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茶余饭后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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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茶余饭后话北京

（下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茶余饭后话北京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京东便门和永定门，两幅画取材于老照片。绘画：刘鹏

百年清毛世纪辉煌——纪念清河毛纺织厂建厂100周年作者李忠义 座落在千年古镇清河的北京清河毛纺织厂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前身是溥利呢革公司。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面对全国革命党人领导的推翻帝制的武装起义，出于装备新军的需要，陆军部在以“军队用品应以国内自制供应，不失利权”的名义下，奏准官商合办的溥利呢革公司，并任命候补道员谭学裴为首任总办。但陆军部无力提供全部投资，在当时一些地主、官僚受外国资本主义刺激而主张“兴办实业，堵塞漏洞”的情况下，清政府采用引诱和利用私人资本的办法，集陆军、海军、农工商三部官股和商股联合创办。1908

年溥利呢革公司在北京清河镇动工兴建，建厂投资白银60万两，其中官股35万两，商股25万两。后因资金不足，又向日本大仓洋行借银30万两。占地160余亩，建房280余间。生产设备由英国进口，计有梳毛机8台，走锭纺纱机12台、4800锭，织机58台及配套发动机、染整设备等。职工300余人。

1909 年4 月18

日开工生产，月产粗纺呢绒数千码，产品均系供应军队所需的粗军呢和军毯。溥利呢革公司的建立不仅是北京近代纺织工业的开端，也是当时全国毛纺工业中最大的工厂。溥利呢革公司成立后，名义上“一切事权，悉照商律办理，公家概不干预”，实际上是“一切唯总办之言是从”，工厂受官僚控制，商股出于无权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年代，该公司历经官僚买办的残喘经营、帝国主义列强洋货的冲击排挤、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和国民党腐败政权的接管，几经破产，惨淡经营。1913年，因资金周转出现危机工厂倒闭。1915年，北洋军阀政府收归官办，改称清河陆军呢革厂，后改为清河陆军织呢厂。1927年，被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接收，改名陆军第一制呢厂。1937年，日本侵略军强占制呢厂，由满蒙毛织株式会社代为经营管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工厂被国民党政权收复，更名华北被服总厂平津第一分厂。1948年12月28日，工厂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定名清河制呢厂。说起清河镇，历史悠久，金称清河馆，元称清河社，明称清河店，清始称清河镇。清河镇附近早在汉代已有城郭，位于清河镇朱房村西南，城名不详，原城呈方形，周长2公里，南邻清河，为秦汉时期防范匈奴的军事要塞工程，是现存距北京城区最近的汉代古城遗址，现在仍保存有城址西南角一段150多米黄土夯筑的土城墙遗迹。20世纪50年代曾对城址进行过5次局部发掘清理，出土汉代铁剑、铁锄、铁刀、铜镜、瓦当等。清河汉代古城遗址的西侧紧邻地铁13号线，城西1公里处为上地村汉墓群。清河镇东南有修建于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的广济桥，也叫清河大桥，是明代都城通往西北边关和明十三陵的必经之桥。清河大桥为三孔拱券石桥，全长

48.04米，宽12.46米。中孔的尺度大于两边的次孔。中孔拱券正中雕有兽头，桥体和泊岸全部用块石包砌，内部结构完全用条石和城砖混砌而成，并浇灌白灰浆。拱券是用纵联式结构。内券石之间用铁银锭榫连接，结构严谨坚固。桥上保存有明代的石栏板、望柱及抱鼓石，纹饰雕刻古朴简洁，是北京现存明代石拱桥中建造年代较早、保存较好的一座。1937年6月，日军用大炮轰击石桥，除个别地方受到轻微损坏，一切完好。1982年因石桥严重阻水，不能满足排洪要求，将石桥按原状迁建到清河镇东南的小月河上保存。1984年公布为北京市文保单位。清河镇还有始建于乾隆年间的清真寺，建于光绪中叶的李莲英宅院等名胜古迹。明清之际，清河镇是风景秀丽的一坐古镇。[明]大学士、吏部尚书、诗人李东阳有《清河即事》诗：路出沙堤向草堂，北归曾此驻行装。风前热火烟生面，夜半开门雨到床。今日闾闫真富庶，旧时童仆尚苍黄。人生剩有悲欢地，何必他乡与故乡。乾隆六年有弘历《清河道中》诗：始发清河道，将为塞上行。看山青觉近，问路景如迎。风爽催征辔，云光猎彩旗。所思明旧制，岂为驰游情？乾隆十二年弘历《过清河桥》诗：长虹饮明波，游龙连万骑。景物纷萧飒，孤蒲霭苍翠。扁舟底用呼，轻裾已可试。发轫塞北行，入画江南意。鱼跃破渚烟，鹭飞点芦穗。俯仰对空澄，即目惬幽思。回忆前度期，忽作经年事。弘历还有一首《过清河》诗：潦尽烟凝秋意多，垂鞭轻骑过清河。仲秋射猎诚云快，未若沿途看好禾。从乾隆咏清河“景物纷萧飒，孤蒲霭苍翠。鱼跃破渚烟，鹭飞点芦穗”等诗句，可以看出当年清河的风景很美。1880年陕甘总督左宗堂在兰州开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给谭学裴等在京师择地开办溥利呢革公司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兰州机器织呢局是中国开办的第一家毛纺织工业企业。左宗堂1878年在写给买办胡光墉的信中说：“兰州制造委员赖长自造了1台水轮纺毛机，以己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呈验，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功力，伊拟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希即留意访购（赖镇所呈之图并附览）。盖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也易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左文襄全集，书牍，第19卷）。1877年，李鸿章开办的开平矿务局投产。十余年后，开采量增加，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愚斋存稿》初刊，第一卷）。1896年，北京门头沟出现中美、中德矿商合办煤矿。1898年，门头沟通兴、天利等煤矿、煤窑出现蒸汽动力机器。这使谭学裴等看到“煤也易得”资源前景。随着唐津、京汉、京张铁路的修建，特别是1905年由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修建的京张铁路设有清河站，谭学裴等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了千年古镇清河。清毛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1912

年9月8日，孙中山亲临溥利呢革公司视察参观。北京清河毛纺厂档案室至今还保留着孙中山参观溥利呢革公司的历史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的背景是建于1908年的溥利呢革公司办公楼。这座办公楼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四周有回廊，门窗设计具有欧式风格。至今这座办公楼保存基本完好。据1912年出版的《民立报》、《天铎报》、《申报》等史料记载：“9月6日早晨九点，孙中山乘袁世凯预备的专列火车从前门站开，赴张家口视察京张铁路。11时到南口，旋在该处午餐。下午1时往游明十三陵。晚间，京张路同人开欢迎会，夜宿车上”。“9月7日上午四时换坐花车至康庄，十点半抵张家口。合城悬旗结彩，热闹异常，受到各界热烈欢迎。一时半起程回南口，途经宣化，下车少停以答谢各界。下午四时抵八达岭，停车观玩长城形势及山景。下山时已七时。是夜仍宿南口车上”。“9月8日上午十时，由南口开车，十二时至清河织呢厂，总办谭次度登车欢迎。其时大雨淋漓，车旁伫立各界人等衣为之湿。谭总办备有车轿10余乘，马十余骑。孙先生及从者冒雨行道，经陆军第一预备学堂，校舍宏畅，校长某亦欢迎于道左。移时至织呢厂，招待员排立门之左右，国旗飘扬于厂之四围，红灯满室，孙先生与总办同至织呢厂参观。孙先生阅时，工人较平日纺织为更力，若借此以欢迎孙先生，孙阅毕随至会合厅午餐，三时登车回京”。1912年9月6日至8日，孙中山视察京张铁路及清河织呢厂是他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兴致勃勃周游各省，进行有关民生主义的宣传活动的一个缩影。孙中山的这些活动，反映了他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利国富民而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充分表现一个革命者不谋私利，不图名位的高贵品质。北京清河制呢厂不仅以悠久历史著称，在北京工运史上也有可歌可泣篇章。从1910年到1948年，先后发生了多次工人自发组织的罢工斗争。1910年，工厂开办的第二年，就发生了第一次罢工。罢工是由梳纺工人高泰领头的。当时工人们每天的工资只有2角钱。大家都感到不合理，高泰便代表大伙出来说话。罢工开始后，大伙走出车间汇集到厂西面大山上开会。这时巡捕长贾义山闻讯赶来，冲着大伙嚷：“谁是高泰？把高泰给我带走！”大伙哪能答应，一些敢说话的应道：“不许带走高泰，要带我们都去！”“对！”“我们都去！”大伙都大声喊起来。吓的贾义山不敢动手。待一会儿，谭总办慌慌张张赶来。他面色如土故意假惺惺的跺着脚叫道：“我的徒弟们哪！你们这是干麽啊！有话好说，快跟我回去！他的笼络并没有发生作用，工人们坚持提出的要求，谭总办没有办法，不得不答应下来。后来，工资每天增加了四个铜子，并修了一个开水炉子。第一次罢工得到了胜利。

1959年出版的《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绘有公司开办第二年工人第一次罢工的彩色插图。1913年又发生了梳纺和机织车间天津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1922年爆发了工人李春亭领头的，一次全厂性要求增加工资和取消搜腰的罢工。1933年又爆发了宋奇、焦德风领头的要求实行三八制，增加工资的全厂性罢工。1946年11月，还爆发了机织车间工人要求补发工资的斗争。一百年来，清毛积淀了深厚的工业历史文化。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毛主席和彭真市长亲切接见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清河制呢厂工人刘世梅。1958年刘少奇、朱德先后视察清河制呢厂。196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视察清河制呢厂。2001年1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北京清河毛纺织厂。伟人和中央三代领导人的亲切关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清毛人在祖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征途上，为发展北京乃至中国的毛纺织工业，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的业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2年，清河制呢厂经过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企业面貌有了巨大变化，生产出了精纺呢绒和精纺粗绒线。1955

年，建成了绒线车间，主要生产275 、280 纯毛粗绒线及丝毛混纺粗绒线。1955

年6 月，北京清河制呢厂长毛绒车间建成投产。投产第二年，长毛绒产量达13

万米，其中出口5.4 万米。1957

年，清河制呢厂成立了山羊绒研究小组。小组成员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讲究科学、实干苦干” 的口号鼓舞下，连续苦干53

昼夜，设计组装了一台三锡林式羊绒分梳机。经过反复调试，终于使分梳绒的各项质量指标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含粗绒率达0.5％，突破了山羊绒的分梳技术关。1958

年秋季广交会上，清毛研制生产的山羊绒首次以分梳绒形式向英国出口，成交3000 磅进入伦敦市场。1962

年长毛绒、毛毯车间从清河制呢厂分立出来，当时定名为北京绒毯厂，专业生产原清河制呢厂的传统产品粗纺呢绒、长毛绒和毛毯三大类产品。1987

年更名为北京制呢厂。1962

年老的清河制呢厂分厂后，清河毛纺织厂坚持进行技术改造，不断改变老厂技术装备陈旧落后的面貌。通过多次技术改造，该厂形成了纯毛花呢、毛涤花呢、羊绒花呢、牙签呢、贡呢、女士呢、缎背华达呢、啥味呢、驼丝锦、凡尔丁等溥利牌精纺呢绒系列产品。清河毛纺织厂生产的精纺呢绒，以女服面料为主，有部优产品12

个、市优产品18 个，羊绒花呢、中厚毛涤花呢分别获国家金质奖、银质奖。1994

年溥利牌精纺呢绒成为北京市名牌产品。清毛不仅以其悠久的历史，精良的产品驰名中外。在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精神的鞭策下，在生产实践中涌现出像刘世梅、韩茶仙等自强不息国著名的劳动模范。韩茶仙不仅是增产的能手，同时也是优质的标兵。长毛绒是双层织物，产品质量的要求非常严格。一个挡车工每天要和几万根经纬纱打交道，缺一根经，断一根纬如不及时处理，就要出现疵点。在织工艺难度很大的“玄狐”绒时，为了防止出疵点，她趴在织机的胸梁上仔细观察上层布面，然后再跪在机器的踏板上，仰起头检查底层布面，每个班要跪下、起来400多次。一天下来，只觉得头晕眼花，两腿酸痛，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可她不怕苦，不喊累，日复一日，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始终坚持这样做。为了不让一个疵点遗漏，她坚持在布面上每织10厘米就用粉笔划一道标记，一寸寸，一段段的严把质量关。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创造了连续18年优质高产的优异成绩，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贡献。18年中，她曾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青年突击手、全国三八红旗手，1959年她光荣的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先后六次幸福的见到毛主席。1973年-1981年韩茶仙先后担任北京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998年，该厂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有职工2302人，拥有纱锭15948枚，织机128台。固定资产原值16525万元，净值10089.5万元。精纺呢绒年生产能力465万米，50%以上产品销往美国、加拿大、日本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清河毛纺织厂、北毛集团公司、北京制呢厂生产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整体转让给北京华润新镇置业有限公司。2005年6月28日，市发改委批复同意毛纺搬迁建设方案。毛纺搬迁建设新址位于平谷马坊工业区，该工业区是北京市28个开发区之一。2006年，平谷马坊工业区三个毛纺织企业搬迁建设工程基本完成。百年清毛不但积淀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而且保留了建于1908年的办公楼和数台老的机器设备。厂部还保存光绪三十四年购董宅莹地碑一块。厂档案室保存有民国二十年四月军政部第一制呢厂发行的厂务季刊，敌伪时期固定资产清册，1945年-1948年接收北平制呢厂员工名册等档案资料。清毛蕴藏的工业文化值得深入研究、保护和利用。

（原载2010年版《茶余饭后话北京》），2015年6月5日补充修改。百年毛巾世纪兴衰——兼记北京毛巾厂

作者 李忠义

北京生产毛巾的历史已有一百多年。1902年，清廷顺天府官僚陈壁等奉旨在“振兴实业”，和“收养游民、开通民智、挽回权利、转移风气”的口号下，在北京创办了工艺局。在织工科下设立了“洋毛巾”一科，这是北京生产毛巾的开始。随后，普慈、首善、普善、教养工厂等也在所谓“救济贫民、传授技艺”等名义下先后开办。这些工厂都设有有毛巾科或专门生产毛巾。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清政府开设官办北洋工艺局，包括机械、彩印、染色等11 科，招选官费工徒200

余名。之后，慈禧饬谕内务府大臣，于内廷开办女工艺局，购办机器，教习宫女，织造毛巾等。1905

年，创设京师习艺所，内设印染、机制、手工各组。机制组分毛巾、织染、缝纫等。1907 年，农工商部扩充官办工艺局开工，内分12

科，有织工、染工、绣工等（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据农工商部1904 至1908 年统计，生产各种布料14820 件，各种床单、毛巾13750

件，大小镜屏401 件，大小印花布1896 件，染漂各色线料4385 件等，除供应宫廷，还有部分作为商品销售。

据《北京工运史料》第3辑刘家铨饶尚添《旧中国北京的毛巾业及工人状况》记述：北京毛巾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发展。虽然这一时期日本的羊肚手巾和上海毛巾在北京大量出售，但北京毛巾结实、耐用、便宜，劳动人民喜欢用它。1918年北京约有中小毛巾工厂、作坊二、三十户，职工四百人左右。毛巾工人80%来自北京郊区或通州等河北农村。他们都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或贫苦劳动人民的子弟，为了生活才来学手艺的。学徒是毛巾工人的必经阶段。也是资本家剥削的主要对象，因而有“吃学徒”之称。学徒的年龄一般在十四、五岁左右，也有十一、二岁或十八、九岁的，但不多。因为太小了干不了活，掌柜的不会“白养活”他；太大了不好管教，也不要。学徒期限是“三年零一节”。

学徒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最深重的，正如工人们所说：“那时学徒比童养媳还不如。”毛巾生产的整个过程，分浆线、打轴、打穗、整经、上机织活、漂白等六道工序。一般学徒第一年掌柜的叫你做漂白、浆线打轴等活。漂白毛巾只能用凉水。三九天，水缸里结着很厚的冰，用木棒砸开后，还需用手捞或拧干，每个人的手都裂的很厉害。即使如此，资本家还常以漂的不白，线浆的不好打骂学徒。资本家还规定学徒每天打轴的定额，完不成定额不是打就是骂。第二年学打穗和整经。资本家规定每个学徒打穗要供应若干台机子使用，使得他们紧张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第二年末或第三年才让学徒上机学织活。织机是脚蹬手抛的“三娘教子”式的木架毛巾织机。上机之后要完成与工人不相上下的定额。完不成也要受骂或挨打。

为了完成这些繁重的生产任务，每天天刚亮就要起来干活，直到晚上十一、二点有的还不能休息。学徒除了完成生产任务外，还要帮助掌柜的看孩子、做饭、洗衣服、道尿壶等杂务活。每天睡觉只有四、五个小时左右，致使有的徒工蹲在茅坑就睡着了。学徒期间没有任何工资，伙食每天都是两顿窝头咸菜，或一个炒萝卜、白菜等最廉价的蔬菜。学徒期满后掌柜的留下技术好又听话的当工人，叫本柜徒。其余的要么到其他毛巾工厂作坊当工人，找不到工作的就只好失业或转业。那时毛巾工人的的工资一般实行计件制，扣除饭钱，每月能够拿到的工资仅有三元三角钱。根据当时的物价，这些钱只能买到85斤玉米面或37尺洋布。在这样一种工资制度下，工人们为了多挣几个钱，就成年累月的拼命干活。每天天不亮就上机，直到天黑，经常打夜作到晚上十点多钟。工人们没有宿舍，每天晚上只在机台之间搭个木板当床铺，有的睡在机房的天花板上，冬冷夏热，绝大部分工人都生有虱子。

从1919年到1927年这一时期，总的来说，棉纱能从天津来，80%的产品销往西北、东北等地，因此，北京毛巾比前一时期又有发展。1924年约有毛巾工厂作坊五、六十户，工人五、六百到六、七百之间。这个时期工人的工资技术好的一般一个月可以挣到7-9元，扣除3元的饭费、洗澡、理发等尚有三、四元富余。这些钱一部分人寄回家去赡养家庭，也有的工人把它积蓄起来，准备在没活时作为做小买卖的本钱。工人的伙食仍然是一天两顿窝头和咸菜。少数工厂有炒菜，但好几个人吃一小盘。名义上每月初一、十五吃“犒劳”，但所谓“犒劳”就是一顿大米饭或伏地面馒头，吃热汤面也是半碗面半碗汤。过年、五月节、八月节每人才能吃上四两肉。

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占领北京，暂时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这在客观上为毛巾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是毛巾生产最发达的时期之一。1933年前后北京约有大小毛巾工厂作坊一百余户，工人和学徒近千人。从1934年开始北京生产毛巾被。规格有4尺×6尺的，重2斤半左右，5尺×7尺的、约重4斤。据老工人史文奎回忆：1933年整个毛巾业生意很好，日生毛巾工厂接受的订货很多，生产很紧张。但工人工资每月扣除饭费后只有五元左右。因此该厂工人在同义毛巾厂工人的影响和支持下，向资本家提出了增加工资的要求，但遭到无理拒绝。全厂工人（十多人）于次日进行了罢工。由于当时活忙，任务急，同时织的又是细活，技术要求高，一时找不到别的工人顶替，资本家便于当天答应每百打工资在原来8元基础上增加到9元。罢工一天后复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为日寇的占领区，毛巾业也遭受到摧残和空前的浩劫。在日寇“以战养战”的政策下，对棉纱及其它物资实行“统制”，大部分毛巾工厂倒闭。1943年北京仅有毛巾工厂作坊五、六十户，职工三、四百人。据当时德昌毛巾厂老工人李永春回忆：1942年德昌毛巾厂工人曾因要求改善伙食、增加工资罢工四、五天。德昌毛巾厂的资本家是伪保长。当时该厂的订货很多，工人加班加点都完成不了任务。1942年8月物价上涨后，工人的工资更不值钱了。同时伙食也很不好，每天只吃两顿混合面的窝窝头。因此工人代表裴师傅就向资本家要求把每打工资提高到一毛五分钱。并改善伙食。学徒也要求在超过定额之后要给现钱。资本家不答应。全厂工人和学徒二、三十人全部罢工。罢工后资本家想解雇罢工工人，另找工人来代替。但由于该厂工人团结和织的是浴堂活，技术要求高，活急。到第四天资本家答应学徒在每月织够90打毛巾后，超过部分与工人一样给钱。伙食由每天早饭的吃窝头改为热汤面和窝头。吃菜由原来五、六个人一小盘改为二盘炒菜。于是学徒第五天复工。但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只答应给一毛二、三，工人们不答应，最后资本家答应给一毛四，工人第六天复工。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巾业没有多大恢复。到1948年底，北京只有毛巾工厂作坊四、五十家，职工和学徒一共300人左右。新中国成立前北京毛巾业较大的工厂有川林、芳华、兴华、利容、日升、裕增厚、华林、正义、可大等八、九家，开业最早的是川林，开办于1915年，织机最多的是利容毛巾厂，有20台织机，雇佣工人15人，学徒30人。

据北京毛巾厂老职工李德生口述：1950年，北京第一毛巾生产合作社成立。之后又成立了第二、三毛巾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后来合并成火星毛巾厂。1952

年，北京开始生产漂白面巾、毛巾被，一般不作后处理，产品档次较低。1958

年，北京火星毛巾厂等开始生产提花枕巾、提花浴巾、彩条面巾、手工印花面巾、方汗巾等。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染色小作坊和织布小作坊逐步组成20

个棉织生产合作社。1954

年从棉织社的漂染部分集中出机器设备，专门加工染纱，成立了棉织联社染整部。另外以第一针织生产合作社染整部为基础，成立针织联社染整部，为针织合作社提供漂染纱。1957

年下半年，棉织联社染整部和针织联社染整部合并为北京市针棉织染整厂，并在东郊光华路建厂，1958 年正式投产。1958 至1959 年间，15

个小合作社及崇文区割绒厂并入，改名为北京市染织厂。1960 年火星毛巾厂并入北京染织厂，两厂合并后改名为北京毛巾厂。

1979

年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本着专业化生产的原则，决定在原北京毛巾厂厂址改建专业化印染厂，把毛巾设备搬出。同时北京第二织带厂从崇文门外的磁器口搬迁到架松村由织绦带、头围巾转产毛巾，在朝阳区架松村组建成专业化毛巾厂，仍称为北京毛巾厂。

北京第二织带厂始建于1954 年。1954年38 名失业工人组成的第一绦带生产合作社，1958

年改为崇文绦带厂，1969

年改名北京第二织带厂。厂址在崇文门外磁器口。“文革”期间第二织带厂的生产任务主要是完成军工订货。有军用腰带、背包带、水壶带、打包带等。北京第二织带厂最值得点赞的是1965年在国内首家试制成功了尼龙搭扣带。据该厂老书记王孟隆回忆：大约在1963年年末1964年初，北京纺织工业局老局长宋汀拿着一段一寸多长的尼龙搭扣带来到崇文绦带厂，说这玩意儿是美国货，是从我国导弹部队击落的美军u2型侦察机上得到的。主要用于军用降落伞和军工被服。看能不能仿制。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技术人员蒋志民等协助下，崇文绦带厂老工人卢金保（1984年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王仁力等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可参考的情况下、自制改造设备，1965年研究试制成功了国产的尼龙搭扣带。强力达到国外先进水平。

尼龙搭扣带的发明已有50多年的历史，它是由瑞士工程师德梅斯特拉尔发明的。尼龙搭扣带以锦纶丝为原料，以绞经组织和成圈结构组成。钩面带采用直径为0.25㎜的锦纶单丝成圈，经热定型、涂胶、破钩等处理，获得硬挺直立而不易变形的钩子。圈面带采用333dtex×12F（300旦×12

F）纶复丝成圈，经热定型、涂胶处理的直立，浓密柔软并略为疏散的圈状结构。尼龙搭扣带带面平整，宽度有：16、20、25、30、38、40、50、100mm等规格，颜色有漂白、大红、浅绿、淡蓝、草绿、草黄、元色等多种。

1977

年，北京第二织带厂在架松村29号自力更生建设厂房转产毛巾，原北京毛巾厂毛巾生产车间搬迁到劲松七区北京第二织带厂新建的厂址，就这样一个厂和一个毛巾车间合并成新的毛巾生产厂，厂名仍称北京毛巾厂，成为北京市惟一的专业生产毛巾类产品的中型企业。当时一大批织带子的工人成了泥瓦匠和大木匠。

那时的架松村还是个自然村落。因村里有著名清和硕肃武亲王豪格墓之架松而得名。震钧《天咫偶闻》卷八记载：“架松之名，于京旧亦。松在广渠门外和硕肃武亲王墓上，不甚高而偃蹇盤磅，横阴十亩。支以朱柱百许根，真是奇观也。长夏之际，都人士多携榼往游，封氏圜古松，不足比数亦”。毛巾厂在架松村建厂时，村内为土路，工余时吾曾到该坟墓游览，尚存西配殿三间。村西边是东南灌渠。灌渠的水来源于外城护城河。那时护城河和灌渠里的水质还没有污染，河里、水渠里的大鱼有的是。下网捕雨的人还不多。一到大雨时节，水渠里的泥鳅成团。村子四周的菜地一片绿油油的。后来这里成了劲松小区的六、七、八区。架松村29号，原来是崇文区清洁队的队部和粪场。“文革”初，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时传祥被造反派关押在这里，在这里时传祥遭到残酷的殴打和折磨。

北京毛巾因为货真价实、吸水力强、花型美观大方，在北京巾被市场的占有率一直处于60%以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毛巾厂的老虎图案的沙发浴巾曾经响誉京城千家万户。1983

年，北京毛巾厂新增剪绒机、平洗机、高速整经机等较先进设备，提高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产品85％ 出口到澳大利亚、香港等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同年，北京毛巾厂生产的水仙牌提花浴巾、毛巾被及松式后整理面巾、浴巾、毛巾被等获北京市和纺织工业部优质产品称号。

1985 至1993

年，北京毛巾厂通过几次从国外引进剑杆织机、经编毛巾织机等先进设备，形成一条先织后染整工艺流程的毛巾生产线。产品从轻薄低档白底印花的四巾（方巾、面巾、枕巾、浴巾）一被（毛巾被）产品，逐步能生产中高档提花类、素色螺旋缎档提花类、素色提花剪绒类、剪绒全幅印花类、浴衣类等京冠牌五大系列毛巾类产品。1996

年，北京毛巾厂生产的京冠牌毛巾系列产品获北京市名牌产品称号。1993 至1995 年，北京毛巾厂又进口台湾益进公司生产的剑杆织机20

台和台湾美冠公司磁棒平网印花机、筒子染色机松式络筒机、筒子烘干机等，形成“先织后染”和“先染后织”二条工艺流程毛巾生产线。1998

年，该厂占地面积46000平方米，职工总数1844 人。拥有毛巾织机193 台，毛巾被织机20 台，实产毛巾类产品997.2 万条，实现工业总产值2817.7

万元，销售收入5958.9 万元。

2001年1月，北京毛巾厂土地整体转让给北京方恒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毛巾厂由朝阳区劲松迁至海淀区四拨子原北京丝绸总厂部分厂区，占地面积19368平方米，建筑面积21766平方米。2001年4月市经委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总投资2.4亿元。至6月底，引进和利用旧设备完成调试，10月进行试生产，具备生产中高档毛浴巾系列产品能力。12月，北京毛巾厂改制为北京京冠毛巾有限责任公司。

毛巾属于日用生活必需品。亲爱的朋友当您每天盥洗时，可别忘了北京曾是国内最早生产毛巾的发祥地，也别忘了北京毛巾厂曾经为您织造出柔软舒适耐用的“三巾一被”呦。

旧中国北京简陋的家庭手工纺织业旧中国北京简陋的家庭手工纺织业1982年工人出版社版《北京工运史料》3旧中国北京毛巾业较大工厂情况调查表旧中国北京毛巾业工人流动情况调查表1988年北京日报出版社版《当代北京纺织工业》

（此文稿原为2009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茶余饭后话北京》栏目《京华纺织史话》的讲稿。刊载于2010年版《茶余饭后北京》）历史悠久的北京丝织业

作者

李忠义

北京丝织业的历史最为悠久。早在战国时期古书中就有“丝蚕于燕、牧马于鲁”的记述。三国时期曹操的第四子曹子建有诗《艳歌》：“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枝自相连，叶叶自相当”。南北朝著名词赋家庚信也有“桑叶纷纷落蓟门”的诗句。蓟城是北京城的前身。这表明北京地区古代是产桑养蚕的。蓟城内外遍地的桑树都长的很好。

唐天宝、贞元年间（742-805）幽州城北部设有固定的商业区和手工业区，称为“幽州市”。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的丝织行业有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绵彩帛绢行等。辽代辽南京生产的丝织品，据大宋使者许亢宗在《奉使行程录》中记载是“锦绣组绮，惊绝天下”。元代元大都丝织品的生产更为可观。据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元大都“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明代北京丝织仍是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产品有红纹绮、纹绮绫罗、红罗纱、纹绮绢、玄熏束帛、青纹绮、绸、锦、大红罗、红绢、彩绢等。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之二十一中记载：明代“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又有神帛堂供应机坊，苏州、杭州等府亦各有织染局，每岁造解有定数，数内有奉钦降花样改织者，然未尝增派。后于岁造之外，奉旨题派织解者曰坐派，一時急缺令部买办者曰負买。间一行之”。

朱彝尊在《日下旧闻》中说：“范阳之绫贡于唐宋。霸州也产丝绢，元于涿州设锦局织染提举司，不知何时遂休其蚕织也”。其中说明北京的丝织业在历史上曾经中断过。中断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受北方气候的影响，二是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三是受民间“前不植桑，后不栽柳”忌讳谚语的影响。到了清代晚期北京丝织品的生产逐渐停滞，道光年间已停办官府丝织品的生产，民间丝织手工品也被迅速崛起的棉纺织品所代替。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丝绸厂为发展北京的丝织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4

年以后，北京丝绸厂陆续开发了独花型软缎被面，锦纶软缎被面、幸福被面、古香缎被面、织锦缎、古香缎、宋锦、人像织锦等高技术、高水平产品，丰富了首都市场。美丽绸、软缎被面，线绨被面、真丝方巾、长巾、小花软缎等产品是北京丝绸厂的拳头产品，自生产以来，质量稳定、花色品种多，一直是北京及北方地区城乡的畅销产品，曾多次被评为市优质产品。

北京丝绸厂的前身是棉织厂，始建于1950年。1950

年1 月，北京市利用没收汉奸财产华兴染织厂，成立新生织布厂，由北京市民政局直接领导。后曾改名为解放织布厂、北京市染织一厂等。1958 年，工厂由棉织改为丝织，

1962 年定名为北京丝绸厂。1963 年，北京丝绸厂已相继建成缫丝车间、织绸车间和印花车间，职工总数由1958 年的581 人增至722 人，织机由128

台增至166 台，并全部更新为自动换梭织机生产主要品种为美丽绸、线绨被面等人造丝产品和少量真丝面料。

1973

年，北京丝绸厂自学成才的青年革新能手吴强率先把新兴的电子技术应用于丝绸生产，在国内首创了“整经机断头自停装置” 和“丝织机光电探纬”

系统。1978年吴强和其他同志一起研制成功织机电子控制系统，使国产K251型丝织机车速提高了40多转，增产20%以上，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4年吴强被评为全国纺织行业劳动模范。

1979

年，北京丝绸厂已拥有丝织机316 台，坯绸产量294 万米，成品绸537

万米。北京丝绸厂原厂址位于原西城区棉花胡同（织造车间）和柳巷（染整车间）。由于厂址分散，设备陈旧，且又地处闹市，噪音污染扰民严重，所以多年来企业的发展、产品的升级换代均受到制约，附近居民对噪音扰民也反映非常强烈。1980

年根据纺织工业部、北京市将丝绸厂迁至郊区的批示，经与市规划部门协商，决定移地建设，地点在海淀区东北旺公社安宁庄大队。

1987

年北京丝绸厂更名为北京丝绸总厂。该厂搬迁建设工程于1983 年10

月破土动工，由于该工程项目规模、投资几经调整、扩大，致使一、二期工程交叉进行，整体工程工期较长。1992 年12 月23

日，中国丝绸工业总公司受纺织工业部委托，对北京丝绸总厂建设工程项目进行竣工验收。该项目实际完成总投资15419．6 万元（含建期利息5840.6

万元）。总厂下设有准备、有梭、喷水、剑杆、印染五个分厂，一个旅游产品车间和一个丝绸服装开发公司。具有真丝绸、人造丝绸、合纤绸及各类交织绸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加工生产体系。

北京丝绸总厂的迁扩建工程提高了工艺装备水平，不但适应天然丝、人造丝、合成丝和棉纱等多种原料而且可以织造和精加工多种具有高级纺织品特色丝织品。在试生产过程中，先后试制了较高档的宋锦、独花双绉软缎、云逸缎、美丽绸、线绨被面等，并生产燕京绸、尼丝纺、涤平纺等各类合纤缎。但由于近年来市场多变等因素，先进的装备水平未能充分发挥，产品单调，低档产品居多。1998

年，北京丝绸总厂有职工1054 人，年末固定资产原值32056．5 万元，净值29920．8 万元，丝织品产量717．8 万米，工业总产值4352.7

万元，产品销售收入1917

万元。2000年12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北京丝绸总厂宣告破产，预计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33080.6万元。2001年11月，北京丝绸总厂破产财产由北京光华染织厂竞拍收购，收购价4800万元。

虽然北京丝绸总厂已经破产，但20世纪80年代北京丝绸厂生产的真丝软缎被面、线綈被面仍深深的留存在老北京人的记忆中，甚至或许40后、50后的家里还使用着那个年代的丝织品。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中丝织业的记述

（原载2010年《茶余饭后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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