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演说家第三季第13期演讲稿

人之常情

许吉如

每一次我站在《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我的心里是很踏实的。因为我知道台下的200多位观众我们之间，我们来自于同样的一片文化土壤，我们对于这个社会是有相同的笑点、痛点和泪点，所以我一直有信心我们之间会有共鸣。

五年前，我参加过另一场英语演讲比赛，那个比赛上是我认为的一场几乎不可能有共鸣的比赛。那年我18岁，在伦敦代表中国参加世界英语演讲比赛。我当时台下也坐了200多位观众，那是来自49个国家的100多名参赛选手和他们的亲友团。然后呢我就看着台下那些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什么都不同的观众，我心里很忐忑，我就在想我说些什么能让他们这些都不同的人觉得我说的有那么点道理。

我后来讲的是一个成吉思汗的故事，我们都知道成吉思汗是一个大英雄，但这一次我并没有说他作为一个英雄金戈铁马，我说的是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面对过一次家庭危机。成吉思汗连年在外征战，有一次他出去打仗，几个月之后才回到部落。部落里面的人就跟他讲说他的太太可能和别人有染，他最喜欢的那个儿子可能不是他亲生的。

作为一个君王，我想成吉思汗有一千种一万种方式去查明事实真相，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这一次他什么都没有做，他选择做一个平凡的丈夫和父亲。他就更加倍的去爱护他的妻子，他更加倍当面的，当着很多众人的面去培养他的儿子，我没有质疑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我珍惜这个家庭请你们也珍惜，也保护他们。最后谣言平息了，部落回归了平静。

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有一个比利时的选手走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我很喜欢你这篇演讲，因为在你的演讲中我想到了我的父亲，而且我去思考将来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和父亲。你看今天我们来到这，你代表中国，我代表比利时，我们台下还坐着这么多我们国家派过来的外交官观战，他们都想看到我们拿本民族最骄傲的故事最优的那个价值观来比拼来夺冠。可是你的故事让我意识到在代表国家参赛的选手这个身份之前，我们都有一个最最重要的身份，我们是人，我们是今天的子女，我们是明天的父亲和母亲，这个身份就是你跟我，我们所有选手之间的一种人之常情。这份人之常情有的时候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它会让一些本来冷冰冰的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时刻峰回路转。

2015年的6月在维也纳，美国在主导一场关于限制伊朗拥有和使用核武器的核谈判。当时根本谈不下去，因为无论美国提出什么条件伊朗都在拒绝，然后美国就不停的修改，伊朗就不停的反对，整整18天。各国的谈判代表就被困在维也纳的万豪酒店里和会议室寸步不离。几个月之后，当时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也是他们的副国务卿Wendy Sherman女士，来到了我们学院的一个课堂上，谈起那个暗无天日的18天。

她说这个伊朗人啊，太难搞了，我几乎最后我根本没有勇气谈下去，因为我们两个国家之间有这么多年的怨恨、猜疑，没有信任基础，这个谈判是不可能的。只是那个18天里面发生了一件事情有点巧，就是那18天我的孙女和对方伊朗首席谈判地区的孙子都出生了，我们都是在那个18天里第一次成为了爷爷和奶奶，我们忍不住会和对方分享自己手机上面那个孙子孙女的视频。当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个场面，一片剑拔弩张中，一个白发苍苍的中东老爷爷同样白发苍苍的白人奶奶，他们两个人身后是各自的国家利益，是国家之间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但是在那个瞬间，他们同时低下头，然后伸头去看对方手机上那个小宝宝的照片和视频，然后说真可爱。

那个瞬间，两个谈判代表之间共通的，作为爷爷奶奶作为人的情感，它其实融化了在场每一个人紧张的神经，它让每一个人在极度的疲惫和不信任中感到一丝希望。因为对方也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既然都是人就还有再去沟通的空间，就会有互相理解的可能性，那就让我们为了这个可能性我们再努力一点点吧。这个努力的结果是2015年的7月14日，伊朗核协议正式达成，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再一次得到了维护，而中东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再一次被保护。

同一个屋子里的演讲比赛的选手，越过了本来对彼此价值观的偏见或者抗拒，在一个关于父亲的故事里为对手喝彩，谈判僵局对峙的双方那种同为爷爷奶奶的慈爱一瞬间让人放下防备，哪怕那个防备卸下防备也只有一秒钟。这个时候我不禁在想我们总说东西有别，我们说这个国家和国家，文化和文化，人群和人群之间是那么的不同。可是会不会有一种东西，在看似最不同甚至最对立的文化之间他的那个核心永远是相通的，我们只要每次一提到那个相通的东西，再强硬的谈判代表也会瞬间变的柔软，而再紧张的演讲比赛的选手也会瞬间变的平和。那个东西叫做人之常情，那个东西叫做人性。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会觉得说，国际大事离我们每一个人很遥远。因为我们是普通人嘛，我们普通人可能轮不到我们去为国争光，轮不到我们去制定政策，轮不到我们去谈判去斡旋，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世界，重要吗？重要。因为每一场国际局势，每一个国际大事，它从来就不是由一群机器人去推动那个走向的，它恰恰是由一群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书写历史，在参与它。他们可能是代表各国参加演讲比赛的选手，本来抱着一个要弘扬本民族最骄傲的价值观的愿望来赛场，却在一个关于父爱和家庭的故事里学会为对手喝彩；他们可能是本来剑拔弩张的谈判代表，但同时也是爷爷和奶奶，所以那种共通的慈爱可以让他们放下一秒钟的防备。

这个世界的好和坏在今天的和平年代肯定不是在战场决定的，但它也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只是在谈判场、领袖峰会或者联合国的发言台上决定的。它其实是由每一个你和我，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普通的外国人，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确定的，因为我们的每一点想法在一点一滴铸就我们的国内舆论。我们对于世界的态度它彰显着大众文化的方向，而我们如何去如何理解别人理解别国理解对手，它是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小国都应当拥有的胸襟和担当。

你选择你怎样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这个世界就会是怎样的，你选择如何去期待人性，人类的未来就会是怎样。谢谢。

滚蛋吧肿瘤君

周西

大家好，我是一名女生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我们女生每个月的那几天最讨厌听到四个字是什么？多喝热水，对。举个例子就像我，一个月25天都雷厉风行赤裸裸的女汉子一条，可是一到剩下的那5天，我这个就泪洒满地，然后痛得满地打滚，恨不得变成一个坐在马桶上的林黛玉，你说多喝热水有什么用啊秋实哥。

就在上周我刚录完节目，我居然因为这件事拨打了我人生的第一次120，突然一阵熟悉的感觉从我下腹传来，我想完了又来了。可是这一次好像跟以往每一次都不同，我三分钟之后就觉得眼前一黑，我立刻拨打了120电话。我特别害怕，因为我痛的站不起来，我一边匍匐的向前，因为我害怕我打不开那个门他们进不来，就像一个身负重任的战士一样。

等到他们来了之后把我送到医院我已经晕倒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我床边围了特别多的人，完了之后他们问我说怎么了，我说痛经，特别不好意思，男医生听了之后笑一笑然后走了，女护士听了之后点点头拼命的表示理解。我就挂了止痛水，挂了三小时之后我就想灰溜溜的逃跑，那天急诊的病人病情特别严重就我一个人跟那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就在我这样子准备逃跑的时候，护士跟我说站住先去做一个B超，我想我都到医院了我怎么着也得消费吧，我说行，那我就去，我还心里想着第二天要去上海出差，躺在床上。突然护士跟说你别动，她说你这长了个包块。我非常不可思议我都没反映过来，她说你的左侧卵巢长了一个9.6厘米×6.6厘米的囊实性包块，也就是说此刻这个跟拳头一样的小球，现在它就在我这个地方，跟我一样安静的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拿着化验单然后去问医生，我说这什么意思我看不懂，他说你刚送过来的是不是？我说是，他说你这个包块特别大，它可能病变，你赶紧去做手术，去确定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脑子轰了一下就炸了，我说恶性是什么意思？他说卵巢癌，先做检查吧别想了。这个周一的凌晨三点，我拿着我的单子坐在空无一人的医院走廊上瘫倒在椅子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字“癌”。

如果让我把时间再往回倒一点，一个星期前，我也在这录节目我在试穿旗袍，第二轮讲的工匠精神。当时我跟编导开玩笑我说你看我都胖了，他们说哪有，你就是小肚子起来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腹胀它可能是卵巢癌的症状之一。一个月前我还是因为生理期疼痛在床上痛的直打滚，我没有想到可能那个时候，这么大的石块它可能是那么会儿可能是一个乒乓球大小。再往前10个月前我做过一次体检，那个时候显示我子宫回声不均，需要吃一些中药去调理，我喝了一个月的中药，但是我没有去复检。

而这一整年我几乎没有在当天睡着过，熬夜一点两点甚至到三点都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我好像永远放不下我的手机，关不掉我的电脑，丢不了我的工作。让我再想一想，2015年的1月16日34岁的歌手姚贝娜因为身患乳腺癌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1月28日27岁的女警杨先文因为肠癌晚期昏迷之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2015年的3月刚刚从中山大学毕业4个月加入百度的程序师林涛海，因为连续工作48个小时猝死在睡梦中；刚刚过去的2016年6月天涯的副主编金波猝死在地铁。而直到这个周一之前，26岁的我都从来没有想过我和“癌”这个字会有一丝一毫的关系。

那天凌晨我挂完水出来，因为打过止痛针我什么事都没有，我觉得这一切好像世界跟我开的一个玩笑，我做了一个梦。但是我脑子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跟我说没事你年轻，说不定还误诊，就算真的有什么事我们去做检查是良性的没关系。另外一个小人就待在角落里他说周西你完了。我在那个时候特别想给我妈打电话，我拨出去刹那我就点了取消，凌晨三点我不想让她担心。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我一个晚上没有合眼，我甚至第二天照常去上海开了个会，然后晚上回到了苏州家里。

我妈突然看到我她已经不惊讶了，因为这一年我都在飞来飞去她习以为常，她说呦我们家大明星回来了。我说妈妈我跟你说个事，她说有屁快放，我说妈你觉得我肚子大吗？我妈一脸欣喜，她说你刚刚被我催婚你就有了，孩子爸是谁？我说妈我妈长了个肿块。

我妈那笑当时就僵住了，然后脸刷的一下下来，我头一次看到一个人眼睛里的光瞬间可以熄灭。她就不停的搓着手她说没事没事没事，她说妈妈的朋友长过这些东西他们去做了手术都没事，咱们就是大了一点没事没事。然后她说你饿吗？你这么晚回来要不妈妈去给你做点饭，转身进了厨房，我就看到她的肩膀不停的在颤抖。第二天我去拿我的血检报告，一个标注了癌症的指标，那个指标是正常人的值是35单位每毫升，我是207.8，6倍。我妈看了之后说，我去上个厕所，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她都没有回来，等她再回来的时候，眼睛就肿的跟什么似的，然后说哎呦，我说妈刚刚洗了脸水到眼睛里了。

然后那天晚上她跟我一起，她问我，她看我在被子里写稿子，她说要妈妈陪陪你吗，你是在写自己吗？她说你写自己就对了，她说你就要告诉那些听你演讲的那些观众们什么都跟你反着来。我说妈妈他们还说我好看呢，这也跟我反着来吗？我妈就摸着我的手说你就知道臭美，然后她说我女儿这么好看怎么会得癌症呢？然后她慢慢的就埋下去睡着了，因为前一天我知道她一定没有合眼，我看着她熟睡的样子，我的脑子里就跟电影小片一样的不停在过。

我有很爱的工作，有非常爱我的朋友，有非常爱我的父母，他们什么都好，就有一点不好，他们太爱哭了。不像我特别铁石心肠每次都是我安慰他们，我说我这么可爱怎么可能会得癌呢？我有特别喜欢的人，他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他帅气幽默内敛，他是所有一切美好的代名词。我一直想我要努力让他看到有这么一个女孩喜欢你，她还挺优秀的呢，但是我很庆幸他没有选择我，否则我可能不能陪他很久。

我希望我和卵巢癌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每一个关心我的人，他们就可以松口气，我也可以把我的路走的再更远一点；我希望我如果真的得了病不要是中晚期，不要摘我的卵巢，因为我还有保有对一个生命孕育最初的那份期待；我希望每一个人认识我的不认识我的喜欢我的甚至是讨厌我的，这一辈子永远永远永远不要和“癌”有任何一个字沾边；我希望每一个在努力拼搏奋斗的人，在他们满满的行程表里面留出那么一点点的空隙为自己的健康考虑；我希望每一个跟我一起爱运动的人，你不要以为你练出了马甲线你就可以，就可以没有关系了，一年一次的体检，它已经是我们对自己生命最低的保障和门槛了。

我希望那些一辈子给自己设下了无数目标的人，我们该上什么样的高中该上什么样的大学，进什么样的企业，我希望他们问问自己，如果未来和意外有一天是意外先来，你有没有想过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你能承担的起这份责任吗？我更希望那些像我一样畏首畏尾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对自己喜欢的人说一句我喜欢你的人，今天给他发个微信吧；我也希望那些北漂，沪漂、深漂，那些在外为了自己的梦想不断追寻的人，想一想如果一旦你出了一丁点的伤害，你离家五百里一千里的父母是最脆弱的人。

这世间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不害怕任何结果，我也觉得我惧怕去承担每一样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在现在身体还允许的情况下站在这里的原因，因为我没看开，我不想就此偷偷懒懒的过剩下的一生，我也没有释怀，因为我不能放弃对这世界的每一份喜欢和期待。我希望那些和我一样一路都在迷茫怀疑自己甚至质疑自己整个人生的人你们不要怕，因为我周西带着一个球在这陪着你们呢，我不怕，滚蛋吧肿瘤君！因为我是周西，永远笑嘻嘻。

正义的力量

崔建宾

大家好，我叫崔建宾 ，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农村民生新闻的主持人。民生新闻吧，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比如说鲁大姐家养了一只小狗，咬了王伯伯一口，王伯伯说你看我这手，鲁大姐说谁让你逗小狗，结果两人吵起来了。还有王伯伯家的鸡去世了，他非要怀疑是鲁大姐下药给弄死的，然后最后两个人又吵起来了。就我们经常会接到这样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的事大家吵一吵，我们来到那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调解，我发现到最后经常是皆大欢喜。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发现，我很难控制自己的一些情绪。

我们到年底是最忙的时候，因为我们要忙着给农民工兄弟们讨要工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个女记者带着十几号的农民工去到老板那个地方，一进门话还没说两句，突然冲出来几个大老爷们直接把我们女记者推了出去。不光推了她，当时的几个人还哐哐哐上去踹了我们这几个记者一脚，真的是什么情况啊。

当时老板就冲出来了直接指着一个工友的鼻子骂到说，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东西，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我不就欠了你三年的工资没有给你嘛，你居然把记者都找过来了。怎么了？我欠你钱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有能耐你把我带去监狱。当时听到这话我就爆发了，是你欠别人工资，你还说别人不仁不义，是你打记者，我给你打工，你给我工钱这是理所应当的事，你不给钱还欠了三年的时间。我记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咆哮着播了这条新闻，我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有的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淡定下来。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农村的观众给我们打电话，说他的邻居是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一个人在住着，耳朵眼睛都不是特别的好使，说想让我们电视台过去帮帮忙。当时我们到了那个地方之后整个人都懵了，老奶奶住的房子已经塌了半边，每到下雨的时候老奶奶就彻夜的拿一个瓢，一瓢一瓢的往外舀水，我都无法想象那个画面，我一直以为老奶奶是一个孤寡老人，但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奶奶居然有三儿三女。

当时我们把他们所有的孩子都叫了过来，这几个人一见面就开始吵起来了。有一个说我和母亲性格不合，我不想养她，还有一个说我已经完成了给父亲养老送终的任务，母亲这个事不该我管了，甚至还有一个儿子说，我就算是判无期徒刑我也不想养她。这是亲妈，到底是什么样的怨什么样的仇让他说出了这样的话。

当时老奶奶自己一个人坐在柴火边低着头，感觉她特别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这个时候，她的几个孩子在干嘛，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从屋里一直打到了屋外。老奶奶这个时候颤颤巍巍的走到了门口，倚着墙靠着门框露出了半张脸看着院子里边自己6个孩子，我现在都记得当时老奶奶的眼神多么的无助。我相信在几十年前，老奶奶还年轻的时候，她肯定也站在过这个地方，看着孩子们在同样的院子里边嬉戏打闹。那个时候老奶奶应该是非常开心的，非常幸福的。

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老奶奶站在同样的地方，看着孩子们在同样的院子里边，只不过当时的嬉戏打闹变成了现在的撕扯扭打，他们在争，争谁可以不赡养自己。我就不明白了，赡养老人是一个多么小的事，小到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值得被提起的理所应当。可是这六个儿女呢，为了蝇头小利居然让自己的母亲一个人住到了即将倒塌的房子里边。乌鸦尚知反哺，羔羊尚懂跪乳，而最基本的孝道在他们这，居然需要我们记者用做节目的形式来宣扬，这正常吗？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正常的事情。不正常到出门去买菜，我们从开始对缺斤短两的批判到对足斤足两的歌颂；不正常到食品制造商仅仅是制造出了合格的商品，就被奉为良心商家了；不正常到“老人摔倒扶不扶”这样的话题，都可以作为一个大事搬到台面上进行大讨论。不过这些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有一个朋友，女孩，特别爱行侠仗义的那种。有一次，她在公交车上就看到一个小偷正在偷一个男乘客的手机，她立马上前制止，两个人吵着吵着就撕扯扭打起来了，车上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而还在那抱怨在那嚷嚷着，说你们打架下车去打。这个时候小偷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掏出了一把刀子直接戳在我朋友的腿上，鲜血直流。司机当时就停车了，所有的人全部都跑下了车，包括那个被偷的小伙子。我特别不理解，我这个朋友分明是在见义勇为，这是多么正常的一件好事，但是众人却把她推向了一座孤岛，好像她才是不正常的。

最可怕的是这种不正常一段一段的冲击着社会的底线，最可怕的是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小时候，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坚信路见不平就拔刀相助，这是我们内心深处所散发出来的正义感。但是随着我们慢慢的长大，我们学会了少管闲事，我们学会了独善其身。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求稳妥的活着，我们内心深处那个最原始最冲动的正义感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变的越来越平庸而不自知。但是，每一个心存正义的人，他从来不问结果只管去做，至于结怎么样，时间会给出答案。

我那个被包工头殴打的记者带着农民工兄弟找到劳动监察部门，最终帮工友讨要回来了拖欠了三年的工资；节目播出之后，迫于舆论的压力，老奶奶的子女终于把她接回家赡养；我那个被小偷殴打的朋友，以后再遇到小偷，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她依然会挺身而出。让我们所有人向这些良知的保有者，公理的坚持者，正义的践行者致敬，他们是这个社会的最厚重的亮色。

当我们情绪不能自控时，当我们泪流满面时，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以鼓励，以温暖，为我们驱走阴霾，让希望永存。最后我想以我那个朋友在空间里边一句签名来结束今天的演讲，她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我有涌泉之善意，他人无滴水之感激，不过无妨，为善之人最大的回馈就是一身正气！谢谢。

带刺的标签

陈抒泽

大家好，我叫陈抒泽。刚刚乐嘉老师介绍说我是个男公关的时候，我悄悄瞥了一眼，现场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表情。不要说你们了，我家里面聚会的时候，我婶都露出一个痛心疾首的表情，一拍大腿：这孩子从小成绩又不错，家里条件又不差，怎么就一时鬼迷心窍干了这一行呢？好想给他们翻一个男公关式的大白眼。我这个公关啊，正儿八经是做品牌营销和危机公关的。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危机公关的案例，也算是给我身上这个男公关的标签正正名。

几年前，美国有一所高校里面一男一女两个中国留学生，深夜被枪杀，在一辆宝马车里面。一时间国内的网络上留学生、富二代、宝马车、深夜不归这样的标签贴的满地都是。要给这一对洗白，怎么洗？我跟我的团队设计了这样的回复口径：

是不是富二代啊？当然不是，女生家里面就是普通的公务员家庭，男生的父母是双职工。不是富二代开什么宝马啊？在美国尤其是加州，没有车可以说是寸步难行的，男生开的那一辆不过是一辆2003年，已经有8万公里的二手三系，市场价格6万还是人民币。那这一男一女深夜不归，在车里面干什么好事呢？当晚，女生是由于课业繁重在图书馆自习到深夜，觉得独自回家不够安全，才打电话让男友来接她。照你这么说就是一对好人，不张扬不露富，劫匪怎么就挑上他们了呢？其实俩人正是因为希望节省开支，才选择租住在了毗邻学校的，治安不好的便宜的街区，也正是因为才遭此横祸。

梳理好了这样的回复，我和我的2000名水军，我们就开始在各大论坛刷回复，希望能够把舆论扭转过来。可是呢，事与愿违，我们的声音很快淹没在了数以万计的回贴里面，网民们还在继续追问：怎么可能回复的这么多，怎么可能回复的这么快，知道了，家里面很有背景，已经雇了水军开始洗地了，是不是？天哪，面对这样子的质疑，我真的无言以对，我认输。

我不知道听到这里，现场的各位观众你们心里面怎么想，是不是觉得大快人心呢？你就是个黑心的公关男嘛，谁让你要收这个昧心钱，谁让你要操纵水军混淆视听，谁让你要给这一对该死的富二代洗地呢？是啊，我活该。但是在我作为一个黑心的失败的公关男走下这个舞台之前，我想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

这件事情发生在2012年4月11号，美国南加州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遇难的这一对苦命的情侣是我工程学院的同年同学，你们以为的那两千多水军是南加大、洛杉矶、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感同身受的留学生们，在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和我的水军收取的唯一酬劳，叫做对得起自己的正义感和良知。因为你以为是我粗制滥造编造出来的那些试图掩盖真相的苍白的说辞，那正是真相的全部。

真相是他们不是什么富二代，他们真的来自于两个很普通的家庭，有他们的购车合同、租房发票和他们的合租室友可以作证；真相是他们从来没有不学无术，他们是两个刻苦攻读的好学生，有他们的成绩单、他们的GPA，他们的奖学金可以作证；真相是他们从来没有骄奢淫逸、飞扬跋扈，他们是被我们发自内心喜欢的好同学、好朋友、好伙伴，有两千多条带着无限的惋惜、伤痛的回帖和两对肝肠寸断的父母可以作证。

但是更多人眼里的真相是什么呢？他们是开着宝马车的留学生，所以他们天经地义的贴着富二代的标签，所以他们该死，有铺天盖地的带着莫名的猜疑、莫名的嘲讽、莫名的幸灾乐祸的回帖可以作证。两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啊，就这样被贴着种种不堪的标签逝去了。

每次想到这里我都恨不得能够穿过那个电脑屏幕，去揪住对面那个键盘侠的领子，我去质问他：你了解他们吗？你敢为你说的每一句话负责吗？你知道你无心一句会给两个无辜的家庭带来怎么样的伤痛吗？为什么要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贴上这么恶毒的标签呢？但是问到这里我又觉得有一点后怕，贴标签好像是一个我如此痛恨他们强加在我朋友身上的事情，但是仔细回想我在生活里有没有给别人贴过这样带着倒刺的标签呢？仔细想想好像还真是有过。

我也曾羡慕过隔壁班打篮球打得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觉得他肯定是个头脑简单的体育生；我也曾经嫉妒过职场上平步青云的同龄人，觉得他肯定是后台很硬的关系户；我还曾经腹诽过保时捷里面花枝招展的小姑娘，觉得她是攀上高枝的金丝雀。为什么贴标签这样一个我这么痛恨的行为，我自己在生活里面却每每做得不亦乐乎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的懒惰、我的无能和我的虚荣心。

是的，我想首先是懒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真是太爆炸了，每天有那么多知识我们要去面对，要去吸收。贴标签在人际交往中简直就像微信里的朋友圈分组一样，给了我们一个太简单的去归纳信息、提取信息的方式。我有一个男同事，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乡村，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好大学，找了个好工作，娶了个好老婆。要记住这些是不是真的很烦，我给他额头上贴一个凤凰男的标签，轻松记住了。

然后是因为我的无能，我喜欢的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叫做，人所有的负面情绪本质上都是来自于对自身无能的不满。这个男同事他升职比我快，加薪比我多，我为什么要承认，那因为他工作比我细致，办事比我认真，为人比我随和。我不愿意，我给他贴一个马屁精的标签。

最后是因为虚荣心，在我给这个男同事身上贴上各种负面标签的时候，好像我自己已经给自己贴上了对立面的正面的标签了。比如说我给他贴一个乡下人标签，是不是就是说我是城里很好，我是教养很好的城里人呢？这样泾渭分明的人群划分给了我很强烈的社群上的归属感，甚至是道德上的优越感。

我想大家生活里面像这样的标签还有很多，渣男、绿茶婊、锥子脸、整容妹、女司机、妈宝、月光族，好多好多。这里面有一些标签就像我身上的男公关这个样子，无伤大雅，大家开心就好。但是也有一些标签确实像死了活该的富二代一样，会给无辜的人带来一次又一次的伤痛。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在我们毫无成本的能够贴出去这一张又一张的标签之前，能够用几秒钟的时间三省吾身，问自己三个问题：我了解他吗？标签贴的对吗？贴这标签伤人吗？因为贴标签只是一个好小好小的事情，只是寥寥几个字，但是有的时候却字字诛心。

我是男公关陈抒泽，我们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标签，就从今天开始，让我们开撕吧！

少年犯罪谁之罪

齐艳艳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我几乎每天都会办理未成年犯罪的案子。我每天面对的是一群很特殊的嫌疑人，他们都未满十八周岁，也就是我们口中的违法未成年人。一提到违法未成年人，我们会想到连扇同学几十个耳光的校园小恶霸，我们还会想到又偷又抢的入室盗惯犯，甚至我们会想到我们欺负完女同学还把视频发到网上的小流氓。这些恶劣的案行，往往让我们觉得违法未成年人个个都冷酷、变态甚至是无情，但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我办理这么多案件中，一个成年的初犯往往要比一个未成年人惯犯心理要复杂得多，孩子终归是孩子，他的内心是很简单的。小东就是我接触这样的一个孩子，他今年只有十七岁，小到一根钢笔，大到价值数十万的财务，他会去进行盗窃，盗窃的数额达到数百万元。我刚和他见面的时候，这个孩子什么也不跟我说，零口供，于是我就想，我要用我的方式去破解他的围城走到他的心里。

每天我们都会聊天提讯，天南海北什么都会聊，有一天我会就问他，我说小东啊，人都有一好，我上学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好学生，我喜欢唱歌，组组乐队什么的，你喜欢什么？这个孩子告诉我，阿姨我喜欢读书。就像在座的各位眼神一样，我不能想象这样孩子会喜欢看书。但是他好不容易打开了话匣子，我就顺着他的话问下去，你想看什么书？他说阿姨我想看高中数学题库。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阿姨你知道嘛，像我这样的孩子，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去高考了。

于是我给他找来题库，他不仅仅看而且认真地做，一做就是一下午。在每一次的提讯中，我都会给他讲课，天文、地理、语文、数学给他讲，看他那认真做题的样子，我会打心眼想这是多好的一个小孩，他应该在明亮的教室里，而不是带着手铐坐在我的面前。那么小东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在聊天中我发现，他来自于一个重组家庭，他的爸爸先后给他找了四任继母，每次带不同的女人回来的时候，都会跟他说，小东叫妈妈。你们能想象这个男孩当时是什么心情吗？

有一次，他的妈妈，亲妈给他拿了两万块钱让他去学校读书，他的继母跑到学校去把学费要了回来，说你学也没有用。小东为了这件事，回家找他爸爸，他觉得爸爸一定会给他作主，但是一个狠狠的耳光，彻底打碎了他的想法，他离家出走，摔门而出。就是这样，他住在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里，慢慢沾染到不良的习性，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孩子本性就不好，但是让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摊上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又会怎么样？

在我接触这么多违法犯罪的家长中，监护人的监护两个字在他们的脑海中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大多数是只管生不管养。我会接到这样的电话：喂，齐警官，这孩子我们管不了，你看着办；喂，齐警官，这孩子你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千万别让他回家。大家也许会觉得这种家长太奇葩了，我们不会这样，我们的孩子肯定也不会这样。

在我对青少年犯罪的这些多年的工作研究中我发现，百分之八十的孩子，都是因为家庭功能的失调，导致他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的是因为冷暴力，有的是因为家庭关系的疏离，但不管因为什么，只要家庭影响到这个孩子，他都有可能心理失衡。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一个中年人他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很辛苦。但是您不管再忙，再累，抽出五分钟的时间和孩子交流一下，真的有那么难吗？

在我和小东的接触过程中，我每天都会给他的爸爸妈妈打电话，希望他们能来看容所看看孩子，他的爸爸跟我讲：齐警官，来北京的火车票那么贵，我们买不起，你报销吗？到宾馆住宿钱我们花不了，再打电话就给我拉黑了。我在电话轰炸之下，他的妈妈勉为其难答应来一趟看守所，看看孩子。当时我印象很深刻，我和这个女人站在同道的这一边，小东带着手铐远远地向我们走过来，他刚刚看到妈妈的脸，还没有来得及讲一句话，眼泪唰地就流下来。

这个小伙子跟我接触了这么久，一滴眼泪都没有掉过，但是见到妈妈却哭的浑身瑟瑟发抖，像一个被遗弃的小动物一样，让我们忍不住想冲上前去抱一抱他。在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我们警察掏心掏肺说的再多，都比不上爸爸妈妈你们一个眼神，一个拥抱，哪怕是一个身影。

其实在我接触了这么多违法犯罪的孩子中，他们每一个都很优秀、有天赋。如果他们在学校，他们会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如果他们在工厂，他们会是非常优秀的学徒；如果他们在运动场上，他们会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偏偏带着手铐走坐在我这里，这是他们的不幸，更是我们的悲哀。也许有人会问我，齐警官，解决了原生家庭的问题，就一定能解决青少年犯罪吗？当然不能，但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却是这之中最为关键的。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打击犯罪是我们的天职，但是在这里，我想对在座的各位说，请好好爱护你们的孩子，不要让这样的错位反复出现，我希望从明天起，在我们的审讯室里，再也不要出现像小东这种稚嫩的脸庞。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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