于征收粮食的田租和征收纺织品的户调,而征收钱币的赋税在收支活动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到南朝,官府经常性的根据自己的需要将赋税折成钱币征收。例如,南齐永明四年五月诏令:“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当时的萧子良提及此事时说“钱帛相半,为制永久”气可见,赋税折钱并非南齐初创,而是沿袭了前代旧制,据郑欣先生推测,“大概南朝各代调的折钱制度都是如此” ?。政府府库里堆满了铜钱,以至于南齐永明五六年政府一次性便可以拿出一亿多品质很好的现钱进行和市。

南朝政府经常把赋税折合成货币征收,这就迫使农民不得不把农产品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卖给商人。甚至国家一方面强迫农民缴纳货币,另一方面,又把国库中积聚的钱廉价收购各种物质。例如,南齐永明中就曾用中央和府库钱一万万贯收购各种农产品。永明四年,萧子良在看到钱币剪凿的危害时说: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犹求请无地,棰革相继。寻完者为用,既不兼两,回复迁贸,会非委积,徒令小民每婴困苦。且钱系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直,进违旧科,退容奸利。由此可见,萧子良把通货紧缩的现象归咎于统治当局的赋税政策,一方面,政府租税太重,并且要用优质铜钱缴纳;另一方面,民间的钱大多为剪凿钱,老百姓在缴纳租税时不得不用一千七百个劣质铜钱换取一千个优质铜钱。这样,民间流通的铜钱就会更少了。

综上所述,东晋南朝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的商品货币经济继秦汉之后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钱币使用普遍,铜钱成为当时商品交易的主要媒介,而市场上流通的铜钱数量明显不足以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再加上东晋南朝政府铸币政策摇摆不定、赋税征钱、民间私铸剪凿钱币盛行等原因,使得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或多或少,其结果导致这一时期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交替出现。这样,使货币流通和货币购买力就会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现象,从而使货币的法定价值周期性的长期高于其实际价值而造成“钱荒”,商品交易停滞,物价下跌,农民生活困苦。

为应对“钱荒”,东晋南朝历届政府釆取了废钱用谷帛、增加铸币量、减重铜钱、专用古钱、发行铁钱等一系列措施,但都因各种原因以失败而收场。政府“救荒”努力的失败预示着货币制度的更加紊乱,这使东晋南朝初具规模的商品货币经济顿受挫折,也是东晋南朝政权更替频繁的一个重要因素,但“钱荒”这一货币现象的出现本身并不意味着东晋南朝时期货币经济的衰落,商品经济的若有若无和自然经济统治地位的加强,反而更加有力地说明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

事实上,东晋南朝“钱荒”现象的出现正是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而当“钱荒”出现之时也正是实物货币盛行之际,我们不能因为实物货币的存在而否认货币经济的发展。因为在金属货币铸造量不能满足商品交换的需要之时,实物货币正是金属货币的一种有效补充,实物货币的大量存在和“钱荒”的曰益加剧更加印证了东晋南朝商品经济发展的事实。

孝武帝是个纵欲奢靡的皇帝,上行下效,当时贵族豪民奢靡成风。而且他即位不久就发生皇室内让,历时三月有余才平息,造成了大量财政耗费,并使元嘉末年以来的战争创伤继续加重。因此他在位十一年财政状况始终欠佳。①由于没有政上的支持,所以这次政府铸钱不可能是为了满足商品经济发展需求而花费工本铸钱,铸钱效果也就可想而知。史载:“孝建以来,又立钱署铸钱,百姓因此盗铸,钱转伪小,商货不行。”②到了孝建三年(公元456),大概由于政府舍不得花费工本开矿采铜,而导致币材缺乏,所以尚书右压徐爱建议当局,利用民间铜源,铸行标准五株钱,即“谓应式遵古典,收铜缮铸,纳赎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铜赎刑,随罚为品。”③孝武当局采纳了这一建议。但是“所铸钱形式薄小,轮郭不成就。”④并没有也不可能“式遵古典”。上行下效,当时钱币私铸、剪凿成风,

面对如此严重的钱币铸造混乱局面,当局做出的反映,只是企图通过一纸诏令来加以禁止,即“乃立品格,薄小无轮郭者,悉加禁断。”⑥

但是当时流通界已离不开私铸钱了,《资治通鉴》记载:“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继。盗铸益甚,物价踊贵,朝廷患之。去岁春,诏钱薄小无轮郭者悉不得行,民间喧扰。”⑦

面对这种钱币私铸、剪凿盛行情况,始兴郡公沈庆之干脆建议当局“宜听民铸钱”,想通过官府招揽并控制民间铸钱之家以及征税、刑法等措施的配合,继续利用民间铜资源和铸钱能力,增加通货供应,以求扭转由于通货不足而导致的钱币流通混乱局面。

一建议遭到太宰江夏王义恭和丹阳尹严峻的强有力反对。太宰江夏工义恭认为,通过设立钱署而控制铸钱之家的目的难以实现,因为,从经济利益考虑,“凡盗铸为利,利在伪杂,伪杂既禁,乐入必寡。”①从官民关系来看,“百姓不乐与官相关,由来甚久,又多是人士,盖不愿入署。”至于“官敛轮郭,藏之以为永宝”的设想,他认为:“上之所贵,下必从之,百姓闻官敛轮郭,轮郭之价百倍,大小对易,谁肯为之。强制使换,则状似逼夺。”那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他指出:“然顷所患,患于形式不均,加以剪凿,又铅锡众杂止于盗铸铜者,亦无须苦禁。”即问题的根源在于现有钱币流通局面是各种各样的剪凿钱、私铸钱、旧钱和此前刘宋官方铸行的各式法币混杂流通,而不在于盗铸。丹阳尹严峻也从民间铸钱的获利目的提出异议,指出:“但虑采山事绝,器用日耗,铜既转少,器亦弥贵。设器直一千,则铸之减半,为之无利,虽令不行。”②即为由于政府久不开矿,导致民间铸造铜器利高,铸钱利薄,所以难于招揽到乐意为官方铸钱的民户。如果让百姓依照去年春天刚刚禁止流通的“新品”③钱制铸钱,则后果不堪设想—“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利已既深,情伪无极,私铸剪凿,尽不可禁,五株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财货未赡,大钱已竭,数岁之间,悉为尘土”。刘义恭和严峻的辩驳起了作用,政府暂时没有采纳沈庆之的建议。

但是由于开矿的困难与开出的铜矿别作他用而导致铸币铜材缺乏,加上产品价格差异引起生活铸器用铜与铸钱用铜的矛盾,④导致这种状况一时难以扭转。而无论国库还是市场流通,对钱币均有着强烈需求,所以紧接着,又有人出于对这种“铜转难得”的觉察,建议政府铸二株钱。笔者推想这一远离五株钱制的建议虽然有弥补财政不足的考虑,但最主要的是,它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处于市场流通中的主要钱币形制已多是私铸或剪凿过的、严重减重的小钱,以至会出现由政府禁止私铸、剪凿钱而引起民间喧扰。严峻对这一建议又加以反对,理由有三:其一,铸二株钱是“态行新细”,后果将是:“于官无解于乏,而民奸巧大兴,天下之货,将靡碎至尽。空立严禁,而利深难绝,不过一二年间,其弊不可复救。”其二,即使政府可以通过铸行二株钱达到“绍铸获利”的目的,也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所谓“纵复得此,必待弥年。”在这一货币改革过程中,政府会面临种种由川`带来的日常财政收支上的困境,即“岁暮税登,财币暂革,口用之费,不赡数月,虽权征助,何解乏邪,徒使奸民意聘,而贻厥想谋。”

其三,这样的货币改革只能导致社会经济更趋混乱,出现“民惩大钱之改,兼畏刀旧新禁,市井之间,必生喧扰,远利未闻,切患狠及,富商得志,贫民困窘”①的J,.)面。

当局再次听取了严峻的建议。由于官方不再铸钱,加之孝武帝奢纵以及对内地蛮旅用兵而造成的财政拮据,大明年间(公元457465)②钱币私铸与剪凿现象颇为严重,史载:“孙登子亮,世祖大明中,为武康令。时境内多盗铸钱,亮掩讨无不禽,所杀以千数。”③顾深做吴兴太守时,“明年(大明四年,即公元460),坐郡民多剪钱及盗铸,免官。”④均是明证。

孝武帝死后,凶悖之君刘子业即位。他变本加厉地推行其父错误的货币政策。先于水光元年(公元465)开始铸二株钱,⑤钱文由孝建改为永光,又有景和年号钱。三种二株钱大小一样,但永光钱只铸了一个月,景和年号只用过三个月,永光、景和留一二株小饯前后行用只不过十个月,所以这两种钱都极少。而且“官钱每出,民间即移效之,!6[’大小厚薄,皆不及也。无轮郭,不磨键,如今之剪凿者,谓之来子。”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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