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之“反腐成果”

改革30年之“反腐成果”

据新华网报道，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通报2009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近30年来，中国国外逃国外境外腐败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卷逃到国外境外的巨额资金约500多亿美元，腐败官员人均卷逃出境约1亿元人民币。这也就是说，资改30年来，中国共有4000亿元人民币巨额资金被贪官污吏腐败分子们卷逃到国外境外。

近30年，也就是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们就开始疯狂的敛财了。但是，无论从任何角度讲，出逃国外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都是少数，最多也就能占到贪官污吏腐败分子数量的千分之一、百分之一吧？大多数贪官污吏腐败分子还在国内。我们就以最低估算讲，按百分之一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出逃国外，那么留在国内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就是40万人；出逃国外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每人平均卷走1亿元，按这个贪贿数字估算，40万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合计贪污受贿金额就达到了40万亿元。退一步算，就按国内贪官污吏腐败分子平均要比出逃贪官污吏腐败分子贪污受贿的数字小十分之一，那么就每人平均贪污受贿1000万元，40万贪官污吏腐败分子，贪污受贿的钱财就是4万亿元。 4万亿元，正好是去年中央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积极的财政的投资计划，也就是说，30年来，全国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非法攫取的财富资金等于中央财政一年的资金计划。

另外， 2009年1月28日晚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在央视《新闻11》节目中透露，“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私用开支一年9000亿”元。惊人数字一度让主持人柴静吃惊，遂重复追问，但王再次肯定地说：公款接待、公费出国考察、公车私用，也就是“三公”公款化费一年9000亿元”。占国家财政开支的3成。数据显示，1989年“三公”消费支出仅为370亿，20年内该项支出竟飙升20多倍。此前，也有媒体曾披露，每年的“三公”挥霍超过万亿。2007年3月，《法制日报》曾发表过题为《浪费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头号障碍》的文章，该文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公款吃喝3700多亿元，相当于“吃”掉了中国全民的义务教育经费；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相当于“碾”掉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医疗、养老金；公款出国3000多亿元，相当于“游”掉了中国低保资金，由腐败所造成“三公”挥霍是这样一个现状。据《联合晚报》2004年7月8日的一篇报道，中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贪腐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2%到16.8%。媒体估计，2000年因为腐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一万个亿，可以修建七项三峡工程、举办80次奥运。很显然，中国官场上一年的“三公”挥霍加腐败，所造成的损失是触目惊心的。按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公布的2009年的数据看，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万亿元，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如此算来，每年的贪官污吏腐败分子腐败“成果”加 “三公”挥霍所造成的资金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97%，占财政收入的52.19%；又据李肇星在前不久记者招待会上公布的数据，约是2010年军费预算的4倍。

如此客观现状，岂能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哪有平民百姓和贫苦民众的生存希望？哪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可言？？？

近30年来，中国在反腐败的机构、队伍和法制建设方面，可以是不仅建立了门类齐全的惩腐法律，而且上上下下的反贪机构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人有人，要地位有地位。从高层对反贪的重视程度来看，无论是中央的第二代领导人，还是第三代领导人，抑或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将惩腐兴廉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来讲，来抓。完全可以说，反腐倡廉的腔调越喊越高，反腐倡廉的法规越定越多，反腐倡廉的架势越摆越大。

然而，反腐倡廉的效果越来越差。资改30年来，外逃的贪官多达4000人，卷走的资金多达4000亿人民币。如此算来，人均卷走一亿元，月均卷走11亿元，日均卷走3600万元！这真是“中国特色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主义”道路上的一道“反腐败奇观”“靓丽”风景线。

这种反腐败奇观还表现在，贪腐官员是一如既往地前腐后继，是一意孤行地贪腐不止，屡屡创新贪腐奇观。

特别是2009年，贪官们更是创造了中国贪腐史上的“5个新高”：

一是落马高官创历史新高，先后有陈良宇、王益、米凤君、陈少勇、朱志刚、皮黔生、黄松有、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许宗衡、李堂堂、黄瑶、宋勇、康日新、张春江等15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处，人数多达15人；

二是党政领导干部违法乱纪人数创历史新高。2009年01－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处分违法乱纪的党政领导干部多达106626人，占党员总数的1.1‰；

三是涉案金额创历史新高。所有的贪官几乎都是金钱抢手，一万、两万不拒，十万、百万不汗，千万、亿万不惊。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原镇长王妙兴利用职务之便贪污9700万元，侵占公司财物500万元，受贿600万元，贪贿总额达1.08亿元；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利用职务之便贪污9700万元，侵占公司财物500万元，受贿600万元，贪贿总额达1.08亿元；被判死缓的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金额高达1.9573亿元人民币，但笔受贿竟高达1.6亿；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康日新涉案金额更是高达18亿元，创下了贪官涉案金额之最；　　

四是权色交易创历史新高。涉腐贪官几乎都是美色猎手，他们在女色面前，一个、两个不够，九个、十个不多，几十个、上百个金枪不倒。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黄松有、米凤君、许宗衡、李堂堂、黄瑶、文强等贪官，哪一个不是天天乱怀裙下、日日醉卧花上？

五是“群蛀“现象创历史新高。按照反腐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2009年的腐败现象在向两头发展，一方面是涉案人员级别升高、涉案金额增大、“群蛀”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就是向基层渗透，向非领导干部的人员渗透，腐败落势化非常明显，呈现出大面积腐败趋势。而这样的反贪奇观，居然还被美化成是近30年惩腐兴廉的成绩！

回想毛泽东时代，在建国初期杀了两个贪官，即使按照精英们所妖魔化的“法制紊乱，体系紊乱”的说法，也还是创造了新中国前30年的官场清廉奇迹。而“法制健全、制度健全、体系健全、机构健全”的“中国特色主义”资改30年，却形成了贪官污吏丛生，贪污腐败横行，而且是越“反”越贪，越“反”越腐，越“反”越多，越“反”越大，越“反”越由量变接近质变，由此而造成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成为未来20-50年内突破民众承受底线的首要严峻挑战。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道理十分简单：

用狗屁王八“特色主义理论”指导“反腐倡廉”，“惩治腐败”，无疑是江湖郎中开处方--不着脉。不管你反腐倡廉的法制、制度、体系如何健全，不管你反腐倡廉的声调如何高亢，不管你反腐倡廉的部署如何紧凑，不管你反腐倡廉的文件规定如何再三连四，只要是丢弃了毛泽东思想旗帜就等于丢掉了惩治腐败的照妖镜和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丢弃毛泽东思想旗帜，不能不说是一种民众的悲哀，党和国家的悲哀，社会的悲哀，历史的悲哀）；只要是离开了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和人民民主的全程群众监督，任何反腐招术都会只是象一只高高举起的充气塑料拳头--中看不中用。若要用狗屁王八“特色主义理论”指导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远不如庄稼地头稻草人管用。就好比是用破油毡盖火，越盖火越旺，用污扫帚刷墙，越刷墙越脏。

贪官污吏腐败分子们究竟怕什么？他们就怕毛泽东思想，就怕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因为毛泽东思想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才是惩腐兴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伟大力量，才是他们心不敢想，手不敢伸，脚不敢动，眼不敢瞄的高压线。

要论治官治吏治党治国治军，政府清洁廉政，人民民主专政，社会公平正义，搜索古今中外所有思想武器，唯有毛泽东思想才可堪当第一选择。除此以外，什么“中国特色”的狗屁“理论”、王八“代表思想”，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瞎折腾，胡折腾，扯球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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