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国内外隐士研究情况综述

20世纪以来国内外隐士研究情况综述

20世纪以来国内外隐士研究情况综述

史飞翔

隐士与隐士文化(或称“隐逸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将中国文化总结了十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文化有隐士文化）一直为世人所关注，历代学者对它也是多有记述和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隐士与隐士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热点研究课题。到了世纪之交(九十年代至今)有关隐士和隐士文化思想的研究更是呈现出一个繁荣的局面，研究著作和论文层出不穷，著述颇丰。现就笔者手头所掌握的资料，试对20世纪以来国内外隐士研究情况进行一个粗略的归纳与梳理，以供参考。

一、国内隐士研究

蒋星煜先生于民国三十二年出版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是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本专门探讨隐士的专著，堪称是隐士研究的“开山之作”。该书在学术史上占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今天只要你研究隐士，你就不能不读它。《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成为隐士研究引用最多的权威参考书目之一。该书以10个专题研究了中国隐士的形成，类型的区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地域分布以及与中国绘画、中国诗歌的密切关系等。《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立意高远、选题精到，引用广博、论述严密，但该书存在严重的不足与缺陷：篇幅较小，内容相对简单，突出地陈述了隐士的消极作用，对隐士的评价有失公允。更为严重的是该书作者对隐士的认识存在偏差，对隐士的感情是隔阂的、冷漠的、不友好的、甚至是敌视的，对隐士的基本态度更是否定的。这从作者描述隐士时所使用的词语明显就能看出。“悲观”、“保守”、“冷酷”、“倨傲”、“浮躁”、“衰弱”、“懒惰”、“滞钝”、“疏忽”。不仅如此，作者还动辄就说隐士是“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自命不凡”、“孤高自赏”，说隐士是“个人主义、失败主义、消极主义”，这说明作者对隐士的基本认识是有误差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在隐士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然而该书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鲁迅先生对隐士问题也是备加关注。他先后在《隐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多篇文章中提到隐士问题。鲁迅先生以其一贯的辛辣敏锐指出，既然真的隐士应当是从史家的视野中消失的人，那么我们所熟悉那些成百上千的隐士，一定不是那么真诚的；做隐士也是一种谋生，因此也需要隐士挂起他的招牌以吸引别人对他的注意力。鲁迅先生认为隐士归隐与士人入仕一样，都是“吠饭之道”，明确指出了隐士社会性的一面，但将隐士作用与入仕者完全划上了等号，则不是很恰当。

改革开放之后，关于隐士的著作逐渐增多起来。从隐士的分类来进行研究的有：姜亮夫先生的《中国文士阶级的类型》、高敏主编的《中国历代隐士》、张立伟的《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韩兆琦的《中国古代的隐士》以及冷成金的《隐士与解脱》。从隐士及隐逸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贡献等方面论述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有：马华、陈正宏的《隐士的真谛》、张立伟的《隐逸贡献论》、高敏的《我国古代的隐士及其对社会的作用》、张晓军的《隐逸对中国文化的调适作用》、尤西林《隐逸的人文意义》。从隐逸产生的原因、背景等方面论述的主要论文有：王瑶的《论希企隐逸之风》、王毅的《中国士大夫隐逸文化的兴衰》、谢宝富的《两晋南朝隐士成因及其它》、马良怀的《论魏晋士人立足于此岸的超越》、张骏晕的《魏晋隐逸文化与稽康之死》等。聂雄前先生的《中国隐士》、贺宜的《隐士的胡须》、张南的《隐士生涯》、张立伟的《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许建平的《山情逸魂——中国隐士心态史》、王德保的《仕与隐》也是这一时期隐士研究的代表作。其中:前三部主要是记述历代著名隐士的生活掠影，类似于讲故事，可读性比较强；张立伟从正义、生存、自由、冷漠四要素出发，归纳了隐士的产生，及其后来的发展变化。王德保则从官本位文化出发，得出在中国古代社会，仕与隐、进与退是摆在士人面前必须择其一的、无法抗拒的必然选择。他主要从士人“仕”与“隐”两个方面比较结合而写的，认为“仕”与“隐”虽途径不同，但在士人实现“道”的理想上确是殊途同归。此类写法的著作还有木斋等所著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将“隐逸”作为中国文学的主题而研究的著作有陶东风、徐丽萍所写的《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以及王立的《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着重从士人心理和心态的发展来论述的著作有:张仲谋的《兼济与独善》、许建平的《山情逸魂》。

在论文方而，学者们对隐逸问题探讨的比较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周相录的《遁归心灵宁静的港湾——中国古代知识者的隐逸心态》、《史书之隐逸传》、孙邦金的《论<周易>的隐逸思想》、王国胜的《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朱铁军、叶贵霞的《浅谈中国隐逸文化的嬗变》、李红霞的《从小隐、大隐到中隐一一论隐逸观念的递嬗及其文化意蕴》、《唐代士人的社会心态与隐逸的擅变》、《唐代隐逸兴盛成因的社会学阐释》、李善奎的《古代隐逸的文化思考》、陈传席的《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谢宝富的《隐士定义及古称的考察》、胡翼鹏的《古代隐士的称谓分类及其身份特质研究》、章尚正的《山水诗与隐士文化》、王琪的《从典故看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崔伟的《儒道隐逸思想之浅探》、屈小宁、余志海的《儒家隐逸观与自然观自先秦至唐的演变》、许晓晴的《论儒道的隐逸观与隐士形象》、唐俐的《儒家仕隐观及其在中国隐士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关黑拽的《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渗透》、梅斌的《隐士：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一个群体》、霍建波的《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双重标准》、赵立利、王希孟的《古代隐逸心态解析及其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启示》、苏琪的《古代隐士人格对现代艺术精神的启示》、李生龙的《隐士宗教与文学》、赵冬初、李连英的《隐逸文化对中国古代环境美学的贡献》、陈刚的《隐士与中国古代医学关系探微》、徐清泉的《论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发展中的意义》、谢天杰的《论隐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和历史命运》、姜建华的《隐士与自然情节的散点透视》、王国胜的《隐士和隐逸文化初探》、宁稼雨的《中国隐士文化的产生与源流》、刘祥辉的《论中国的“隐”文化》、钟湘鸿的《中国古代的隐士文化》、兰毅的《试论隐逸思想的流变及影响》、陈忻的《论中国古代文人朝隐的三种类型》、朱丁的《盛唐隐逸文化数议》、屈小宁的《唐代儒隐的基本模式》、胡栩鸿的《士人归隐的文化背景》、洛入文的《中国古代隐士的人格价值刍议》、陈爱娟的《浅析中国古代隐士的价值观念和功利取向》、王恩俊的《隐士与明初政治》、李蕊芹的《论北宋文人的隐逸思想》、韦凤娟的《试论魏晋朝隐之风与山水诗的兴起》、王记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素质分析》、孙立群的《魏晋隐士及其品格》、《东晋南朝隐士居住地的地理分布及其成因影响》、陈鹏程的《试论先秦文学中隐士意象的文化底蕴》、刘淑梅的《先秦隐士产生的社会基础》、张德建的《明代隐逸思想的变迁》等。

近年来，隐士在台湾，尤其是年轻学者中引起广泛注意。产生了：刘翔飞的《唐人隐逸风气及其影响》、洪安全的《两汉儒士的仕隐态度和社会风气》、沈刚伯的《仕与隐的人生观》、陈英姬的《中国士人仕与隐研究》、刘纪曜的《仕与隐——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两极》等一批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著作存在按照现代政治关怀来解释历史材料的毛病。在这种解释里隐士往往被描绘成传统专制社会中思想自由和个人***的斗士。著名学者余英时的文集《中国知识阶层史论》虽然不是专门论述隐逸而是论述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但其中有些文章却对我们研究中国隐逸传统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以隐逸为研究主题的著作和论文肯定还有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这些专著、论文涉及到了隐士和隐士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的倾向于为隐士整理传记材料、树碑立传；有的倾向于综合研究隐士社会生活问题；有的倾向于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古代士人出仕、归隐之间的心理矛盾；有的力图从文化角度阐释隐士归隐的心态；有的则侧重于隐士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有的对隐士文化所产生的隐逸文学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总之，时下中国隐士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呈现出繁荣局面。

二、国外隐士研究

说到国外隐士研究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前些年一度非常流行的美国人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比尔·波特，美国当代作家、翻译家、著名汉学家。他曾将中国古代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译成英文，在欧美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1972年起，他一直生活在台湾和香港，经常在中国大陆旅行，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风土文物的书籍和游记。《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寻隐之旅”。他通过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亲身探访终南山等地的中国现代隐士全面展现了中国隐士的精神风貌，表达了对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赞叹和怀恋。但《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毕竟是一本文学书籍，学术参考价值不大。

与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有着悠久隐逸传承的国度，日本学者对中国隐逸的研究不亚于中国人自身。1952年根木诚发表专论《专制社会中的抵抗精神：中国隐逸研究》。此后，有关隐士研究的文章便在日本不断产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富士正晴的《中国隐者：乱民知识》、村上嘉实的《隐逸》、隆雄的《后汉末期的隐逸》、松本雅明的《后汉的逃世思想》、竹内肇的《东晋士大夫处世的侧面》等。日本学者研究隐士的关注焦点是:1、对隐逸相关文献的解读。如《论语》中有类似隐者之流的人对孔子提出批评，这些人物是否真是隐者?他们的言论是否可以视为隐逸思想的先声?2、隐逸思想的起源，他们注意到了《易经》的卦辞、《论语》中出现的隐者，及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中的隐遁观念。3、隐逸在社会史上的意义。如佐藤认为，隐逸并非思想史上的名词，而是一社会史的名词，所谓隐逸，乃是在封建时代中一批丧失市民权的隐约穷困的人。根木诚则指出:大家族制度、专制国家的组织机能及市民性不发达，是中国隐逸发生的社会史的基盘。4、隐逸与政治的关系。日木学者一般多在专制政治的架构下来讨论隐逸的问题，认为隐逸乃是对专制政治的抗议、逃避。日本金泽大学安部聪一郎先生则在日本学者有关处士、隐士的先行研究的基础之上，重新论证的处士、逸民人士的定义及其政治性。

有关隐士的英文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戴伟士开创性的研究《窄道：传统中国社会中隐士的一些考察》、李祁的文章《中国文学中隐士概念的变迁》，约翰?豪威的《令人敬畏的隐士：隐士作为可能研究视角的象征意义》、马尔?哈丁的《十二世纪一位隐士的功能》以及牟复礼关于元代隐逸的重要研究：牟复礼的研究近来被杜维明有关那个时期一位著名隐士的研究所补充。马瑞志关于《六朝时期名教与自然之争》的讨论也包含了许多重要资料，而更近期的则有德国汉学家鲍吾刚教授对中国的隐逸和基督教的隐逸进行的比较研究。

在所有有关中国隐士的国外研究成果中，目前最值得肯定的当推澳大利亚汉学家文青云（Aat Veivoom）博士的《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一书。文青云（Aat Veivoom）博士，出生于荷兰，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先后毕业于新西兰坎特伯雷基督教会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哲学、文学、中国语言和历史等学科学位。曾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堪培拉）亚太学院副院长，亚洲社会和历史中心主任。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副教授。出版有《雪线的那边》（Beyond the Snowline）、《深山幽境》（MourLtain Solitudes）、《岩穴之士》（Men of the cliffs and Caves）、《重新定向：亚洲社会的变化》（Re-Orient：Crrange in Asian Societies）等。《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是关于三世纪前中国隐逸传统的一部覃思竭虑、精心结撰、引人入胜、情辞并茂的著作。作者对所涉及的各语种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源都作了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探究，包括许多至今尚未翻译过来的文献。《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是一部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广泛运用原始的及第二手的资料，结合普遍的视角和分析，为读者提供了迄今为止所有语种已经发表的对隐士问题的最好的沦述。他的研究对于研究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中国的学者，以及更广泛的研究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和制度的学者们来说，部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一书在隐士研究领域取得了三个重要贡献：首先，是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中国知识传统中隐逸哲学和概念的发展的历史，最引入注目的是指出中国隐逸传统是由儒家，而不是道家奠定的；其次，Vervoorn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汉代用人制度及其实践（包括其滥用）与隐逸之问的密切关系；第三，Vetvoom提醒人们注意到汉代统治者对那些拒绝应招的隐士的宽容，不仅不像明代那样把不应招的隐士处死，反而给予鼓励，加上头衔，让他们回到隐居的地方继续隐居。从中可见政治权力在不同朝代的相对强弱，以及儒家之实际影响的大小。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考论严谨，叙述生动，是目前国外关于隐士研究中最重要、最富创见的一部作品。

综上所述，对隐士与隐士文化的研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非但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现实魅力。隐士与隐士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对于考察中国古代士人文化和社会政治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对理解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传统提供了一个广阔而重要的背景；探究隐士和隐士文化对于全面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历史，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隐士和隐士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还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专家、学者去考察研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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