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对与错
M. E. 夏普
1．尽管200多年过去了，世界经历了剧变，但对亚当·斯密的观点的一种论述受到许许多多对他的观点并不熟悉的富人和要人的推崇。Jerry Z. Muller的著作是从历史角度发掘他的观点的作品。作为发掘者，Muller取得了巨大的成功。Muller声称斯密仍然是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捍卫者，但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在过去200年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情况不再如此。Muller不必对本文所发表的观点负责，因为这些观点是我的，而不是他的。
2．我们从亚当·斯密的两部作品之一的《道德情操论》的发掘开始吧。该书出版于1795年，斯密显然对它不太满意，因为他在1790年去世前共修改了6次。该书的主题揭示了一个奥秘：是什么使社会有凝聚力？为什么生来追求自我的人们能够和睦相处？如果用担心受惩罚来解释这一切，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如果是这样，就得到处都是警察。这个问题正好牵涉到道德的起源问题。
3．斯密认为每个正常人生来就具有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能力。他（她）也需要他人的赞同，这种需要与斯密所说的欲望即追求自我的欲望有直接的关系。正常的孩子以这样的准则来塑造自身行为：赢得他人的认可和称赞，避免他人的鄙视和反对。这种塑造始于家庭，延伸至街坊、邻居、教会、学校直至全社会。
4．在这种自我熏陶的过程中，人将社会准则内化并逐渐形成良知，即以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自身和他人的行为。一个拥有自制力、能够控制自己欲望因而能与他人和睦相处的人源自这个迄今为止仍很神秘的过程。
5．有一批数量难以确定的人由于非凡的才能或处境能够更进一步，他们不是根据他人的赞扬来引导自身的行为，而是用他们认为值得赞扬的标准，引导自己的行为。在这些道德典范中，有一部分人关心改善为大众利益服务的习俗。作为启蒙运动的一员，斯密寄希望于理性力量扫除非理性的力量，期盼这部分人能引起政治家的注意，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启发政治家。就这种身份而言，无人能超过他。
6．这里出现了理性和欲望错位的情况。斯密认为起支配作用的是欲望而非理性。然而只要我们对话题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比较清楚，理性就有必要发现和支持把欲望导向非常有利的目标上来的习俗。
7．斯密不能回答的唯一问题是：为什么人生来讲道德，而不假定是上帝使我们这样？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达尔文提供了人们广为接受的解释：在群居的人类中，合作起着调节作用；很有认知能力的、喜欢群居的人类乐于与同类结伴生存；语言使人们能够根据共同的经历作出公平与职责的推断。这种智力有可能把道德行为从亲戚延伸到非亲非故的人，延伸到一个村庄、一种宗教、一个阶级、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斯密以其渊博的学识探讨的一个主题——社会风俗史——表明，对我们怀有道德情操的人的排斥和包容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界定“我们和他们”。达尔文的观点与斯密的观点并没有什么冲突。
8．我们相信斯密意识到这一问题，因为他评论过英国统治集团与美国殖民地之间的冲突。关于二者的冲突，他从他的朋友富兰克林那里了解了很多。斯密认为，殖民地居民纳了税，却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席位，真是荒唐至极。其结果毋庸置疑，斯密知道，在关系疏远的影响下，道德情操不复存在。
9．现在我们来谈Jerry Z. Muller对斯密史无前例的力作《国富论》一书的发掘情况。这本书出版于1776年，许多读者认为这种发掘没有必要，因为这本专著中的观点是那样的有名。也许是吧。无形的手是有史以来最成功、最贴切的一个隐喻。在市场上，人们彼此陌生，他们也许能够相识甚至成为朋友，但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是自身利益而非对道德的关切起主导作用，除非受不能强制、不能欺诈、不能限制第三方的利益等竞争规则的约束。但是，众所周知，刻意追求自身利益却带来了大众利益，因为自由竞争迫使价格降到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成本相适应的最低水平。它引导企业家们把供过于求的资源转移到供不应求的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人规划过这些结果，也没有人料想会产生这些结果；自由竞争具有自我调节性。
10．受斯密抨击的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财富依赖出口大于进口的国家所获得的黄金和白银的积累，这个结果因国家授予的贸易垄断权而得以强化。18世纪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斯密的驳论更加突出，他认为国家财富依赖市场的发展壮大，市场能使劳动分工更细化、更专业化，因此能提高生产力。垄断只能增加垄断集团的财富，自由竞争则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
11．当代许多追随斯密的人断言斯密是商界的一个特殊朋友，他不是。他鄙视商人们私自抬高物价、降低工资的惯用伎俩，并告诫说，应对商人进行监督。他也不是工人们的朋友，因为他们联合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尽管他承认制造业的重复性工作把工人们弄得无精打采。但是他期望有利的商业结果最终能够使工资提高，能使休闲时间增多，能为公共初等教育筹集资金，以补偿单调乏味的工作所带来的痛苦。
12．斯密提倡自由市场是否意味着他仇视国家？不是这样。他希望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国家的职责与规模也随之增大，国家的岁入也相应地增长，这与当代追随斯密的人的观点截然相反。国家应该在国防建设、公益事业、法制建设、大众教育方面投资，也应投资建立避免社会成员压迫社会成员的机制。他写道，采取的途径有：促进国家的繁荣、制定合适的纪律，防止各种邪恶和粗鄙行为的发生。因此，国家可以制定规章制度，不仅防止公民间的相互伤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管理好公共事务。
13．但是斯密对政府的公正性不抱幻想，他不相信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他承认法律反映了立法者的权力，能够调整统治阶级的共同标准。普选权甚至不值一提，尊敬上流社会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了。
14．像大多数启蒙运动代表一样，斯密也对牛顿于1687年产生的惊世之作——自我调节的宇宙模式——惊叹不已，并且以此来激励大家建立自我调节的社会宇宙。在这个社会宇宙中，阶级力量被一只无形之手所控制，就像天体被地球引力控制一样。
15．回顾过去，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斯密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在文明社会道德情操有很大的力量，他说对了。但他也知道公正注视者公正的局限性，还知道除非有最大的动机促进道德情操，否则道德情操在是非界限不明的情况下会失去作用。
16．斯密关于自由市场能显著增加国家财富的观点是正确的，但他也知道人们常常试图寻求避开自由市场的途径。他对导致工业革命发生的一些发明、企业的高度集中、工会的出现、周期性的失业浪潮、与有利性相伴而生的不利性，即Arthur Pigou所说的外部性一无所知。不利性的代价必经由某个人来偿还。由于19、20世纪这些愈来愈紧张的局面，指望立法者、首相、总统懂得如何控制这些爆发危机的因素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更不用说就它们达成共识了。
17．斯密的文明计划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几乎都出现了问题。我们不能指望斯密说准他的时代和我们时代之间200年的情况，我们也不能期望自己说准未来200年的情况。斯密理论体系的最大问题在于它被两只相互对立的无形之手所折中。一只无形的手引导市民社会的道德情操，另一只则引导商业社会的自身利益，而且许多有形之手牢牢地抓住它们的手腕指向这边或那边。两只无形之手代表了两个领域：资本主义市场和市民社会。将二者割裂开来是当代保守主义致命的弱点，如何把道德引入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中心问题。
18．如前所述，斯密不是资本主义强有力的捍卫者；我们生活在一个与那时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时代。如果要我简述如何捍卫现代资本主义（这是唯一的切合实际的作法），我就从以下事实开始：我们生活在一个利益冲突的社会，避免两败俱伤的唯一方法是冲突双方相互妥协。捍卫当代资本主义的最佳方式是在力量悬殊的两个阶层之间签订社会契约。只有调整劳资双方力量，才能使相互利益妥协。
19．我之所以说调整，是因为二战后补偿力量和社会契约就已存在了。但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和欧洲都出现了失业率增高、贫困率上升和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等倒退现象。
20．我正在描述一种理想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让大众的最低生活标准保持一致，并关心大众利益。那些认为自由市场取得胜利、社会民主被埋葬的人显然是不成熟的。这是一个单一阶级的社会——多元文化的、民主的、利益相同而不是相互对抗的社会。让我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因为目前局势已变得越来越经不起抨击了。
21．斯密学说被作为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这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也非斯密的本意。其方法得到幼稚的人和虚伪的人的支持。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斯密所说的自由市场。为了达到公平的目的，他提出了那些方法，而那些方法要达到的公平目的却被忽略了。
22．司各特告诉我们，斯密与约翰逊首次相遇时就发生了争吵，约翰逊对斯密说：“你撒谎！”斯密则反击：“你是狗娘养的！”。斯密的谈话似乎与他的人格不相符，因为斯密因其学识和人格而受到与他同时代的、与他人格截然不同的埃德蒙·伯克和伏尔泰的尊重，斯密把他们俩都视为朋友。但这段对话确实让我们了解到他会对他的当代追随者们说些什么。
（李应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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