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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发布时间：2022-11-24 13:50:35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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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
高敬亭是新四军军部领导下的支队司令员，身为新四军最高决策领导人的项英，对高敬亭的问题不可能无动于衷。以下大量史实可以证实项英与高案的关系：
如1939年3月2日，项英、周子昆报中央并转中原局电中指出：“我们正在解决高敬亭问题，你们有何意见？”
又如，1939年3月14日项英、周子昆致延安电中指出：“高敬亭显然进步极慢，对东进至今怀疑，对执行党的路线可说极差，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但亦不能因此对高客气，硬说是他坚决执行了党的路线，使之或骄或疑，都会发生不好影响。”
再如，项英1939年4月21日报中央及军委并转中原局电中，有“高敬亭无改变，近日又想将部队调回后方，曾见廖磊请假”，“戴工作有成绩，下面已有对高不满”等语。
上述电报都是项英在叶挺过江之前发给中央的，它们真实反映了项英对高敬亭错误的深刻分析和解决高敬亭问题的迫切心情。即在叶挺到江北后，项英对如何处置高敬亭仍有具体意见。1939年5月11日，项英致电中央：“高部人数最多，五千多，问题不解决可影响发展，这对江北有大关系。”
2010年4月笔者在台湾访学期间，于台北“国史馆”查到1939年5月26日叶挺、项英联名发给重庆蒋介石的电报，要求蒋介石“拟请将高敬亭撤职以示警诫，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畏罪潜逃，恳准予通缉”。叶挺当时人在江北，而电报的抬头明确注明发自皖南泾县。从电报分析，5月20日杨、曹叛逃，情况汇报到江北指挥部，指挥部经过确认

无误，再向皖南军部报告，项英于5月26日以叶、项名义向蒋介石报告要求撤高的职并通缉杨、曹，此电无疑证实项英并非与高案无涉，处理高案不可能绕过新四军最高决策者项英，同时也进一步证实，说叶挺在此之前就已经拿到了蒋介石批准杀高的公函是多么荒唐。
处死高敬亭其实是中共内部的事情
1984年4月，笔者赴武汉参加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第三次年会，在饭桌上，我与来自河南郑州大学的一位新四军老同志相邻而坐。经交谈得知，他叫李资平，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搞机要工作，1938年冬随张云逸参谋长到江北，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和第4支队机要科长。我当时正在写高敬亭传，因安徽民间有一种传说，谓高敬亭被枪毙两小时后，中央来电才到，叫送延安学习，但为时已晚，于是我向李老求证此事。他十分肯定地告诉我：“此说不确。中央来电内容是同意枪决，就是我收的电报。”以后，又从中共六安地委党史办陈忠贞主任那里获悉，戴季英已平反，被安排在河南省委宿舍养老，由家乡一个族中姑娘陪伴照顾生活。于是我借开会、出差路过之机多次到郑州戴府采访，在谈及高敬亭之死时，戴老几次强调：“是党中央批准枪毙高敬亭的，叶挺亲自给我看的电报。”他并反问我：“高敬亭这么高的职位，如果不是党中央批准，谁有这么大的胆敢动他？”尽管有李资平、戴季英两个当事人的口述，但因没有看到第一手的文献，长期以来，我只是作为研究高案的重要线索留存待核。
但是，新四军司令部于1939年形成的《反高敬亭斗争之经过》等大量史料证明，高敬亭确实是共产党、新四军以“反党、反中央、反革命”的罪名自己决定要杀的。笔者虽然认定项英与高案有涉，然而并非就认为项英要对高案负首要责任。当时江北指挥部不能与延安直接通电，杨、曹叛逃这样的大事，江北指挥部必须要向皖南军部禀报。同理，项英决定要撤高敬亭的职，也一定要向中共中央请示，这是中共铁的纪律和干部制度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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