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资料素材

邓稼先人物生平

名门之后

邓稼先（1924--1986），中科院院士、核物理学家。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安徽邓氏家族杰出代表：邓石如、邓艺孙、邓季宣、邓以蛰、邓稼先等）,清政府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书法家与篆刻家邓石如的第六世孙，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

职务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第12届中共中央委员。1986年因长期受辐射伤害，身患癌症逝世。

奖项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邓稼先研究了原子弹，氢弹的理论方案，并亲自参与了核武器的实验。 在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　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把中国变为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学生时代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报国之志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决难题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创造奇迹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人物评价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参加邓稼先的追悼会，他说：“邓稼先同志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典范，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骄傲。”稼先逝世，我极悲痛！——邓稼先的岳父、全国政协副主席、90高龄的许德珩老人也在他送的大幅挽幛上悼念邓稼先；在地球的另一面，远隔万里重洋的昔日好友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也给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发来了唁电。

　邓稼先与杨振宁半个世纪的友情

　杨振宁与邓稼先从小就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两家的祖籍都是安徽，在清华园两家人又住隔壁。邓父邓以蛰和杨父杨武之是多年深交的老友。杨振宁与邓稼先两人的友情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从美国归来的杨振宁要见邓稼先

1971年夏天,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自从1945年公费留学美国,杨振宁离开祖国已26年。

刚下飞机,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礼貌地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

当时的政治运动搞得黑白颠倒,人心惶惶。即使像邓稼先这样执行秘密和重大使命的科学家,也没能幸免。曾经作为保护对象的研制核武器的功臣——邓稼先和尖端机密研究院的一些高级专家和科研人员,包括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的几位,被集中到西北某地办“学习班”。这个时候,杨振宁要见邓稼先,有几人知道他在哪里呢?

周总理亲自出面:“找!”通过多个途径,终于找到了正在“学习”的邓稼先,并向他下达指令:迅速回北京见客!这个指令,无疑是救邓稼先于千钧一发之时。杨振宁没有想到,此时他的出现,无形中保护了邓稼先,也就等于帮助了祖国的“两弹”事业!

　邓稼先和杨振宁终于相见了。这是邓稼先自1950年在美国与杨振宁分别后,他们第一次相见。

　友谊从儿时开始

　1924年6月,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白麟坂村,父亲邓以蛰曾留学日本、美国,归国后先后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聘为哲学系教授。杨振宁祖籍安徽肥西县,其父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也在清华大学任教。邓以蛰和杨武之是同乡、同事,又有着相同的经历,因此交情甚笃。父辈间的友谊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

　1925年,邓以蛰将妻子儿女接到北京定居,邓稼先后来就读于崇德中学。杨振宁大他两岁,也在崇德中学读书,他们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杨振宁常以大哥哥的身份关照邓稼先。受杨振宁的影响,邓稼先在数学、物理等课程中的才华逐渐显露出来,尤其对数学着了迷。课余时间,两人总是形影不离,一个是公认的“机灵鬼”,一个则以待人忠厚而赢得了“邓老憨”的绰号。两个人不仅爱在一起看书、讨论问题,也是球场上的好搭档。除了共同爱好花样滑冰外,邓稼先还喜欢放风筝、抖空竹,而杨振宁酷爱艺术,尤其酷爱音乐。这两位情投意合的校友,自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理想。

　1940年初夏,因日本人占领了北京,邓稼先便与大姐一起,从天津绕道上海、香港,到达昆明。之后,大姐将邓稼先送到了四川江津投奔四叔。第二年7月,邓稼先考入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杨振宁此时已是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又可以经常见面、切磋学业、交流心得、畅谈知心话了。

　那时,“跑警报”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主要生活内容。杨振宁总是拉上邓稼先结伴躲进防空洞或是田埂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初秋,22岁的邓稼先大学毕业后被北京大学物理系聘为助教。

　1947年,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成行之前,他征求在美就读的杨振宁的意见,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回信,建议他到普渡大学去,因为普渡大学收费低廉而理工科水平很高,离芝加哥很近。杨振宁帮助邓稼先申请到了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1948年10月,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邓稼先顺利地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读物理系。

　邓稼先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核物理呢?1990年,杨振宁曾告诉邓稼先夫人许鹿希:1948年那个时候,核物理已是比较大的一支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核物理的人非常多,很热门。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物理系,他的导师荷兰人德尔·哈尔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所以邓稼先很自然地做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只有26岁,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同年8月29日,邓稼先与100多名学者一起,历尽艰辛,启程奔向新中国的怀抱。从那以后,邓稼先和杨振宁便天各一方。虽然阔别22年,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情,却一直珍藏在各自的心里,他们盼着能早日相见。

　病重时,杨振宁两次探望

　1979年一次核试验时,飞机投掷的核弹没有爆炸,没有蘑菇云。为了找到真正原因,必须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区域,很快找到了核弹头。他用手捧起,看了一下,走了出来。最后查明那次失败是降落伞没有打开的问题。

　就是那一次,强烈的射线严重地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5年7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

　邓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后,杨振宁曾在1986年5月、6月两次去医院探望。邓稼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连病痛都忘了。两人有说有笑,谈了许多话,后来又在病房的走廊上合影。那张照片上,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血迹。他那时已病入膏肓,口、鼻不断出血。但是,他的笑容却是那样真诚、幸福。回到美国后,杨振宁想办法搞到当时尚未上市的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得到噩耗,杨振宁即刻从国外发来唁电:“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到北京为邓稼先扫墓。扫墓仪式结束后,许鹿希捧着一个蓝色盒子,双手交给杨振宁。盒面上的文字是“振宁,致礼存念”,落款是“稼先嘱咐,鹿希赠”。杨振宁的目光在“稼先嘱咐”4个字上停留了许久。他看着许鹿希将盒盖打开,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家乡——安徽出产的石制笔筒、笔架、墨盒、笔盂、镇尺和长方石印。这是邓稼先最后的嘱托,留送杨振宁这套坚固而又光洁如墨玉的家乡文房四宝,表示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忠诚纯洁的友谊永世长存。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杨振宁的贡献

徐胜蓝、孟东明

　杨振宁教授在中国几乎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1966年至今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授,1986年起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他与李政道教授在1957年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1980年又获Rumford奖,继而于1986年获自由奖和国家科学技术奖章,1993年获美利坚哲学学会颁发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1994年秋又获费城富兰克林学院颁发的鲍威尔科学成就奖。

　创立于1743年的美利坚哲学学会,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国际学术组织,其目前的700名成员中,仅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有100名。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代表该学会的最高荣誉。这个学会的执行官说,授予杨振宁本杰明·富兰克林奖章,是因为“杨振宁教授是自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出类拔萃的设计师”,他和李政道的合作及与密耳斯的合作取得的成就是“物理学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对物理学影响深远和奠基性的贡献”。

　美国费城的富兰克林学院是美国最具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这个学院颁给杨振宁的鲍威尔科学成就奖,是美国奖金额最高的科学奖(25万美元)。杨振宁教授是获此项殊荣的第一位物理学家。该学院的正式文告说,给杨振宁颁发此项奖金,是为了奖励他在规范场(即杨振宁于1954年与密耳斯合作创立的“杨—密耳斯规范场理论”)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杰出贡献。文告称赞杨振宁的研究工作“对20世纪下半叶基础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给人类对宇宙基本作用力和自然规律提供了理解”,“‘杨—密耳斯规范场理论’已经排列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行列,并必将对未来几代有类似的影响”。

　为表彰杨振宁教授在理论物理研究中的杰出贡献,中国有关方面向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提出申请,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于1975年11月26日发现的、国际正式编号为3421号的小行星命名为“杨振宁星”,已获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批准。这是一项崇高的荣誉,“杨振宁星”将在浩瀚的宇宙中永远闪烁。

　令我们崇敬不已的是,这位科学大师,时刻关注并鼎力支持着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他的功绩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嘉奖,1996年1月,杨振宁被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首次授予国家级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同时得该项奖的还有英国的已故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美国数学家陈省身、物理学家李政道,德国的知识产权专家豪伊塞尔和日本的水稻专家原正市等六人。此项奖旨在奖励为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

　(选自《杨振宁传·五版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袁岚峰：杨振宁、姚期智恢复中国国籍，不亦宜乎

最近，中国科学院正式公布杨振宁、姚期智两位外籍院士已放弃美国籍，加入中国籍，分别成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和信息技术科学部的院士。看到这则消息，大多数读者都是欢欣鼓舞，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酸溜溜的杂音，如说“外面拿不到资源回国来混了”、“当年祖国困难时你不回来，现在要你何用”等等。

在我看来，批驳这些谬论是很容易的，只需要列出两位先生对中国的贡献就可以。如提高中国人在科学方面的自信心、促进中国科学界的对外交流、帮助中国培养和引进科学人才、传播科学思想和治学经验，每一条都堪称丰碑。关于两位先生的科学贡献和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我也可以向不清楚的读者解释一下，如杨振宁是在世的物理学家中最伟大的之一。不过这些内容早已有许多科学界的同仁阐述过很多次了，在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如何从更宽广的视角、更大的历史跨度看待两位先生恢复中国国籍。

是的，是“恢复”中国国籍。杨振宁1922年生于合肥，1945年赴美国留学，1957年与李政道因发现宇称不守恒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请注意，当时二人拿的都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因此诺贝尔奖主页明确地把二人列为中国的获奖者。有人以为两人当时是美籍华人，这是误解。有人以为杨振宁2015年放弃美国籍是为了抢在屠呦呦之前成为中国第一位诺奖获得者，这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想法可称无知与鄙陋至极。在统计各国的诺贝尔奖得主时，杨振宁、李政道一直属于中国。对于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学子而言，这个事实发挥了巨大的激励作用。它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完全可以搞好科学的！杨振宁1964年加入美国籍，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个痛苦的决定。现在他放弃美国籍，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自然是“恢复”。

姚期智1946年生于上海，1967年获得台湾大学物理学士学位，想必拿的也是“中华民国”护照。他1998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可见已经是美国公民。2000年获得图灵奖，2004年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职回国工作。现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自然也是“恢复”。

值得注意的是，杨振宁、姚期智提到“回国”、“祖国”时，指的都是中国。在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在他们心中一直是第一位的。《我的中国心》描述的正是他们这样的人：“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杨振宁1971年回国访问，在飞机上进入中国国境时热泪盈眶，在上海收到邓稼先的信告知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没有外国参与时泪下如雨，都是真情流露。他们感谢美国提供的科研与生活条件，愿意为美国服务，但绝不会为美国损害中国的利益。他们自觉地不涉足军事方面的研究，就是这种考虑。由于科学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为美国服务往往同时也就是为中国服务，这是科学界的可贵之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公可以是义薄云天的代表，以外国身份为中国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何尝不可以是爱国英雄呢？

如何看待杨振宁当年加入美国籍？

首先，这是一件憾事。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如果当年克服困难，坚持保留中国籍，从长远来看应该会更好。当然，对于邓稼先、钱学森、郭永怀的爱国心，我抱有更崇高的敬意。

其次，这件憾事情有可原。作为外国人漂泊在一个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权运动还未开展的国家，在旅行、生活等方面有诸多不便，这些是当时实实在在的压力。我们现在批评前人是很容易的，但这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苛责，君子不为。说得通俗点，邓稼先都没有以此批评老朋友杨振宁，我们有什么资格瞎掺合？

再次，这件憾事造成的损害并不大。杨振宁做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这是真正的国际主义事业，为全人类推进知识的边界。研究成果是公开的，中国从中得到的益处与他的国籍无关。

再次，造成这件憾事，首先应该谴责的是美国。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总统下令，在美国得到理工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不许回中国，所以这个责任首先是美国的。顺便开个玩笑，美国当时就知道文科公知的无用……

最后，我们也应该反思自己。从1957年到1962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曾三次到日内瓦与杨振宁见面。1957年，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张文裕赴斯德哥尔摩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转达了周总理希望他们回国工作的邀请。杨振宁、李政道听了很感动，表示很感谢国内的关心，现在还年轻，争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到一定的时候再回去。然而到1958年，张文裕在日内瓦的高能物理会议上再次见到二人时，发现反右运动给二人造成很大的思想震动，对回国明显不像一年前那样热情了。此后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到文革时更是登峰造极，绝大多数科学家被迫脱离了科研，还有许多被批斗以至迫害致死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杨振宁回来，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这场横跨半个世纪的活剧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要自强。对于个人和对于国家，都是如此。不自强，原本属于你的会离你而去。自强不息，已经离开你的也会归来。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杨武之曾给杨振宁题辞：“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从小的好朋友，杨振宁在纪念邓稼先的文章中提到：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杨振宁说过，“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现在遗憾可以得到弥补，对父亲、对友人、对国家都可以更加坦然地面对，这是多么可喜可贺的事！

许多科学家当年加入外国籍，是历史条件造成的纠结。现在中国国势蒸蒸日上，尊师重道之风大盛，物质条件在许多方面也不逊于美国。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切事情都可以按照正常的路数去做，不再需要纠结。杨振宁、姚期智恢复自己的本来身份，不亦宜乎？正如姚期智所说：“能做回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我觉得万分的欣慰与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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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8abb29860aa1284ac850ad02de80d4d8d15a01f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