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一个后进型工业化国家，也是一个成功追赶型国家。从工业化初期起，“赶超”便成为德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任务。从19世纪50年代起，德国经济迅速起飞，并在一战前夕超越法、英等老牌工业化国家，实现了赶超目标。本文从德国工业化历史进程入手，从生产函数（增长核算）的角度出发，分析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德国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德国为加快经济赶超建立的体制机制和采取的政策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跨跃“中等收入陷阱”的借鉴意义。
一、德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德国工业化开始进入到跨越发展阶段。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工业化起步较晚，但迅速超越法、英等国
德国工业化之初，法、英等较早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其技术水平已经相当成熟，积累的工业资本开始寻找海外市场。这为德国大规模投资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和资金基础。德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正是充分利用这一后发优势，大力引进英、法、美等国的先进技术和装备，从而使其工业革命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大规模投入和产出的基础之上，并直接获取了规模经济效益。1870年，德国工业生产能力和GDP总量首次超过法国。1913年，德国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工业强国。
（二）重工业发展迅速，并在短时间内上升为主导产业
英、法、美等国的工业化路径，是从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纺织业开始，之后经历轻工业的发展，再扩散到重工业和现代制造业等部门。与之不同，德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却从纺织业迅速转向以铁路建设为中心的重工业。1870-1913年，德国煤炭开采量从3400万吨增至2.77亿吨，钢产量从17万吨增至1832万吨，铁产量从139万吨增至1931万吨。除原材料工业外，从19世纪90年代起，德国机器制造业也开始快速发展。1850年至1913年，德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快于轻工业，到一战前夕，德国已建立起完善的工业体系，重工业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新技术新产业快速创新，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重要发源地
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德国在引进英法美等国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基础上，大力进行技术创新，并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除钢铁这一传统工业部门延续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增长势头外，德国尤其重视开拓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并进一步确立了在全球的优势地位。新的工业革命兴起，大大提高了德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生产力水平。1870-1913年，德国GDP年均增长率、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和人均单位小时GDP年均增长率（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高于同一时期的英、法两国。
（四）独特的资金来源，满足了工业化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德国没有经历英、法等国较长时间的资本积累阶段，工业化的“启动资金”是通过对内财富积累，对外财富掠夺获取的。其主要途径：一是在“普鲁士式农业发展道路”的农奴制改革中，向被解放的农奴索取巨额赎金；二是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作为战胜国得到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获得了阿尔萨斯省和洛林省的大部分矿产资源。这两个地方后来成了德国发展重工业的重要基地，吸引了英、法、荷及比利时等国资本的大量进入。三是通过建立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等渠道吸引社会游资。
二、德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原因分析
德国早期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数据较难获得，这给定量计算经济增长动力来源带来困难。因此，这里只进行较粗略的比较分析，把德国工业化过程中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与英法美等典型工业化国家进行比较，从中发现德国相对于其他先行工业化国家所具有的优势，进而考察德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一）较高的投资率
从19世纪70年代到一战前夕，德国的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一些年份甚至也高于美国（参见表1）。这期间，德投资率保持在20%左右，是英国的2倍多。德国的投资在两大领域非常活跃：一是直接引进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技术，并且购置大量机器设备；二是大量投资于铁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领域。以铁路建设为例，从1835年德国修筑第一条铁路开始，德在铁路方面的投资就呈上升趋势。铁路资本占全部资本的比重从1850年的2.8%提高到1870年的10.4%。德国政府之所以加大对铁路的投入，不仅因为铁路建设可以更好地整合各地的经济资源，而且以铁路为龙头可以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带动采矿、冶金、钢铁、煤炭和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部门的发展。
表1 典型工业化国家早期投资率比较
数据来源：摘自Kuznets（1961）。为简明计，合并了一些年份，并省略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中间的数据。
（二）快速增长的劳动力
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到一战前夕,德国人口高速增长，并从农业区向工业区大规模转移（即快速城市化过程，参见表2）。1870年-1913年间，德国人口增长不仅明显快于此前的50年，而且也明显快于同期的英、法两国。人口增长对德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内部市场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除本地居民外，从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开始，德国入境移民数量就不断上升，并逐渐取代了出境移民数量，成为劳动力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20世纪初，德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劳动力净流入国，从而满足了经济快速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相比之下，这一时期英法两国大量向美国移民，相当数量熟练技术人员流失，导致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减弱。
（三）不断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
德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源向高效部门再配置、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方式实现的。首先，德国高度重视通过增加教育投入来提高劳动力素质。德国政府把服兵役和受教育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1871年德国统一后，进一步增加了对教育的投入，这为德国发起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其次，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加快了内部市场的统一，密切了相关地区的经济联系。早在工业化初期，德国政府就重视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铁路加速了物资流通速度、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各地区、各产业和各部门的协调发展。第三，城市化快速发展，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了劳动生产率。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既是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也是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人口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生产率由此得到了提高。
表2 典型工业化国家国内人口情况 单位：（千人，年中值/%）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经济千年史》2003版的数据整理。
最后，德国作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引领者，新产业革命带动了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这期间，无论是重大科学技术成就的数量还是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人数，德国都遥遥领先于英、法、美等其他工业化国家（参见表3）。显然，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是德国工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表3 1851-1900年典型工业化国家科学技术力量的比较
资料来源：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第二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6页。
三、对德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解释
为进一步了解德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了导致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投入增加的政策和体制层面的原因：
（一）国家干预的工业化模式更有利于追赶型经济
作为一个后进型工业化国家，德国工业化选择的是国家干预条件下的工业化模式。国家政权强有力地干预经济，主导工业化进程：一是德国统一后，德政府实施了重工业优先政策。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迫使大量资金集中于重工业。铁路业的迅猛发展就是德国政府直接干预的结果。二是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德国政府通过高关税来保护（或推动）幼稚产业发展。19世纪70年代后期，容克地主与制造业资本家结成了“麦与铁”的同盟，共同要求实行高关税政策，以免英、法、美等产品大量进入对本国产业带来冲击，从而在国际竞争中保护了本国工业的成长。
（二）银行业与重化工业部门国有化、垄断化程度迅速提高
大规模铁路建设带来了银行业的繁荣。德意志银行等一些综合性银行最初就是为了向铁路等重化工业部门融资而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这些银行将分散在投资者手中的资金集中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和商业投机上，并且具有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信托机构等多重职能。相对于英、法、美等国，德国银行业的垄断化速度更快、国有化程度更高。1873-1906年间，德意志银行先后吞并32家银行，控股87家银行，控制了30亿马克的资本。1909年，柏林9大银行已占全国银行总资本的80%以上。在大银行的支持下，重化工业的国有化也在进一步发展。一战前，德国政府占有全国最大的44个矿山、12个钢铁企业、24%的发电设备和20%的食盐生产，经营着80%的铁路，还拥有许多公私联营企业的股份。而银行业和重化工业部门国有化、垄断化程度迅速提高，既是国家干预工业化模式的结果，同时也使德国企业在与英法美等企业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三）双轨制职业教育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
德国政府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双轨制职业教育体制为全社会培养了各种层次人才。年轻人一方面在职业学校学习理论知识，另一方面在企业中锻炼操作能力。同时，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知识技能的要求也在逐步提高。为此，德国政府通过开展现场工作岗位培训、手工业学徒培训等职业教育形式，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系统培训，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保障。此外，德国行业协会也推动农村劳动力积极参与相关职业培训，以适应进城后的职业转换。克虏伯等大型企业则建立起自己的工厂职业学校（厂校）。
（四）“官-产-学”的科技创新体制有利于创新
重视科学研究，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杠杆作用是德国赶超英法的有力保证。由于资源贫乏，德国政府为了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先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而后较好地吸收和鼓励创新。德国统一不久，德政府就掌控了科研主导权，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套科学研究体系。同时，政府还创办了大量的科技院校，培养了一大批工程师和科学家。德国政府不仅在理论上注重技术研究，在实践中也重视技术的运用，并通过将国内的科研机构、大学研究所和企业研发中心与生产紧密联系，形成了“以科研指导生产，生产促进科研”的机制，实现了将科研应用于工业发展中。
（五）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德国统一初期，为了解决正在凸显的社会矛盾、缓解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纷争，德国政府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德国政府从立法、财政倾斜等角度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相继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这一系列做法被视为“社会福利市场经济”。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德国建立了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有效缓解了阶级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提高了生产效率，不仅促进了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出现，还为德国成为经济强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四、对我国的一些启示性结论
尽管我国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位，但仍未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仍未完成、追赶工业化国家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的成功典型，德国工业化进程对我顺利实现工业化，跨跃“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在强调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国家有意识地对宏观经济加以适度的干预、调节和控制。这一体制对我国顺利实现工业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当前，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仍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社会成本，又要努力克服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病，通过推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重大发展战略、加强产业引导、规范企业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等措施，推动工业化进一步发展。
（二）努力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通过引进英法等国的先进技术，以及坚持自主创新成功赶超了英法等国。这对我国推进创新发展战略带来重要启示：在追赶发达国家过程中，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是一条捷径。但近年来，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逐渐缩小，发达国家对我国的高技术“封锁”更趋严格。这需要我国将技术进步的基点放在自主创新上。因此，我们要借鉴德国的经验，通过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在重大基础理论和技术进步方面实现自主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此外，我国还要借鉴德国“官-产-学”的科技创新体制，将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三）增加人力资本投入，不断提升劳动者素质
对于后工业化国家而言，要缩短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发展教育事业是重要途径之一。德国通过增加教育支出，尤其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提高了劳动者文化知识与技能，而且促进了经济迅速增长。当前，我国人口红利在逐渐下降，但劳动力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大潜力。为此，我国一方面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义务教育年限，为工业化提供人才支持；另一方面，要调整教育结构，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和普遍高等教育同步发展，扩大职业技术培训，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知识与技能。
（四） 积极稳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德国城市化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通过工业化创造就业岗位，通过城市化促进劳动力转移。同时，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正面临重要机遇。城镇化的发展，将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高效率的城镇就业岗位上，是推动我国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所在。在城镇化过程中，我国要借鉴德国的经验，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坚持城镇化与工业化、城镇化与就业岗位协调发展，通过就业岗位吸引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通过加大就业培训使之适应新的岗位，不能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
（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带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铁路建设作为德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成为工业化和重化工业化的核心。我国国土面积大、各地区地理条件差异较大，进一步发展高速铁路，完善高速铁路网，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轨道交通等），不仅仍具有一定的潜力，而且对加强各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促进相关产业增长，以及稳定经济增长等，都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鉴于我国铁路建设投资不足的实际困难，国家应在体制机制和宏观政策上引导社会资金进入，促进铁路沿线土地资源开发和经营，并积极鼓励高铁项目进入世界市场。
（经济预测部 张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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