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寒夜》中曾树生出走的原因
发布时间：2015-09-05 来源：文档文库
小
中
大
字号：
浅谈《寒夜》中曾树生出走的原因
（韩慧芳，贵池区涓桥镇培才小学，247100）
摘 要： 《寒夜》是巴金后期最著名的一部作品，主要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分别是汪文宣、汪母、曾树生。曾树生年轻漂亮，富有生命力，最后却选择了抛夫别子远赴兰州。她的出走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一、社会原因；二、家庭因素；三、性格原因。另外，从曾树生出走我们也可以看到：曾树生能突围出‚寒夜‛，找到幸福，是因为她经济独立，有自立自强的精神，这也是我们现代女性所必须具备的。
关键词： 出走，社会，家庭，性格
《寒夜》是巴金后期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是一部充满悲剧色彩的小说，叙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小公务员汪文宣一家的在敌后方重庆的悲惨生活。作者着重塑造了汪文宣、汪母、曾树生三个艺术形象。其中，曾树生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热情开朗、聪慧美丽，对生活有所渴望。喜欢追求物质享受，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她怀着崇高的理想步入社会，尽管战争、生活压力使曾树生离理想越来越远，却并没有打消她追求新生活的信念。虽然巴金在评价曾树生时说：‚她从来就是不曾为改变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曾树生有主见、有追求，她最后出走也是有原因的。在这里，我将从社会原因、家庭因素以及个人性格几方面来阐述曾树生出走的原因。
一、社会动荡不安是曾树生出走的客观基础
《寒夜》是巴金在抗战时期（1944—1946）创作的著作，小说的社会背景取自当时的社会事实，如‚躲警报‛、‚湘桂大撤退‛等。事实上，我们看小说时，压抑从小说描述的寒夜起，汪文宣走在凄清的夜里，在已经司空见惯的警报里，麻痹地走着。在这里我看到了曾树生的出走，这一次让她出走的是汪文宣，而我们从文中可以看出结婚十四年来，曾树生、汪文宣他们的脾气似乎越来越坏。试想一下，在旧社会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在战争爆发的背景下，每个人只能挣扎着、隐忍着、无助地生存着，又有谁能真正地展露笑颜呢？而曾树生作为一个女人，她要忍受生活的颠沛流离，要忍受丈夫的疾病与无能，要忍受经济的贫困。在她努力为家庭打拼，在银行事业发展很好时，又要忍受婆婆的种种横加指责。这种情况下，曾树生的脾气能好吗？这一切不幸的源头是什么呢？如巴金所说的，是这个怪诞的社会。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中日战争不断，人民处于迷茫混乱之中，有不少的人在这样的社会困顿抑郁而生，多少人得了肺病在痛苦中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的生活，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当时的陪都重庆，好人偏偏不得好报，坏人得志是常见的现象。这是巴金老人的心里话，也是当时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汪文宣曾是五四时期坚强的斗士，有理想、有追求，但他的锐气在不断地逃避战乱中消失，整个人唯唯诺诺，身体受着疾病的侵蚀，形容枯槁，不知前路在何方。‚我愿她幸福‛，他是希望曾树生能活着，作为丈夫让自己妻子幸福的方法居然是离开自己，离开家庭，多么无奈啊。而为了全家人能继续生存似乎又只能如此。于是，曾树生不舍地对丈夫说：‚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很苦啊，我一个女人，我……‛这句
话反映了曾树生的真实处境，也是一个女人对这个吃人的社会的控诉。
二、家庭因素是曾树生出走的主要原因
（一）曾树生与汪文宣
曾树生和汪文宣是大学同学，当年为理想，为爱情而结合。没有媒妁之言，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他们义无反顾地走在一起。十四年来，他们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可最后，曾树生为何会舍弃这份感情，而同其他的男人远赴兰州呢？许多人都批判曾树生没有道德，抛弃重病的丈夫，只管自己享受新生活。其实不然，马克思曾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曾树生结束的只是一个婚姻的悲剧罢了。想当初，他们在大学时共同编织着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创办‚家庭化‛、‚乡村化‛的学堂，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那时，双方都能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安全、爱和尊重。抗战的爆发，粉碎了二人的梦想。汪文宣成为了一个图书公司的小公务员，在公司里，他整日拼命工作，小心翼翼，在乎上司的每一句话、每一种神色。唯恐失去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以保住一份微薄的收入来养活一家老小。为了保全这个饭碗，他埋头苦干，甚至病了也不敢回家休息。他从不与人争吵，勤勤恳恳，一味工作，甘当‚老好人‛。在家庭生活中，他面对婆媳的纷争，既孝敬母亲，又爱妻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又不忍心伤害其中任意一个，只能以对自己的责备和委屈换取她们的同情和家庭暂时的安稳。然而汪文宣的正直、善良、与世无争，并未给自己带来好运，相反却被失望、困苦缠身，最后因肺部加重而丢了工作。‚为了生活，我只有忍受‛，对于自己的病是这样，对未来亦是如此。这就造成了曾树生眼中的汪文宣对社会缺乏基本的斗志，虽然同样只有三十四岁，但满怀激情的曾树生握着他的手时，却感到‚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而曾树生仍是一个浑身洋溢着青春朝气的新女性。她拥有收入不菲的工作，虽然是充当花瓶，但她并不甘于做花瓶，也并没有任人摆布，而是格外注意自己的独立性。在负责的情事中，自己把握着自己的情感，决定着自己的行动，甚至比汪文宣更果断。她与丈夫平起平坐，与汪母针锋相对，在上司面前不卑不亢。时间让曾树生与丈夫的差距越来越大，完全不像是一个世界的人。与汪文宣相比，曾树生的追求者——上司陈主任虽没有什么大作为，可他‚身材魁梧，仪态轩昂‛，在社会生活中总能左右逢源。就连汪文宣自己都觉得‚她和他似乎更接近，距离更近；他们站在一起倒使看见的人有一种和谐的感觉‛。至此，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婚姻不但没有了道义的支持【他们只是同居的关系】,也没有了可以凭借的感情基础。因此，曾树生与丈夫已没有了灵魂上的沟通，而肉体上就更没有接触了，灵与肉的不和谐从根本上将他们从心理、生理上拉开了距离。所以，曾树生最终也只有离开这样的生活。她之所以要徘徊于走与留，那不过是对逝去的‚乌托邦之恋‛的一种追思和悼念。最终她选择离家出走，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之下也是唯一的求生之路。 （二）曾树生和她的婆婆
曾树生的婆婆深爱着她的儿子，可是她的爱极度自私的。她对儿孙总是充满柔情，无论自己多么幸苦，她都心甘情愿地细心呵护着他们，把他们的衣食住行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对自己的儿媳妇，不但没有一点疼爱，而且到了不可相容的地步。她对媳妇总是没有好言语，说话刻薄无情，动不动就和媳妇吵架，拿最恶毒的语言辱骂媳妇，对媳妇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对于这一切，曾树生如果能忍一忍也许能过去。可是她受过西方个人主义的熏陶，她不认为争取个人的权利是一种罪过。她不愿在古庙似的汪家枯死，不愿在无休止的婆媳之战中消耗自由与
青春。她寄来了一封坦露胸襟但不无残忍刻薄的诀别书，斩断了汪文宣的最后一丝希望。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就是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形态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仍然强大，新的尚不曾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在汪家就表现为汪母与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争吵的实质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汪母虽然有知识，当过教师，但她的思想却是保守的，顽固的。她不甘心失去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看不惯曾树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她甚至认为曾树生没有和汪文宣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没有明媒正娶，便只能是姘头。给儿子看病她只认中医，反对进行西医检查。相反，曾树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念，她希望过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并不愿意去恪守传统的妇德，爱打扮，爱交际，她和汪文宣的结合严格来讲就是一种同居的关系。但她并不认为这有多重要，她主张用西医股汪文宣治病，她主张儿子送到贵族学校去接受教育。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的相左，使曾树生与汪母形成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状态。虽然她们都爱汪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的观念冲突面前却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曾树生经常觉得孤单，寒冷，多半是她的婆婆带来的吧！她的出走也就势在必行了。
（三）曾树生和儿子
曾树生作为母亲，文章似乎淡化了这一形象。为什么呢？曾树生一直追求的是新女性生活，白天她要挣钱养家，晚上又忙着交际应酬；而曾树生的婆婆对孙子的生活关心过甚，可谓是细致入微。为孙子准备衣食，嘘寒问暖，完全取代了曾树生这个母亲。她也只能在儿子的未来上多做打算。托关系送他去贵族学校读书，对他的学习需要有求必应。小宣，这个十三岁的小男孩，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严肃的表情，苍白的面庞，都显得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这不就是宣的缩影。如果说汪文宣带给曾树生的是失望，作为生命的延续的小宣带给她的就是绝望了。小宣也从来没有理解母亲为家庭、为自己的付出，曾树生从来没有感受过来自儿子的温暖。所以曾树生‚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好。没有人理她，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