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矛盾中陶渊明的人生选择

理想与现实矛盾中陶渊明的人生选择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是一个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矛盾中的人物，他怀抱着“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并为这伟大人生理想而去奋斗，但黑暗的现实社会，给他的确是无情的打击，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及当时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下，还有就是儒，道，佛三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的交融与并发，最终在他的人生选择上走上了归隐，这表现了他不愿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

关键词：陶渊明 田园诗 大济苍生 洁身避祸 安贫乐道

陶渊明是东晋时著名的大诗人，他素以清淡高远的田园诗风著称于文坛。然而他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却通过咏赞古代神话中的英雄，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人生理想和品格，所以鲁迅先生说陶潜不只有“悠然见南山”的恬淡“静穆”的气质还有“金刚怒目式”的气质。现在让我们来探讨陶渊明在理想和现实中最终走上归隐的人生选择。

一、陶渊明坎坷的人生道路

陶渊明从家世到出仕再到归隐经过了一段坎坷的人生道路。陶渊明(365年——427年)，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出生于破落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但是因出身并非门阀士族，所以在当时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祖父陶茂，夫亲陶逸也做过太守一类的官，不过最终他的家庭没落了。陶渊明8岁时父亲去世，从此家境每况愈下，甚至到了“箪瓢屡空’’的贫困地步。青年时期，他过的是“居无仆妾，井妇弗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的艰难生活。

陶渊明二十九岁时，为了生活初次出仕做了江州祭酒，最后为官彭泽令，走上仕途的陶渊明主要是因为：一、谋生路，据萧统《陶渊明传》说：“亲老家贫，起为祭酒”。他的《饮酒》诗自述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饥饿)围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在他的诗文中反映了因为生活贫困所以出仕为官。二、陶渊明少年时代深受“大济沧生’’思想的支配。他的《饮酒》说：“少年军人事，游好在《六经》”。三、和他的家庭环境教育有关：“他的曾祖父是有儒家务实进取精神”，他外祖父孟嘉，在庾亮“崇修学校，高选儒官”的时侯，也曾被庾亮选为劝学从事，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儒家、道家的品德在他年轻的心灵上引起很大的兴趣，使他在进入社会以前，已经对人生道路有了种种设想。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开头说道，人是万物之灵，有意识和智慧，有伦理和纲常，就应该有自己所坚持的理想和信念。所以在“击壤以自欢”和“大济沧生”都不失为一种理想时，他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了“击壤自欢”的隐居道路，而且事实恰恰相反，“忆我少壮时，无乐白欣豫，猛志逸回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二十首》其五)“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可见，陶渊明少壮时便怀有建功立业的思想，在他入幕恒公，正是其高举勤王义旗之时；他为官刘裕军，又恰逢其讨伐恒公篡晋之日。这种历史的“巧合”，正说明他并不是一个自甘淡泊，不思有所作为的人。“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军虽遥，孰敢不至!”这里表现他不甘心淡泊无闻，希望能功成名就，甚至不远千里去寻找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

然而理想与现实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当陶渊明怀抱“大济苍生”的抱负进入仕途，这时正处在东晋后期军阀当权时，政局混乱，社会动荡，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非常森严。生活的现实一次次的磨灭了他的热情和理想，济世的政治抱负难以施展，而且还要降志耻生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因此，他十分痛苦在理想与现实中苦苦挣扎。在东晋时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在其影响下，陶渊明早年便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对自然爱慕和田园的回归与渴望及“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的企慕隐逸的思想。而处在此时矛盾的他人生选择的行动上也是仕隐无常。然而3 9岁时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变化，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就在这一年，他亲自参加了劳动。但因为劳动不能满足生活自给，他又一度做了彭泽令。然而在官的八十余日里，最终又因“不为五斗米折腰”最终弃官归隐的人生选择。这次的归隐使4 1岁的陶渊明同黑暗的官场彻底决裂了，抛弃功名利禄，归隐田园，从此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他归隐以后的二十多年里，亲自参加劳动，与农民共同生活，平等交往，“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写邻居和自己一起谈史论文的情形，那种真率的交往令人羡慕；“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田园居》其五)与农民们愉快、轻松相处的情形；以及“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你”的天伦之乐。还有就是和一般农民一样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此期间，他虽有出仕的机会，但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的他宁可过着艰苦躬耕的生活也决心不再出仕。“世与我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人生选择，是他对不合理封建社会抗议的表现。归隐田园后的他，虽然物质生活贫乏，精神却怡然自适。他冲出了官场黑暗的“樊笼’’远离了世俗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田园，过上了粗茶淡饭亲自耕作，不为物所累，不为名所役的生活。

二、“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的人性归复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它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虽然套渊明因贫而出仕，但他努力保持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高官厚禄玷污自己，他不是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

经过几度出仕和归隐的反复过程，眼看“大济苍生’’的理想不能实现，它的思想面临一个矛盾是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还是归田躬耕，求得洁身守志呢?面对这一重矛盾，陶渊明最终走上了躬耕，誓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人生选择，这表现出他“金刚怒目式”的气质，安贫乐道的为人准则。

“人生贵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表现了陶渊明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心，陶渊明认为衣食是人生之道德开端，不劳动什么都谈不到，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都很真切，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

如果说对自然的爱慕是陶渊明归隐德本质所在。那么，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大济苍生之志难酬则是他最终选择这一道路的外部原因。在他的一些诗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他对现实的深刻不满：“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叁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饮酒》)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最引为沉痛的事，莫过于社会上是非不分，善恶不分，而他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仕途生活是他走过的一段迷路，在社会政局的风云变幻中，他看到了许多黑暗卑鄙的阴谋内幕，见过许多残酷的不义战争，他的家乡，他的职务都和这些现实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想要闭着眼睛不看也不可能。“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盖觉，及辞禄而归耕”(《归去来兮辞序》)，正是用隐微含蓄的话反映了他这些年在官途中的目击，所痛恨，唯恐避之不逮的黑暗现实，于是他带着这种对现实的不满做了他人生的归复回到了田园。“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他深深向往的还是飞鸟游鱼般自由自在，而外出做官，实出于为生计所迫的无奈，几经周折最终抱定退隐。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更深刻的哲学思考。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地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热爱自然，而不愿受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渊明归田后，将自己与田园生活完全融合为一体，它不是田园生活的观赏者和欣赏者，而是其中的一员，“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违。”(《归园阳居》第三首)这是一个从仕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实情实景生动逼真，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理想人生的追求。描写了一个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劳动者形象。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这里，我们可以体味出诗人那纯净的心地和平静的心境，与简朴恬静的田园风光交融为一体了，他此刻已经远离了世俗尘嚣，创造出一个宁静平和的精神境界及一种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

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情绪平和，没有激烈的情绪变化，没有巨大的感情起伏，远离了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或怀才不遇的无限悲慨，而于田园生活之中自得其乐。

陶渊明与俗世隔绝，仕途可以说是几经坎坷，为求仕东奔西跑，奔波了一生终于了悟。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选择的两大支柱，它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

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当诗人尚未离开官场时，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可以看出作者心情的失落，人生的失意及对理想的追求。当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后，却感到人性的解放，获得了归属。

三、固穷守志的不屈品质

在归田之初，陶渊明感到重返自然的欣慰但是现实生活毕竟是无情的在他弃官归田后，生活越来越穷苦了。在他归田后的第三年，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的住宅被火烧光了。他的房子被烧以后，一家寄居在船上，直到初秋还没有定居。”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示庞主薄邓治中》)反映出了诗人万晚年生活的困窘、饥寒难奈的境遇。但他以固穷的气节坚守，促使他始终保持着高洁的人格，即使在贫病潦倒时也不肯应诏出仕，宁愿饿死也不肯吃嗟来之食。他觉得此时的心思，与千年前的古人长沮，桀弱是完全相通的，并又真诚地希望能长久的这样下去，时值隆冬严寒，生活清苦，田园生气全无，即使如此，诗人还是以书中记载的历史遗烈自我砥砺，坚持不为荣华富贵所动，面对贫穷，时时以古代贤人的言行自砺：“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处世美德形成了他不慕荣利，志怀得失的人生态度，丝毫没有为躬耕田亩而后悔叹息。虽然陶渊明抱贫归隐，但在自然灾害，疾病相缠，饥寒交迫的困境下，他的内心在出仕与归隐的问题上发生过思想斗争，但他坚信“衣食终须纪，力耕不吾欺”，在黑暗污浊的社会里，他依靠自己的劳动，躬耕自食，艰苦白励，坚决不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当初的陶渊明因为贫困而出仕，当而今却又“甘贫贱以辞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守节，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固贫守节，保持人格的贞操，这也是诗人所以能不断抵御世俗利禄诱惑的精神支柱之一。在晚年生活越来越贫困的情况下，他也决不肯为了钱财而改变固穷守节的志趣。“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怒如亚九饭，当署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自足吝，徒没空白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在贫穷的生活中仍坚持为人的节操，不像世俗小人那样去拼命钻营，谋求荣华富贵，但又不能亲生，把宝贵的生命当作赌气地儿戏。像蒙袂者那样白白饿死，君子身处患难却能在安贫乐道中获得精神自由，小人心为物所役最终在随波逐流中丧失天性，在两者的对比中，他决定表示，自己不怕饥饿，坚持夙愿，也要珍惜生命，在这种看来是矛盾的态度中，去寻找最大的生存价值，这正是陶渊明固贫守节的志气表现。

四、“静穆”与“金刚怒目”相映补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没在昔心，良晨讵可待。”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在陶渊明的血管里，仍然还流淌着晋代开国名臣匡扶天下的热血，而时不我待的悲壮，欲有为不能得幽愤，使我们看到了他性格中刚强激烈的另一面。“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如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止，四座列群英……其人虽已殁，千载有馀情。”看似平淡的语言却包含满腔激愤，荆轲刺秦王的英勇事迹，也是诗人愤恨强暴者的反抗精神的写照，具有豪放的风格，令人看到了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宋人朱熹曾说：“陶渊明，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

其实质也反映了他思想的矛盾，怀抱“大济苍生’’的远大理想，继续对黑暗现实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呢!还是对黑暗的现实不闻不问，“淡然忘世”，无形中放弃自己的理想呢?陶渊明一直在追求内心的平静，不断用诗进行自我说服。出世与入世似乎是中国知识分子永恒的矛盾，不管哪一端胜，另一端不会销匿，不时的让心生波澜，陶渊明退隐却感叹时光流失。他依然对现实没有忘怀：“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虽然屡遭仕途生活的教训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心死，这种被现实环境和人生忧患压抑下去的“猛志逸四海’’的运大抱负，总不免在按捺不住的时候流露出来。“古人惜才阴，念此使人惧。”他对自己壮志未酬是很不甘心的。但他又不愿放弃归隐的生活再度出仕，与黑暗社会为伍，又不能完全忘怀世事，放弃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同时随着对生活艰难困苦的体验和后半生的躬耕过程的越来越深入，在他的头脑中浮现一个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的幻想社会中，既对黑暗现实制度提出抗议，又体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理想社会模式，是对现实社会制度的否定和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制情。

《桃花源诗》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个理想社会：政治上没有压迫，即王安石所阐明的“虽无父子无君臣”经济上没有剥削、即所谓“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人人劳动，男女老少，相互平等，过着幸福的生活，“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童儒纵行歌，斑白欢游谐”，作者写桃花源社会的产生是由于“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问隔。’’从这一点来看，这个故事本身是有现实“动乱’’的历史影子的。当时广大人民辗转在兵实战祸的威胁下，“自恒公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时，逃之去就，不避幽深，白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可见，作者并非完全“淡然兴世”，而是隐约的以《桃花源诗》中的理想社会曲折地揭露了社会现实的污浊与黑暗，暗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在“大济苍生’’的理想无法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时，他将这种理想构建在桃花源的幻想世界中，试图逃避现实，从乌托邦的幻想中，把消灭剥削压迫的理想寄托在“怡然有条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诗》的社会基础上，只能在小私有者狭隘的视野里设想出一种知足保和的“幸福生活”。他的这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在这种理想社会中，人人白躬自食，真诚相处，无竟逐无欺诈，甚至无君臣。在他“自然”哲学的支配下构造出了“静穆’’的美好境界，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白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纯朴真实，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得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和平，旷洁悠远的外象，但是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如鲁迅所说：“陶诗固然有‘悠然见南山’的飘逸，却也有‘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事一个人，尚有取舍，更离真实。”陶潜忘忧，看似完全寄情于将芜的田园，草盛的豆圃，“悠然的南山”，却被鲁迅一语道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能够真正忘却的人，往往正是那些看得更清楚不过的人。因此，“静穆”与“金刚怒目”相映补，阴柔与阳刚相媲美，正是陶渊明风格所在。

五、儒、道、佛三种思想在陶渊明身上的融合。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老庄无为思想和儒家伦理糅合的玄学的时代。这种玄学，一面儒家君臣等级的伦理关系合于道家的“自然”，以保持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一面又用老庄的消极无为的哲学来掩盖当时严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以麻痹人民。

因此，陶渊明从传统的儒、道两家思想及家庭环境影响中，培养了“猛志逸回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的出仕，是对儒家“大济苍生’’进德修业，勇于进取思想的影响，而他在仕途上屡遭挫折，辞官归隐，走上归田躬耕的道路，则是受儒家“独善其身”思想的支配。儒家说：“道不存，寄浮桴于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的归依自然是人的社会现实需要受到挫折以后知识分子对生活方式与价值理想的选择。从他放弃实现“大济苍生”的思想来说，是有一定的积极性。但从他安贫守节的清高志向以及决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上说，仍有明显的进步性。

同时，陶渊明还吸收了老庄思想的某些消极因素，如在“大济苍生”的抱负无法实现、政治昏暗，社会动荡极端不合理的现实中，他欲以“委运乘化”的态度来消除自己的矛盾思想，超脱现实，忘怀人生“公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但是道家的朴素唯物论也对陶渊明有过积极的影响，他强调精神依附于形体。以为万物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而生灭变化，他藐视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实迷途其未元，觉今是而昨非”，“鸟倦飞而知还”诗人避开了大官贵人的车马的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中领悟人生的“真意”，这些思想无不打上道家的烙印，使他在归隐后仍能固贫守节，也正因此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另外，佛家思想也影响了陶渊明，佛家思想认为世间一切皆如梦幻，镜花水月，原为幻境本非实有，那么一念心寂万境皆许虚，一切世界种种相既虚幻不实，则不如意事事烦恼也自行消解：“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这样，陶渊明就摆脱了人间世俗的种种绊烦扰，在精神上真正达到了委运任化，与自然泯一的境界。

面对归隐后人生的苦难生活，他除了以老庄无为的玄学为人生观，佛家的“忘世”思想去对待，更重要的是靠儒家的思想力量，把对世界的不公平不合理不满，他没有化为牢骚，而化为对人生充满一种仁民爱物的胸怀。在他的《桃花源记》中淳朴和睦安居乐业的社会是他这样胸怀的流露。“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面对贫穷他以儒家安贫乐道精神处之，即使生活贫困不改其乐的高尚情怀和宁静的心境。

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陶渊明从传统的儒道两家思想及家庭环境影响下，接受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形成了陶渊明思想的矛盾，它的出仕是受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支配，而归隐不仅是儒家“到不存，寄浮桴于海”，“穷则独善其身”的归依自然，也与道家返朴归真，道法人生自然哲学相一致，而东晋里黑暗的社会现实最终致使陶渊明在经历了仕与隐的反复斗争后，作出了他的人生选择走上了归隐的道路。这也反映了陶渊明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所谓最高人生理想，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对某种最高人生理想的追求，实际上是对某种精神境界的追求，陶渊明追求的不是即现实而超现实的精神世界，而是超现实而即现实的精神境界，是在现实、凡世的社会生活中实现超阶级现实的人生理想。

参考文献：

1 资料来自：杜景华.陶渊明传[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②[2]本文中的陶诗均引自：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③李泽厚.美的历程[M].美学三书[C].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④罗小东.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精神[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118.118.123—124.

⑤房玄龄.晋书［Ｍ］.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⑥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Ｍ］.北京:中华书局,2005

⑦杨 义，邵宁宁.陶渊明选注译评［Ｍ］.长沙:岳麓书社, 2005

⑧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

⑨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8af8836de2bd960590c677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