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论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摘要：一部《史记》 ，鲁迅先生曾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上承父志，下忍身痛，隐忍苟活，于逆境中所著的这一史家名篇确为中国文学史的传承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其“发愤著书”思想也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大贡献。本文从其史学巨著《史记》出发，具体阐述其“发愤著书”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时代与现世意义。

关键词： 《史记》 司马迁 发愤著书说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其所编《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黄帝时期，下至汉武帝时期，其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史学之大手笔，鲁迅先生就赞扬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是流露于其《史记》中的，而其《史记》的编写也正印证了其“发愤著书”的思想。

总论其“发愤著书”思想的集成，可以说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

一、从个别到一般

司马迁在其《报任少卿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 《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此处太史公之“愤”者，我想是可以这样理解的：他们都是在作者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得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可以激烈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仇怨悲愤倾泻与作品之中（1）。 另外，其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评价《离骚》时曾论说：“ 《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 ，盖自怨生也。”可以想见，太史公司马迁所作《离骚》是为一“怨”也，而此一“怨”也：即屈原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和楚怀王的忠诚。希望怀王能够听从自己得建议，能够行仁政，良社会。

在这里，屈原《离骚》“怨”的特色是迎合了孔子有关文学的社会作用理论中的“怨”的说教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即：“怨刺上政”亦即可兴仁政，良社会。且不论此，太史公“发愤著书”的思想是在分析、综合、比较，西伯、仲尼、左丘、孙子等前人事迹的基础上，并结以评述《离骚》，突“离”“怨”的特点，揭示出来的理论产物。无疑，这是一个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

二、从具体到抽象

老子曾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审美境界，意在言明一种摒弃人为、合乎天然的文艺。其论及此境界的体悟时曾谈到“有”和“无”，“虚”和“实”之关系：“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此即“有无、虚实之辩，而此也正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升华过程。诚然，太史公之“发愤著书说”是源于前人之事迹，加之修身之体悟后综述产生的，从实践的拘演上升到理论的形态，其是从内容到形式的渐变。当今文论形态在论及“具体与抽象”之关系时也曾说道其是表与里的深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提取也是和各门具体自然科学形态紧密相连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生物进化学说，也有着特定的抽象升华。当今文学修辞中的“比喻”一意也正是化抽象为具体，精雕细磨的，本体与喻体，借以恰当的喻辞相连，实为以逼真之实物言回环之妙理也。

总说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思想，是在前人基础上，评《离骚》之离、忧，特别是突出“怨”、“刺”特点，化具体为抽象的。

谈及太史公“发愤著书”思想之意义，我认为有两点是需要指明的：

一、承父志，成一家之言。

司马氏家族世典周史，太史公之父司马谈更是志于修史，然终未成而终了，弥留之际，手诫其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矣。”由此可见，司马迁之发愤著书是承继先宗遗志的。其父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一言，足以诫太史公。

同时，太史公年少游历，遍访河山，其广阔的阅历亦促使其编写史学，特别是当其因李陵之事而获罪后，更使他的修史动机有所调整，其所列：“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其所认己亦身陷囹圄，应仿前人之迹，成一家之言。聊以抒怀，寄多感慨，生命之不枉自废也。

可以说，太史公之“发愤著书”说印证着他的《史记》，同时亦诫之于人：时遇不平世，文人著书立言，聊抒心中之忧愤，成其一家之言，将流于后世，兴于史笔，告知后人，诵于万代千秋。

二、承继儒学思想，儒道相融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很好的承继儒学思想的，孔子曾强调：“ 《诗》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意在阐明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而太史公之著书，盖自怨也，流于文字笔墨之情，感于时世繁杂之体，嗟叹，离忧之！实为书愤也。当然，这一“愤”意也体现在史公评《离骚》中：“ 《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子之不平，发而为之作《离骚》 ，“愤”哉！虽抱石沉汨罗，其魂灵永不灭也。由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说明《离骚》之作闻于后世的不朽原因。

另外，司马迁年少时亦接触了黄老之学，当然，这也与西汉初年广兴黄老“修身养性”之说有关，其年少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黄生），这不得不使其思想中有着黄道儒孔，兼容其二者而并包之处。所以说，其“发愤著书”思想的形成是儒道相融的产物。

论儒者，《诗》之可怨。论道者，亦有愤激：《老子》其七十五章论说到：“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生生之厚，是以轻死。”这就说明：道家思想中，对于黑暗现实是有着一定的愤激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民以死来反抗无法无天的暴政，这就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了。

总起说之，太史公之“发愤著书”思想是中和儒道思想的，儒家强调“中庸”之道，却不同于“发愤”之说，道家强调“愤激”，亦不同于“诗怨”之论，二者各取一支，恰如其分的言明了作者的心中之思，这是极其真实可贵的地方。

关于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时代及现世意义，我想其民主进步及文学艺术魅力是极其深远的。

西汉儒学“罢黜百家，以己独尊。”以思想的大统领于国治，言论的彰显不是完全自由的，太史公强调作家于逆境中积极奋起，摒弃消沉自轻，其是有着一定的民主进步意义的，文人之情思凝于笔端，文人之魂灵寄于笔墨，笔能抒情，亦能概论，托笔而抒愤，文人之思：精也！

同时，“发愤著书说”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明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著书倡平等，维新人士兴报馆言革命，鲁迅曾弃医从文，以笔为匕首、为投枪，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中国各阶级之新变也是从思想领域展开的，而思想的传播亦是从书论开端。韩愈的“不平则鸣”，白居易的“为民请命”，欧阳修的“诗文革新”等都从其“发愤著书”思想中汲取过营养，各自成就自身的理论形态。

综上所述：司马迁作为西汉史学家，其所著《史记》作为一部流传后世的纪传体通史，特别是其阐发的“发愤著书”的思想学说，无论是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来说，都是有着深度意义的，太史公发愤著书，著书以求实录，不虚美，不隐恶。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不得不提的，其理论意义是经典传于后世的。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运熙 顾易生，2007（08）

2、《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文学教育》（上）、高巍，2001年01期

3、《浅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J] 余翠萍，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9（08）

4、《司马迁文艺思想简论》[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6）

5、《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影响》六安师专学报、俞绵超，2000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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