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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首篇《关雎》是古今称颂的名篇，诗的第一章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围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的释读，历来颇多争议。本文将对释义视角的流变做一个历史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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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意义解读
《诗经》的首篇《关雎》是古今称颂的名篇，诗的第一章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围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的释读，历来颇多争议。本文将对释义视角的流变做一个历史的探析。
一、儒家传统释义观
中国古典文学应该说大多是在儒家经典释义，包括对文学本文的释义传统中形成的，换句话说，儒家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将特定的文学作品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材料来认识。释义者通过认定作者和调整诗歌的重心，把个人体验转换为道德训诫，把读者的目光从身体感觉转移到社会伦理、国家政治上来。儒家释义策略的最终目的是规定读者的体验取向，把体验的可能性规定在既有道德秩序的整体框架中。可能正是基于此，在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解读中，至少有两大类主张可纳入儒家传统释义观，一类是“后妃之德”说，一类是“君子求贤”说。
（一）后妃之德说
笔者分析“后妃之德”说包括两种评价标准：
1.“幽闲贞专”
此说源于毛传。毛传云：“窈窕，幽闲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孔颖达疏：“扬雄云 ‘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善心为窈，美容为窕。”可见古人释窈窕也兼指内心美好而言，即重貌更重德。逑，仇也，配偶。陆德明释文：“逑，本亦作仇。”淑女的性感身姿在层层释读中被掩盖了，代之以功能性的身份，“好逑”便是一个“奉顺坤德，成其纪纲”的淑女（韩说）这种释义下的“后妃之德”实际上直接对女人提出了几个要求：接受男人的价值准则（“说乐君子之德”）；不过分张扬其色以引诱君子（引起君子的不安）；贞节专一（“贞专”）。这些要求是防止男子沉溺于感官体验而有忽视打破现存秩序（朝廷、王化）的危险。
2.“和好众妾”
此说源于郑玄笺。郑笺云：“言后妃之德和谐，则优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后妃能和谐众妾，不嫉妒其容貌，郑亦以淑女指后妃，唯以“好仇”为和好众妾义。另外，是在“好”和“逑”字的释义上异于前文所述。在今文诗说中，这淑女是一个“能为君子和好众妾”的贤女（鲁说）。《说文解字??u部》：“逑，敛聚也。又曰怨匹曰逑。”段玉裁注：“逑为怨匹。”可见，这里的后妃之德更重要的是满足作为后宫调解员的角色需要，能和谐众妾之关系，排解众妾之怨忧，这种解析无疑是在“淑女”的功能性身份上又加了一重。所谓“家和万事兴”，后宫不起火，君王便会有更多的精力来为社稷着想，这难道不是将读者的目光从身体感觉转移到社会伦理、国家政治上来了吗？
（二）君子求贤说
“君子求贤”这一观点起之较晚。《诗?周南?兔?D》：“赳赳武夫，公侯好仇。”朱熹《诗集传》云：“‘逑’与‘仇’同。”古音“逑”与“仇”同属幽部，故“逑”（即‘仇’）即助手的意思。“君子好逑”，就是“窈窕淑女”是君子得力的助手。牟应震在《毛诗质疑》中针对《兔?D》一诗有这样的诠释：“?D未施而得武夫，用以干城守内也。施?D于显而得武夫，用以好逑和外也。求之于幽密之处以为腹心，犹所谓阴养死士也。”然而，“君子好逑”之“逑”和“公侯好仇”之“仇”是否同义尚需探讨，不可臆断。
“君子求贤”论持有者以《离骚》中的“美人喻”来佐证其观点。《离骚》：“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恢?佚女。”“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这里，屈原将对能够振兴楚国贤才的追求，分别比喻成对美女宓妃、简狄、二姚的追求。诚然，《离骚》作为浪漫主义诗风的杰出代表，作品中有丰富而奇特的比喻，有大胆而瑰丽的想象，但就艺术风格而言当是迥异于《诗经》的现实主义的，不可将二者作简单的类推。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间就是兴的关系，何为“兴”，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言之辞”，看来诗人真正吟咏的就是君子与淑女的爱情，不是其他的臆说。
二、自然本真的爱情说
以上谈到的诸多释读方式，实际上都曾作了相似的努力，即调整诗歌重心，包括对所指的添加、排斥、掩盖、置换等一系列行为。在《关雎》的本文中，诗人关注的是雎鸠感性的和鸣声、窈窕淑女的性感身姿以及诗人沉溺于这一性感之中不能自拔的情感。经过儒家的释读之后，我们发现这一文本完全掉进了伦理纲纪的网罗之中，这窈窕淑女被委以“风化天下”、延揽贤才的重任，在这些密密罗织的网中，那种男女本于自然的相互吸引被绑上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诗人创作的原始冲动难道非要归之于解决社会问题吗？如果要求作者完全放弃个人自由的体验，那不就等于创作的死亡吗？
况且，儒家的释义策略并非真的无懈可击，《关雎》产生于何时虽有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推知，那时孔子的儒家学派尚未确立，更毋论主宰那个时期的诗歌创作和鉴赏了。对特定诗歌的鉴赏视角不能总是由后及前，拿后世儒家释读策略来反观前代作品。诗的产生是合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乃情之表现也。笔者认为，能使《关雎》传诵至今，且有着永恒生命力的核心因素，就是其中最本真的“情”，而非人为附加上去的道德训诫。其外《邶风?静女》当有异曲同工之妙。《静女》诗虽短，但格调明朗欢快，静女的顽皮、活泼，男青年的忠厚、淳朴，他对静女所持的炽热情感，在这首优美的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诗经》中本真的爱情诗并不在少数，对“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自然本真的释读也并非臆断。
三、《诗经》释义视角的历史流变
中国的历史在一治一乱的交替中延续了几千年，每一次更迭，人们都会又一次面临如何重建精神家园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以汉代经学为例，其目标都是恢复与重建传统，而这种传统的具体代表就是经典本文，通过对经典本文的解释，重新确立它们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地位。
汉代的《诗经》解释体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特点：
（一）以“礼”作为解释《诗》的标准。如《毛诗序》就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这不仅表现出汉代经学者以“礼”作为解释《诗》的价值标准，而且反映出《诗》本文与当时治《诗》者思想之间的矛盾，但汉代经学者们不顾这种矛盾，以“礼”抑制《诗经》本文中的情感内容，把“礼”作为解释的标准贯彻到每一首诗的解释中去。
（二）回避《诗》本文中的情感内容，用“思无邪”对其中的情感内容进行掩盖。这种解释标准贯穿在具体的解释中，如《小序》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凡是表现男女情感的诗，《毛序》都用“刺淫”“刺乱”“止奔”等语进行评价。前文所论的“后妃之德说”和“君子求贤说”，即是汉代释义策略观照下的具体例证。
唐宋以后，一部分释义者对《诗经》的解释模式有了质的变化，如从疑《序》到主张废《序》，主张对《诗经》的本文进行直接的阅读，即文求义。同时，他们承认《诗经》本身有一个基本的意义，即作诗者之意或《诗经》本文之义，而这原创意义是后世解释者的出发点，是其他意义衍生的源头。《关雎》释义“自然本真的爱情说”即是一个例证，“淑女”“好逑”等词语的释义也不再任意地与礼制、政治等内容联系在一起。
总体上说，中国文化的重大转型都在《诗经》的释义观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我们在解读《诗经》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认识不同释义的合理之处，也不能忽略其各自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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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首篇《关雎》是古今称颂的名篇，诗的第一章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围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的释读，历来颇多争议。本文将对释义视角的流变做一个历史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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