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11期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与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刍议邓立，杨未（贵州财经学院，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０４）摘要：中国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是对中华几千年文化影响深远的核心价值观，是传统主流文化的重要代表；传统美德中内化于心、寓教于德的信念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因素，是中华文明得以弘扬的必要条件，是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加以重视的道德源泉。关键词：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思想道德教育；文化中图分类号：B8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11）11-0182-03“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范畴。整个古代社会“五常”一直是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道德观念，是处理封建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准则，几千年来一直深刻影响中华道德文明的发展进程，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教育传统和伦理精神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一、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与传统思想道德教育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儒家传统道德的价值理念一直是儒家志士仁人追求的终极价值理想。从中华文明起源至今，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范畴一直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道德精神支柱。（一）封建宗法制度下道德教育机制的缺失。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社会道德体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烙印。从现代伦理视野来看，传统伦理实际上是一种广义上的伦理，与我们当今所谓的狭义伦理道德是有本质区别的，可以说传统伦理是一种缺乏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正义的道德体系。在儒家伦理思想中，道德是个体理想人格的实现目标，是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更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是实现王道政治的本质要求，通过推行道德教育，实现家国同构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伦理路径。但是，在落后、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度下，儒家的伦理理想注定是无法与社会道德要求达成一致，构成完整的社会思想道德教育机制的。诚如罗尔斯指出：“社会正义原则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合作体系中的主要的社会制度安排。我们知道，这些原则要在这些制度中掌管权利和义务的分派，决定社会生活中利益和负担的恰当分配。”[1]（p54）换言之，个体道德信仰的生成不能不受到一定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基本社会制度体系的强烈影响和制约，而社会制度的缺陷往往会导致教育机制缺失和教育方向的偏离，驱使个体失信和缺德。因此，严重的道德教育机制缺失及道德信仰危机在社会中滋长的时候，仅仅追究个体方面的原因是不够的，还应该从社会体制的建立和执行方面去寻找原因。回顾中国历史，儒家所秉持的道德理想主义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于他们陷入了“王道”政治的泥沼。由于儒家错误地把其道德理想建立在腐朽的封建宗法制度之上，只寄希望于可遇而不可求的明君与清官，而不是去尝试建构合理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其结果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在“三纲五常”伦理的教化下学会了做忠臣顺民，无数道德的人却构成了一个不道德的社会。同时，“‘信仰失落’问题在当代中国，主要地不是个人缺乏扬善惩恶、追求不朽的内在动力，而是共同理想的淡漠、历史方向感的丧失。”[2]（p4）可见，克服当前道德信仰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不断建立和完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相一致的社会体制并加强制度伦理建设，积极营造有利于个体道德信仰生成的、适宜的外在社会环境，切实结合实际推行可行的思想道德教育，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二）完善社会教育体制促成个体道德信仰。如上所述，罗尔斯认为，社会制度是正义的主题，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构成了个体道德信仰的生成背景。那么，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教育体制是促成个体道德信仰和构建社会道德机制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建构和完善社会教育体制是加强道德信仰建设作者简介：邓立（1981—），男，贵州财经学院讲师，哲学硕士。杨未（1971—），女，贵州财经学院教授。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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