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第5讲

第5讲 十七年诗歌、散文与戏剧

【本讲要点】 与十七年的农村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类似，十七年的诗歌、散文与戏剧创作同样是左翼传统（马克思历史主义叙事）逐步压制、取代五四传统（黑格尔历史主义叙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来自五四的写作传统亦不地创造机会表达自身，直至最终以失败告终。

【1】 十七年诗歌创作

「A」 关于现代诗歌“传统”的界定与讲述

● 1949年后当代诗歌创作首先面对的问题即自身的“血缘”身份问题或合法性建构问题。整体看来，古典诗歌与民间诗歌被视作了直接资源，且因受毛泽东个人审美倾向与“人民”文化思想的影响，于其中起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是民歌。（1958年：新民歌运动）

● 五四以来的新诗整体上被边缘化了（仍是“资源”），但在其内部被新的方法所界定与重构。

其中，解放区诗歌传统被当成一种较为有效的经验在十七年中被介绍、被发扬，而更多的现代诗歌被排斥出资源的范围。

代表文本：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以政治标准（“阶级立场”）重构诗歌的等级秩序，即两个对立的“阵线”：一为革命传统，如郭沫若、蒋光慈、臧克家、蒲风、艾青、田间、袁水拍、李季、柯仲平、阮章竞等，一为资产阶级诗歌，如胡适、徐志摩、李金发、早期戴望舒。

1958年后，这种区分被上升为“主流”与“逆流”之分。

● 对现代文学传统“传统”的重构暗示了新的诗歌路向。它要求每诗歌服务于政治、要求它与“现实生活”与人民大众密切结合，而不止于“个人”的主观体验型写作受到排斥。

「B」 现代诗人的“末路”与困境

● 在这种对“传统”的新的界定与描述下，“主流”必然趋于窄化。部分现代诗人被排斥出诗坛之外，成为沉默者与失语者，甚至蒙难。

“七月派”：胡风、阿垅、鲁藜、彭燕郊、冀汸、曾卓、绿原、胡征、牛汉，等等。

“西南联大诗人群”：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祁、唐湜，等等。

穆旦的最后绝唱——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每一片叶子标记着一种欢喜，

现在都枯黄地堆积在内心。

（穆旦：《智慧之歌》，1976）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穆旦：《冬》，1976）

● 与这批被强行推入艺术“末路”的诗人相比，另外一批现代“老诗人”则因其特殊的革命经历或文坛声望而继续获得写作的权利与空间，甚至上升为文坛瞩目的新中心人物，如郭沫若、艾青、何其芳、田间、臧克家、冯至，等等。

“何其芳现象”：思想进步、艺术退步。

否定、删改、重编旧作之风气。

偶有佳作——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呵，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何其芳：《回答》，1954）

「C」 十七年主流诗歌写作潮流

●“写实”倾向：叙事诗

“写实”倾向的诗歌与同时期小说的追求类似，是以承担动员功能或合法性论证为目的。它们向小说学习，以“新的世界、新的人物”之叙事诗见优长，长篇叙事诗因其对长时段故事的组织优势，更见发达。

《王贵与李香香》之作者李季新著《杨高传》、《玉门诗钞》（“石油诗人”）；

闻捷以“牧歌”情调处理颂歌的《吐鲁番情歌》、《复仇的火焰》（三部曲《动荡的年代》、《叛乱的草原》、《觉醒的人们》）

以及：张志民、阮章竞的部分作品。

● 抒情倾向：政治抒情诗

50年代，年青诗人的抒情诗传诵一时。

公刘（云南军队）的《西双版纳组诗》；

邵燕祥的《到远方去》（1955）；

李瑛的《野战诗集》、《献给火的时代》；

60年代“两大抒情诗人”：贺敬之、郭小川

贺敬之：《西去列车的窗口》、《雷锋之歌》，等。

郭小川：《致青年公民》《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将军三部曲》、《望星空》、《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甘蔗林-青纱帐》，等等。

● 民间诗歌与少数民族诗歌：《阿诗玛》、《百鸟衣》、《嘎达梅林》、《六世达赖（仓央嘉措）喇嘛情歌》。

【2】十七年“散文”的概念及其发展

● 散文概念素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者，指抒情性散文，即五四之“美文”。

鲁迅对此类美文评价甚高，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

广义者，则扩大至叙事类（如通讯、报告）及议论类文章（如杂文）及回忆录、人物传记诸种样式。

● 50年代，因新中国建设与朝战爆发的需要，通讯、报告、特写等叙事类居绝对主要之位置。

一时优秀散文作家辈出。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依依惜别的深情》，巴金的《英雄儿女》——都以记录战争中人道英雄主义而知名。

魏钢焰、黄宗英、穆青（《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作者）皆是新中国新生活的忠诚记录者。

● 50年代后期，抒情性散文起“复兴”之要求，文学界普遍希望散文能重回至历史宏姿之下个体情感与经验的表达。

抒情性散文在“百花文学”期间与60年代初期文艺政策“调整”期间，有两次复兴热潮。

“三大散文家”——杨朔（《香山红叶》《荔枝蜜》《茶花赋》、以追求诗意为显著特点，“开头设悬念，卒章显其志”是其明显结构特征）、刘白羽（《长江三日》）、秦牧（《古战场春晓》《花城》）。

此外，曹靖华、吴伯箫、菡子、郭风、何为、冰心等，皆有佳篇问世。

【3】 十七年戏剧创作

● 解放区旧剧改造：《兄妹开荒》、《白毛女》，等等。1949年后，党接管国家文艺体制与资源，戏剧因其与民众审美经验的相对切合，受到特别重视与扶持。50年代戏剧领域形成了由国家支持的“会演”制度，大有益戏剧之良性发展。

● 老舍（1899-1966）是十七年期间唯一取得世界影响的剧作家。共创作剧本23部，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其中《龙须沟》、《茶馆》、《女店员》诸作皆堪优秀。

《茶馆》取近代中国的三个历史断面（1898年秋，袁死后民国初年，抗战结束），通过“小茶馆、大社会”的图卷式方式，展示了半个世纪中国的风云变迁。

旗人常四爷（“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秦仲义、王利发诸人的坎坷命运，他们在作品最后自己烧纸为自己送葬的举动，宣告了旧的时代的丧钟。

● 其他“老作家”——

郭沫若：《蔡文姬》《武则天》，“翻案”剧作；

田汉：新作《关汉卿》，改编传统戏曲《白蛇传》、《西厢记》等；

曹禺自悔少作，另创《胆剑篇》、《明朗的天》、《王昭君》等剧。

● 与老作家并存于舞台的，是从革命岁月锻造、成长起来的一批新剧作家。

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等的《年青的一代》，皆探讨如何在新的环境中保持革命之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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