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农业

先秦农业

我国传统农业耕作和栽培技术的特点是想方设法从选种、耕作、播种、中耕除草、灌溉、施肥、防治病虫害到最后的收获，给予农作物以最好的生长条件，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精耕细作，来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目的。而精耕细作这一优良技术传统的初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奠定下了。

一、农业环境

农业是以生物体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的经济再生产的过程，它对自然环境有直接的依存关系。要掌握先秦农业的特点，必须了解当时的自然环境。限于材料，这里只能对先秦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环境进行一些重点考察。

黄河流域的土壤

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先秦时代主要农业区，它绝大部分为黄土所覆盖。黄土由极细的土砂组成，疏松多孔，土层深厚。它是一种未经风化或风化程度微弱的土壤，土壤颗粒中的各种矿物质，包括极易溶解的碳酸盐，大体上仍然保存着。由于含有较多的碳酸钙，黄土呈碱性，土层内形成柱状纹理。这种土壤肥沃疏松，在使用简陋工具的条件下，是很适于垦耕的。

　　在这一大区域中，各地土壤也有差别。黄土高原主要的原生黄土（由风积而成）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土壤，《禹贡》称之为“黄壤”。黄河下游平原列为次生黄土（由冲积、洪积而成）以及在这基础上形成的土壤。黄河下游平原和黄土高原的某些盆地常泛盐碱，土呈白色，即《禹贡》所称之“白壤”。另一些地方夹杂着粘土和沙姜层，即《禹贡》所称之“下土坟垆”。东方齐鲁丘陵区，由于雨量丰富和森林较多，形成富含腐殖质的森林草甸土，即《禹贡》所称之“坟”。但沿海亦有大片瘠薄的盐渍土，即《禹贡》所谓“海滨广斥”。

原隰薮泽

黄土高原除高山峻岭外，主要地形是“原”、“隰”两种。平坦的高地叫“原”，低阶地叫“隰”。当时原的面积比现在大，而数量比现在少，不象现在这样千沟万壑，给当时的交通和农垦提供了方便。黄河下游是广漠的平衍之地，除两侧的嵩山和泰山山区外，山岭不多，在低隰的平原中每有突起的孤丘，往往成为人们聚居之处。

　　江河水面宽阔，沮洳薮泽遍野，是黄河中下游先秦时代自然景观的一大特点。《管子·揆度》载，“共工之王，水处者什之七，陆处者什之三。”《淮南子·地形训》说大禹治水前“凡鸿水渊蔽，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数字不必拘泥，但当时到处是涝洼积水的情况是可以想见的。直到两周，华北地区还保存着不少大薮泽。据《禹贡》、《周礼·职方氏》、《吕氏春秋·有始》、《淮南子·地形训》和《尔雅·释地》所载，除重复和混入的外，共有大薮泽16 个，大部分在华北地区。其中在今河北省的有大陆钜鹿，在山西省的有昭余祁、焦获，在山东省的有雷夏、大野、■■、菏泽，在河南省的有孟诸、圃田、荥播，在陕西省的有弦蒲、扬纡，在宁夏、甘肃省间的有猪野等。山东省海边一带的涝洼地则称“海隅”。这只是荦荦大者，较小的薮泽和与泽相连的沮洳地更是不胜枚举。

这种自然景观在《诗经》等文献中多有所反映。如《大雅·韩奕》把“川泽汗汗，鲂■甫甫”的“韩”地（在今河北固安县境）歌为“乐土”；《曹风·侯人》描写了捕鱼的水鸟鹈鹕停驻在鱼梁上；《曹风·下泉》则反映了地下水冒出地面的情形。郑诗、卫诗、陈诗也多谈到池沼中的水草和乘舟济涉等情事。黄河中游情况也是这样。例如汾河旁边当时就是大片的沮洳地。《禹贡》和《诗经》中谈到黄土高原的两条“漆沮”：一为岐周之漆沮，这漆水纳雍水（今涬水），后入渭。雍水因“川雍为泽”而得名，亦称沮水。《周颂·振鹭》：“振鹭于飞，于彼西■”；《周颂·潜》：“猗彼漆沮，潜有多鱼”，都是描写它。另一条是泾东之漆沮，它与石川河有关，是与焦获泽连在一起的。在郑国渠未修前，这里是沼泽纵横、草木丛生、麋鹿成群的猎场，所谓“漆沮之从，天子之所”，就是指这条漆沮。　　

在荒远的太古时代，经常发生河道的自然堵塞，大雨时至，江河漫溢，遍地流潦是很自然的事。黄河流经结构疏松、植被较少、易于侵蚀的黄土区，挟带着大量的泥沙，更易泛滥。这样，在相对低洼的地方必然形成无数的沼泽沮洳。所谓“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尤其是黄河下游，原是一片浅海，黄土沉积虽快，一时也填不满；这里的沼泽相当一部分可视为旧日海底的遗迹。

气侯

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除西周早期经历了一个寒冷时期外，普遍比现在温暖。《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位于今山东郯城县附近的郯国曾因家燕的最初到来确定春分，现在家燕春分时只到上海，十天到二十天后才到山东泰安等地。先秦竹类分布的北界比现在往北推移1-3°。按这两项事实推算，先秦时代黄河流域一月平均气温比现在低3—5℃，年平均气温低1.5—2℃。后世只见于热带、亚热带的某些动物，如象、犀牛、獐、竹鼠、獏、水牛等，在华北新石器时代和殷周遗址以及有关文献中，亦有所发现。

　　黄河流域春季干旱多风，夏秋之际多雨易涝的情形自古已然。《夏小正》记载夏历一月“时有陵风”，三月“越有小旱”，四月“越有大旱”，七月“时有霖雨”。卜辞中冬春两季有明显的盼雨、贞旱、求雨的卜辞以及缺雨的记载，表明当日的安阳与今日相似：年雨量变化颇大，常苦干旱，尤以冬春两季为甚。《邶风·终风》谈到“终风且暴”、“终风且霾”、“终风且曀”；《尔雅·释天》说“风而雨土曰霾、阴而成风曰曀”，正是春旱多风的黄土地带特有的现象。干旱是当时农业生产的最大威胁之一。另一方面夏秋间的霖雨也常常造成灾害。

森林

先秦时代黄河流域的森林比今日多。但据《诗经》中木本和草本植物出现地点的统计分析表明，当时的森林一般生长在山岭丘陵和低隰地，而黄土高原和平原一般是莽莽的草原。草原植被中最有特征意义的是耐旱耐盐碱的蒿和莱。《诗经》所载四十一种旱生的草本植物中蒿属就占了十种之多。先秦文献中把荒地称为“草莱”，田休耕后就长满了莱，故休闲制称为田莱制。这种情况和二十多年来对第四纪黄土区域若干地点孢粉分析的结果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正是这种半干旱草原自然景观的生动而扼要的记实。

黄河中下游的特点

总的看，先秦时代黄河中下游农业环境有以下特点：（一）广大地区覆盖着疏松肥沃的原生或次生黄土；（二）在黄土高原和平原上，到处是长满蒿莱的草原，只有局部地区有森林；（三）薮泽沮洳很多，涝洼积水严重；（四）春旱多风，秋雨易涝，但气候比今日温暖，在半干旱草原为主的自然景观下，在沮洳薮泽及其周围地区即可以形成气候比较湿润、植被比较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

　　上述特点对先秦农业发生极大影响。它使黄河中下游成为我国农业发生最早的地区之一，并较早脱离了山地、向河流两岸平原地区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是以种植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但稻作分布比后世为广。当时在平原地区发展农业，排涝是突出的问题，由此形成以排水洗碱为目的的沟洫系统及与此相关的一套农业技术，成为战国以前黄河流域农业的最大特色。广大的草原隰皋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地盘。而以山林川泽为大本营的狩猎、采集、捕鱼等，在整个先秦农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黄河中下游的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处于蒙新高原范围之内。由于海拔较高，距海较远，雨量稀少，形成大陆性气候，土壤发育不良。总的来讲，呈现干旱草原与沙漠相间分布的自然景观，是我国历史上游牧民族活动的广阔舞台。但不同地区间的差别往往是很大的。如东北地区离海较近，雨量较多，森林密布，有肥沃的黑钙土，宜于农耕。内蒙阴山以南河套地区虽靠近蒙新高原，实为黄土沃野的一部分。新疆部分地区或处草原沙漠区的边缘，或为内陆河流所流经，形成沙漠中的绿洲，存在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

长江流域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全流域温暖多雨。下游三角洲有大片冲积平原，中游有江汉平原，上游有成都平原，土壤肥沃，具备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这里河湖密布，地势卑下。《禹贡》中荆、扬二州土壤均为“涂泥”。《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江南卑隰”。

　　在这种自然条件下，长江流域很早就发展了以种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先秦时代，长江流域还有一特殊地理现象，这就是“潜”、“沱”。《禹贡》荆州、梁州都有“潜、沱即道”的记载。《召南、江有汜》提到“江有汜”、“江有沱”。所谓沱，就是江水漶漫，或汇为湖，或别为支流的现象。所谓潜，就是山泉涌流所汇成的水面；水潜出后复伏流者为汜。长江流域的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学会利用这种自然现象修筑陂湖塘堰，用以灌溉稻田。长江流域以南地区，包括云贵高原、两广、福建、台湾和湘、鄂、赣的南部，除珠江三角洲和河谷、海滨平原滩地外，全区山脉连绵、丘陵起伏、河川纵横、高温多雨。这里很早就是人类生息活动的地方，农业发生也不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晚，但因森林较多，大规模的开发是较晚的。

二、农具的发展

先秦农具的发展变化，为推进农业技术发展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制作材料的发展

　　首先表现在制作材料方面，经历了石、木、骨、蚌农具→青铜农具→铁农具三个发展变化阶段。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时期，除了大量使用较精制的石斧、石■、石■等农具外，还大量使用木器和骨器以及一些蚌器。考古学资料说明，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己有最早的铜器发现；龙山文化为铜石并用时代；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则进入了青铜时代，与“禹穴之时以铜为兵”的传说相一致。青铜农具较多地出现是在青铜冶炼已相当发达的商、周时代。出土青铜农具的种类有臿、铲、 、镰等。青铜农具的出现是我国农具材料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青铜农具比之木、石、骨蚌农具轻巧锋利，硬度大，对劳动效率的提高有着重大作用。郑州二里岗商城遗址中发现过一个以铸造青铜 为主的青铜作坊，并有 范出土，说明青铜 使用、生产得较多。 是用以垦荒和深翻的农具，而垦荒造田是当时重要的农事活动，青铜 在这里最能发挥它的作用。不过，青铜农具还不能完全取代石器，只有铁器才能做到这一点。基本上完成了金属农具代替木、石、骨、蚌农具过程的时间是春秋中期以后，战国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管子·海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孟子·膝文公上》“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都反映了铁农具已为农家所通常必备的事实。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质量又有提高，大多使用韧性铸铁制造，具有坚硬锋利、刃口耐磨和耐冲击的性能，大大增加了使用寿命。

种类和形制的发展

随着农具制作材料的变化和农业耕作的需要，农具的种类和形制也不断有发展。原始社会时期的农具一般可以分为发土、收割、加工三大类。商周时期，原始发土农具耒耜仍普遍使用，但形制有发展，出现了双齿耒。传说夏禹“身执耒臿，以为民先”《韩非子·五蠹》，推测臿可能在夏代或更早些时候就出现了，它是适应农田开沟洫而发展起来的挖土农具。耰，是这时期出现的另一新农具，《说文》：“耰，摩田器也”，当为碎土平田的整地农具。钱、镈也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农具，《王祯农书》均称为“古耘器”，即形制不同而功用略似除草的工具。这些农具的出现，反映在整地和田间管理上比原始社会农业有了明显进步。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有 、镰、臿、锄、铲、耙、犁铧等，基本上已能适应开垦、耕翻、平整、除草松土、收割等主要生产环节的要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同时，在战国时的魏、燕、赵、秦等地区都有铁犁铧出土，说明战国时牛耕已逐渐被广泛采用。从木、石、骨、蚌农具到铁农具的发明、使用是生产工具上的革命；从完全的人力耕作到利用畜力是农耕动力上的革命。这两项革命对推动耕作技术的革新和奠定精耕细作传统的基础均有深刻影响。

　　图十七辉县出土铁工具1.铲2.V 字形犁头3. 4.凹字形铁刃臿5.一字形铁刃臿

三、历法的起源

物侯历和物侯诗

根据国内外民族学资料推测，在农业发明前，原始人类在长期的采集、渔猎生活中已积累了初步的物候和气象知识。农业产生后，由于掌握农时季节的需要，对物候的观察更加深入，从而成为人们掌握农时的最早一种手段。商、周时期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物候历和物候诗：《夏小正》和《诗经·豳风·七月》。《夏小正》经文只有463 字，按一年十二个月分别记载物候、气象、天象和重要政事，主要是有关生产的农耕、蚕桑、养马等。举“正月”的记载为例：

物候：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音gòu，鸣叫之意），鱼陟负冰，囿有见韭，田鼠出，獭祭鱼，鹰则为鸠，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气象：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

　　天象：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

　　农事活动：农纬厥耒，农率均田，采芸。

　　从以上记载看，一是反映出远在三千多年前我国的物候观测内容已很丰富。植物方面，对草本、木本都进行了观察；动物方面，凡鸟、禽、家禽和鱼类活动都己注意到了。二是记载时把物候与农事并列，说明我国很早就把物候知识用来为农业生产服务了。

二十四节气

历法是人们为了社会生产实践的需要而创立的长时间的纪时系统。我国古代历法起源很早，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出现原始历法。我国独创的二十四节气在古代历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为了农业生产需要而发明的。节气是太阳位置，也即气候寒暖的反映，与农作物生长、收成有密切关系，所以农民对它非常重视。

二十四节气是逐步产生的。首先产生的是冬至、夏至。《尚书·尧典》关于“四仲中星”的记载，就是用四组恒星黄昏时在正南天空的出现来定季节的方法。所谓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据研究，“四仲中星”这项观象授时的重要成果至迟到商末周初已取得。《左传·鲁僖公五年》记载鲁僖公曾于“日南至”那天登观台观看云色，并说当时“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分”、“至”、“启”、“闭”就是两分、两至、四立，说明春秋时已有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八个节气了。虽然全部二十四节气名称在西汉初的《淮南子·天文训》中才出现，但战国末成书的《吕氏春秋》中已记载有二十四节气的大部分名称。秦统一时制订的颛顼历，把历元定在立春，也证明二十四节气产生在秦统一全国之前。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便于掌握农时，因而我国民间一直沿用至今。

农时概念

物候历、物候诗和二十四节气的出现，说明在农业生产中人们对农时的重视。农时概念肯定在原始社会农业出现后即已萌芽，但文字记载则最早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如关于耕垦的，“王大令众人曰：■田（集体耕作）。其受年？十一月”，关于种植的，“贞：椎小臣令众（奴隶），黍（种黍），一月”；关于畜牧的，“获刍（割草），七月”等。西周时期，农时在《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中更有了详细记载。至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深刻认识到“不违农时，谷不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而且统治者已采取一些措施以保证农民及时耕种，如农忙时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军旅）。庶民“不冠弁（成年礼）、娶妻、嫁女、享祀..”《吕氏春秋·上衣》等。

四、农耕技术

农业土壤知识的积累

自从我们先民利用土壤肥力，刀耕火种以获得农作物收成的时候起，便不断地积累起有关农业土壤的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以前，人们已认识到“百谷草木丽乎土”《易·离象传》，对“土”和“壤”尚无明确区分。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土”和“壤”的概念开始形成，《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辨十有二壤..”，把土和壤作了明确区别；还说前者是为了“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诗经·周颂·良耜》；后者是为了“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吕氏春秋·任地》。由此可看出“土”是泛指土地，“壤”指的则是农田土壤。

土壤分类、分级的概念

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还有按质地、色泽、肥力等为标准的划分办法。记载这方面成就最系统的著作是《禹贡》和《管子·地员》。如《禹贡》中把全国“九州之土”划分为白壤、黑壤、白坟、赤埴墷、涂泥壤、坟垆、青黎（黎，黑色）、黄壤九类。

　　从《诗经》中反映出西周时期人们已认识到施肥能使作物生长良好。

战国时期进一步提出了“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的土壤生产力可以变化的辩证观点，为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奠定了理论基础。《管子·治国》：“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在农业生产中提出了“因地制宜”的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已总结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一是因土耕作，要因地势高低，定耕地措施；因土质不同，定耕地先后；因土壤水分，定耕地时宜。二是根据地势的高下、土壤的肥瘠来安排农作物的种植，《管子·立政》：“相高下，视肥 ，观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荀子·王制》中也说：“相高下，视肥 ，序五种。”因地布局农、林、牧、渔生产的思想春秋时已出现，公元前548 年，楚国■掩提出要“功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堰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周礼·地官·大司徒》中的“土会之法”也是一种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渔生产的设想。

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发展

先秦农业耕作制度的发展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刀耕火种的“生荒耕作制”，人们用石刀、石斧砍倒树木，然后放火焚烧，既开辟了土地，灰烬又是天然肥料，种植几年后，肥力完了，就丢荒另开辟新地。根据浙江余姚河姆渡和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的氏族村庄遗址看，人们已过着较长期的定居生活。据此分析，大约五六千年前，我国有些地区已进入了耜耕的“熟荒耕作制”阶段。这时，可以在几块土地上轮流倒换种植，不必经常流动到别处去新开荒。夏、商、周时期，熟荒耕作制普及盛行，而且技术上得到进一步发展，有计划地耕种和休闲，地力不像以前那样完全靠自然的过程来恢复，采取了“肖田”、“灌茶”、“烧薙行水”的措施，在休闲地里灾杀草木，以助地力的恢复。这种熟荒耕作制，《诗经》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薄言采芑，於彼新田，於此葘亩”；“嗟嗟保介，维莫（暮）之春，亦有何求，如何新畲？”《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指出这是一块农田在三年中所经过的三个不同利用阶段，即第一年休耕长草，任其恢复地力；第二年清除草木，复垦为田，故谓新；第三年整治成熟，继续利用。春秋战国时期，耕作制已开始从菑、新、畲的休闲制逐步向土地连种制过渡。《周礼·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不易之地，岁种之”；“一易之地，休一岁乃复种”；“再易之地，休二岁乃复种”，这是根据土壤肥瘠划分的。说明在肥沃的土地上当时已采用连年种植的方式。《吕氏春秋·任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指的是禾、麦轮作复种制。战国晚期在我国有的地方轮作复种技术已开始萌芽，它为合理利用土地，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土壤耕作方面，西周时出现了垄作。《诗经·小雅·大田》：“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畝”。这些记载表明西周时亩已普遍存在。“亩”是高出地面的一种畦畴，也就是垄。随着垄作法日渐普及，亩逐渐趋向于规格化，一般以宽六尺，长六百尺为一亩。由于亩的大小逐渐固定，以亩为单位来计算面积也较方便，便由耕作方式演变成了一种地积单位。春秋战国时期，亩又叫“畎畝”，并形成了“上田弃亩，下田弃畎”的耕作法。就是说，在高田里将作物种在畎（沟）内，而不种在亩上，有利抗旱保墒；在低田里将作物种在亩上，而不种畎内，有利于排水防涝。对畎和亩的作法有一定的技术规格要求，即“亩欲广以平，畎欲小以深”《礼记·月令》。这样的亩能“下得阴，上得阳”，使作物生长发育良好。至于亩的耕层构造也要求上虚下实，即所谓“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者”。由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和畜力的使用，为深耕准备了条件。《吕氏春秋·任地》：“其深殖之度，阴土（湿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前二句讲的是对土壤深耕的深度要求，后面四句讲的是深耕的作用。这时还提出了“疾耰”、“熟耰”的整地要求。“疾耰”就是在耕地翻土后及时将土块打碎；“熟耰”就是将土块打得很碎。这一技术要求是适应了黄河流域春多风旱，水分蒸发量大的气候特点而出现的。耕地翻土后把土块及时打碎可切断土壤毛细管的蒸腾作用，减少水分蒸发，以利播种。《吕氏春秋·任地》中还提出“凡耕之大方：力（坚密）者欲柔（疏松），柔者欲力；息（休闲）者欲劳，劳者欲息；棘（瘠薄）者欲肥，肥者欲棘；急（保肥力强）者欲缓（保肥力弱），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的耕作五大原则。反映出春秋战国时期在土壤耕作方面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农田水利技术

史称禹“尽力乎沟洫”，说明夏代已开始有田间沟洫。《尚书·梓材》：“若稽田，既勤敷葘，唯其陈修，力厥疆畎”；《诗经·大雅·绵》：“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宣”是宣泄，即开沟排水。这种沟洫当时主要用于排除田间积水。

　　人工灌溉，西周时也已出现，《诗经·小雅·白华》：“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意即利用滮池之水灌溉稻田。又《诗经·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挹彼注兹”就是取水灌溉之意。以上说明西周时已掌握引水灌溉和取水灌溉两种人工灌溉方式。水源的利用，除河水外，泉水也已被利用。《诗经·大雅·公刘》：“观其泉流”，就是考察泉源，利用泉水进行灌溉。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农田沟洫制度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及其灌溉渠系。这时期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的特点是：工程规模从中小型突破到大型；工程技术开始从单纯泄洪和灌溉走向防旱、防沙、填淤、洗碱，以至航运等综合利用；水源则从地面水利用发展到地下水的开发；以及因地、因水制宜发展成多种类型水工建设。这时期先后出现的著名农田水利建设工程有：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至今仍有效益的防洪灌溉分水工程都江堰，大型渠系灌溉工程郑国渠和多首制引水工程漳水渠等。

关于灌溉技术，古文献中只有零星的记载。《吕氏春秋·任地》中有“甽（畎）浴土”，可能是一种深沟灌水法，除浸润作物外，并有浴洗盐碱土壤，溶解带走有害盐分的作用。《周礼·地》中有关于灌溉渠系分水、配水和排水情况的记载：“稻人，掌稼下地，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即修筑陂塘等蓄水工程为水源（以潴蓄水）；挖渠筑堤束水导入干渠不使水流失（以防止水）；由干渠分流支渠，再到斗渠，水平缓而畅流（以沟荡水）；通过沟渠平均地把水分流到田头小沟（以遂均水）；然后再由小沟流入田间，四围筑起田埂留住水（以列舍水）；有涝情时则通过大浍排泄到川中（以浍泻水）。

井灌在战国时相当普遍，而且已从抱瓮灌溉发展到使用简单的提水机械——桔槔进行灌溉。

施肥技术的出现

《诗经·周颂·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西周时人们已认识到腐烂在田里的杂草，能使作物生长茂盛。我国施肥技术明确见于文献记载的还是在战国时期。《荀子·富国》：“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韩非子·解老》：“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溉”；《吕氏春秋·季夏纪》：“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期农田已普遍使用肥料而且同培肥田土联系在一起。《周礼·地官·草人》记载说：“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同时，指出了具体的土化方法。所谓“土化之法”，据郑玄注释，就是“化之使美”，即用粪肥改良土壤的意思。以肥改土技术在我国不仅发明得早，而且成为我国以后农业生产中的一个优点。

选种和播种技术

当人们把野生植物加以驯化栽培时就需要有所选择，所以选种的历史很悠久。我国古代农作物选种和品种概念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诗经》。

　　《诗经·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糜维芑，维糜维芑”。“嘉种”，孔颖达《疏》：“善谷之种”，即良种。《毛传》解释秬、秠、糜、芑分别为黍和菽中的二个不同品种。反映出周代已有作物品种和良种的概念。关于作物的不同类型也有记载，《诗经·幽风·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诗经·鲁颂·閟宫》：“黍稷重穋，稙穉菽麦”。《毛传》：“后熟曰重，先熟曰穋”；“先种曰稙，后种曰穉”。可知这些是指收获期的迟早和播种期的先后各不相同的类型而言。事实上，西周时的作物种类和品种之多远超过这些诗句中所列举出来的。

　　播种前的选种工作，西周时也已出现。《诗经·大雅·生民》：“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其中“种之黄茂”、“实方实苞”讲的就是选种。“种”在这里作动词用，为选种之意；“黄茂”是光润美好之意：“方”和“苞”为大而饱满之意。总起来的意思就是说要选择色泽光润美好和大而饱满的籽粒为种子。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播种很重视，播种技术也相当进步。在播种方法上提倡条播，认为条播有“茎生有行，故遬（速）长；弱不相害，故遬（速）大”的优点。在播种密度上指出“慎其种，勿使数（密的意思），亦无使疏”：并注意到“树肥无使扶疏，树硗不欲专生而族居”，即肥地宜密，薄地宜疏，要合理密植的意思。在覆土要求上是“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在株行距上则要求“衡（横）行必得，纵行必术”，做到“正其行，通其风”，即要求纵横成行，保证田间通风。出苗后还要“长其兄而去其弟”，即留强苗间去弱苗。

田间管理技术

原始农业生产中只有播种、收割和产品加工三个环节。到了商、周时期，田间管理已发展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甲骨文中的“遬”，古文字学家认为是双手壅土培苗的形象。那么，田间管理中的除草、培土技术当萌芽于商代，《诗经·小雅·甫田》：“今适南亩，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毛传》：“耘，除草也；籽，■（壅）本也”。《诗经·周颂·良耜》：“其镈（锄类）斯赵，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这两段诗反映出西周时已用金属制的镈来除去田间杂草，并认识到中耕除草对作物生长所起的良好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进一步提出了“易耨”、“熟耘”，即多除草，除干净的要求。《吕氏春秋·任地》中提出的“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就是这个要求的具体化。

　　“秉畀炎火”，以火治虫的技术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已采用。战国时期还用深耕的办法来消除或减轻草害和虫害，《吕氏春秋·任地》：“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

五、作物

粮食作物，古代称作谷。谷的品种相当多，故有“百谷”之称。其中主要的品种，是“五谷”。《孟子·告子》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关于五谷的解释，说法不一，而多用以指黍、粟、麦、稻和大豆。这五种谷，在先秦时期固然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一直到现在还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保持它们的传统地位。

黍

甲骨文中黍字作■，上部系穗形披散，正是黍的特征。黍原产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发现。《夏小正》中有种黍、耰黍的记载。卜辞中黍字凡百余见，其他粮食作物的字多者数十见，少者数见、一见。黍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亦占各种作物的名称的首位。可见黍在夏商西周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这是因为黍有耐旱、耐碱、生育期短的特点，正好与黄土地区干旱多盐碱地的自然条件相适应。黍类与杂草竞争能力强，尤其适宜在新垦田中种植，在农垦之初种植特别普遍。但它的产量不及粟，其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亦次于粟。

　　到了春秋时代，黍的地位明显下降。《春秋》重视禾麦，罕言黍。人们以黍配鸡饷客，可见黍是比较珍贵了。但在北方，黍仍然保持它作为主粮的地位，如《孟子·告子》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征时沿途国家多以■麦相饷。■也是黍属，粘者为黍，不粘者为■。

粟

粟，在先秦时代亦称禾、稷、齋。粟耐旱，也是黄土地区天然适应性的植物，被公认原产于我国黄河流域。从考古材料看，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即已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甲骨文中禾字作■，表现了粟穗攒聚下垂的特点，是粟的原始象形字。由于粟早已是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卜辞中的禾已成为粮食作物的共名。于是又出现了齋作为粟的专名。甲骨文中，齋字出现的次数仅次于黍。在《诗经》中，禾是谷类总名，间或亦作粟之专名，而更多是以稷名粟。稷之未秀者称苗，稷实称粟，好粟为粱。稷在《诗》中出现次数虽比黍略少，但加上其别称禾苗，粟及别称粱、秬、芑，则出现次数多于黍及其别称，正与粟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相当。春秋时代，黍好吃，但产量低，为贵族常食，一般平民以稷为食，丰年亦食黍饭，如《周颂·载芟》：“或来赡汝，载筐及筥，其饟伊黍”。郑笺：“丰年之时，虽贱者犹食黍。”孔疏：“《少牢》、《郊特牲》大夫士之祭礼食有黍，明黍是贵也。”《玉藻》：“子卯■食菜羹，为忌日贬而用稷，是为贱也。贱者当食稷。”卜辞中黍出现次数特多，是由于殷人好酒，黍是酿酒的主要原料，且商代新垦田较多，故频繁卜测黍之年底。

　　卜辞中有“受黍年”、“受來年”、“受齋年”而无受禾年，即其证。近世学者多有训稷为黍属之不粘者，这是因为唐宋以后稷、■音近而被误认为一物的缘故。其实稷与■的古音并不相同，唐以前学者训稷为粟，明确无误。自新石器时代以迄隋唐，粟一直是我国最主要粮食作粟的地位继续上升。《左传》所载谷物以禾为多。

《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语：“《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论语》中粟作为民食，作为俸禄，作为赋纳，出现次数最多。以后《墨子》、《孟子》、《荀子》、《管子》等书均菽粟并称，视其为当时人民的主粮。《吕氏春秋·审时》，则把禾放在粮食作物之首。由此可见，粟在先秦时代始终是黄河流域的主要粮食作物。

麦

甲骨文中有来字作■■，是小麦植株的象形，上部有下垂的叶子，穗直挺，似强调其芒。《说文》：“来，周所受端麦来 ，一来二缝（缝即夆，指麦芒），象芒束之形，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诗曰》：贻我来牟。”剥去这一传说神秘的外衣，它只是表明小麦和大麦并非黄河流域的原产，而是传入的作物。正因为如此，在卜辞中来已用以表示行来的来了。于是又在来下加文作为小麦的名称，这就是麦（■）字。迄今为止，黄河流域没有发现过东周以前的小麦遗存。最早的小麦遗存发现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墓地，距今约3800 年左右，初步鉴定为普通小麦。在距今2800 年的天山北麓巴里坤石人子第遗址中亦有炭化小麦出土。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现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亦有麦。这些事实表明，原产西亚的小麦很可能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进中原的。传进时间当在原始时代之末或文明时代之初。

　　先秦时代种植的麦类包括小麦（称麦，古称来）和大麦（称 麦，古称早），一般秋种夏收，被称为“谷之始”（《管子·轻重己》），有“接绝续乏”之功，亦利于作物轮种。但需水量比粟黍大得多。因此，它在黄河流域是随着金属工具的推广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而逐步发展的。商代和西周麦类种植并不普遍。春秋时代以后，麦作在近海而雨量稍多的黄河下游地区获得较大发展。春秋时代东方《诗》多有言麦者，如《卫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种麦面积似已不小。《左传》中种麦的记载更多。据《周礼·职方氏》并郑注，产麦的有青、兖、豫、并四州，与东周诗和《春秋》经传所载大体相合。《礼记·月令》季春“祈麦实”，孟夏“登麦”，仲秋“劝种麦”，对种麦十分重视，主要反映了春秋以后东方情况。相比之下，黄土高原直到汉代种麦还是不多的。

稻

我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早在距今七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已出现了发达的稻作文化。《周礼·职方氏》辨天下之财用，周知其利害，“扬州宜稻”，“荆州宜稻”。《史记·货殖传》：“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这些材料说明我国南方自古产稻；种稻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农业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代北方产稻地区比现在为广。《史记·夏本记》说大禹治永后在北方发展水稻生产。《周礼·职方氏》载除荆、扬宜稻外：青、幽、兖、豫、并亦兼宜稻，唯雍、冀二州未言宜稻。但从《豳风·七月》、《唐风·鸨羽》、《小雅·甫田》、《白华》、《周颂·丰年》、《鲁颂·閟宫》等诗篇看，雍、冀二州也产稻。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是黄河流域先秦时代比今天温暖，宜种稻的下隰地较多。战国时代下隰地虽然减少，但农田灌溉发展起来了，尤其是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盐碱地，相当一部分在灌淤后改为稻田（漳水十二渠及郑国渠即其例），这使北方的稻作继续得到了发展。先秦时代北方种稻地区虽然很广，但种植面积却不大，在黄河流域的作物构成中，稻比不上黍稷甚至菽麦的地位。稻和粱都是珍贵的食品，食稻和衣锦一样看成是高级的享受。先秦北方的稻大多是用来酿酒的。

大豆

我国是世界公认的大豆原产地。大豆在先秦称菽。菽字始见于金文。在《大雅·生民》中，周人追述其先祖后稷从小种植“荏菽”，亦即大豆。这意味着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可能已有大豆的栽培。但目前最早的大豆实物遗存，是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时期大豆。《豳风·七月》及《小雅》一些篇章中谈到烹菽、采菽和获菽。除栽培大豆外，似乎还在采集野生大豆。东北地区诸侯似乎很早就种大豆。《逸周书·五令解》记载山戎（山戎是与东胡有密切关系的少数民族，春秋时在燕国之北）向周成王贡献特产“戎菽”。《管子·戎》说：“（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这大概是一种优良的大豆品种，进入中原后，深得中原人民珍爱，获得迅速推广。春秋末年及战国时代，诸子书言民食多把菽粟并提，说明菽已居主要粮食地位。从睡虎地秦简有关资料看，菽、麦的价钱比禾（粟）贱，说明大豆生产直到战国末期仍然是很普遍的。

大豆生产在战国时代迅速发展并非偶然。战国时代从休闲制转变为连作制，而豆科作物与禾谷类作物的轮作正好适应了新条件下维持地力的需要。大豆可以春夏两季播种，是一种“保岁易为”的备荒作物。它对土壤和气候条件的要求不高，山区隙地都可种植，这也适应了当时扩大耕地面积的需要。

粮食作物构成和布局

先秦时代粮食作物构成和布局有如下特点：

第一，粟一直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其地位逐步下降。水稻自大禹在中原地区推广后，在黄河流域分布之广泛仅次于黍稷。麦、菽是重要粮食作物，其地位在春秋以后不断上升，尤其是菽，成为战国时与粟并列的主粮。麻在粮食作物中不占重要地位。从先秦实际情况看，如《墨子·尚贤中》：“贤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耕种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荀子·王荆》：“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

　　五谷应为黍、稷、稻、菽、麦。

　　第二，商代和西周，大抵以黍、稷为主。春秋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以禾、麦为主，黄河中游地区仍以黍、稷为主。战国时代以粟、菽为主。

　　第三，从地区看，黄河中下游以粟、黍、菽、麦等旱粮为主，长江流域及以南以水稻为主，北方以黍■为主，西方以■麦为主。

六、林、牧技术

园艺技术

人工栽培蔬菜、果树的园圃至迟在商代已出现。甲骨文中有■、呇、■三字，古文字学家考证为三种不同写法的“圃”字。甲骨文中还有“囿”字。囿内也种植蔬果。《诗经·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菜圃和场地相结合，说明西周时园圃还是一种附属于农业的经营。《论语·子路》中提到了“老农”和“老圃”。“老圃”就是专门经营园艺的老农。春秋战国时期，人工栽培或人工保护的蔬菜已有瓜、瓠、菽、韭、葱、薤、蒜、葵、蔓菁、菱、荷、芹、笋、姜等十五六种。人工栽培的果树有桃、李、梅、杏、枣、梨、桔、柚、榛、栗等十多种。

关于园艺栽培技术，古文献中也有零星记载。一是有了明确的地宜观点，《管子·地员》对各类土壤适宜的果木作了论述，如“五息之土”宜生长枣；“五沃之土”宜生长梅、杏、桃、李、棘、棠；“五位之土”宜生长桃、枣等。《周礼·考工记》，还指出桔不宜种于淮北，“桔逾淮而为枳”。《吕氏春秋·师尊》则有“治唐园，疾浸灌”的记载，意思说种植蔬菜的园子须及时灌溉。

林业技术

人工植树造林，文献记载始见于周代。《诗经·郑风·将仲子》：“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说明一般农家已在家前屋后种植经济林木了。春秋战国时已出现大片的桑林、漆树林。“为畿封而树之”、“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列树以表道”等记载说明当时已注意修造防护林和种植行道树了。

随着植树经验的积累，认识到不同地形、不同土壤对林木生长发育的影响，形成了初步的树木生态观念。《管子·地员》记载说：“五息之土，若在陵在山，在坟在衍，其阴其阳，皆宜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敷大，条直以长。”

　　对森林的保护也予以重视，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严禁烧山，提出“修火宪，养山林”，制订防火措施以护养山林。二是禁止滥伐，强调“斧斤以时入山林”；“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林木砍伐有一定的时间规定：《周礼·秋官·柞氏》：“夏至日，令刊（砍）阳木而火之；冬至日，令剥阴木而水之”；《礼记·月令》则记载说，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禁止伐木”，季春之月“毋伐桑柘”，孟夏之月“毋伐大树”。三是设置“山虞”、“林衡”等官员负责管理。

畜牧技术

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畜牧业特别是养马业已相当发展，在家畜外形学和家畜繁殖、饲养、管理等方面的技术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出现了兽医。相畜术，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了初步发展。如相马，除了对毛色的重视外，还重视齿形和体形的选择。据《吕氏春秋·观表》记载，战国时有十个著名的相马专家：寒风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髭、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

繁育技术。

重视适时配种，《礼记·月令》：“季春之月，乃合累牛腾马游牧于牧。”保护幼驹和孕畜，《周礼·夏官·校人》有“执驹”的记载，就是在春季马交配时严格管束好幼驹，使其不混杂于牝马之间，滥肆交配而影响正常生长发育。“仲夏，游牝别其群，则絷腾驹”，“游牝别其群”，则是把孕育分群放牧，以免受到他畜的伤害。三是使牝、牡头数有适宜比例，《周礼·夏官·校人》：“凡马，特居四之一”。即比例为三牝一牡才能使牝马不空怀，提高产驹率。掌握去势术是我国古代畜牧兽医技术的一大成就，《夏小正》中的“攻驹”，《周礼·夏官·校人》中说的“攻特”都指的为雄马去势。甲骨文中则有关于阉割猪的字符：■、■。牲畜经过阉割就能膘肥肉壮，性情温顺既便于饲养，也提高了经济价值。

饲养管理技术。

放牧技术，有了一定的放牧地，《诗经·鲁颂· 》：“牡马，在坰之野”，“坰”就是牧马之地；放牧时间也有规定，《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中有所谓“凡马，日中（春、秋分）而出，日中而入”的说法。牧地管理技术方面，《周礼·夏官·牧师》中有“孟春焚牧”的记载，郑玄解释说：孟春焚牧是为了“除陈草生新草”，使牧地有充足的优质牧草供牲畜食用。舍饲技术，《周礼·夏官·圉师》中有“春除蓐，釁厩；始牧，夏庌（庑也）马”的记载，意思即春天始出牧时，要清除马厩中的褥草、垫土，使之清洁；夏天要把马系于庌中使之凉爽。军马管理技术在《吴子》，一书中已有初步总结，饮食上强调要“适其水草，节其饥饱”；在居住上要“冬则温厩，夏则凉庑”；在调教上要“习其驰逐，闲其进止，人马相亲，然后可使”；在骑具上要“鞍勒衔辔，必令完坚”；在使役上要“日暮道远必数上下，宁劳于人，慎无穷马”等。

　　栽桑养蚕技术

　　到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桑树已大量进行人工栽培，并从自然生态的乔木形过渡到人为经济利用的各种栽培形式。从战国时期的一些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桑树的多种剪定形式。“宴图二十战国铜器上的桑树乐射猎采桑纹铜壶”上绘的是美观而又符合高产养成的乔木桑。“采桑猎钫”上则有两株不同类型的桑树，一株是乔木桑；另一株是经过剪定修正的高干桑。在“采桑纹壶盖”上看到的是低干桑的图象。有人认为这种低于养成形式即后世所谓地桑或鲁桑。

养蚕技术方面。

经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首先是有了专用的蚕室，《礼记·祭义》：“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为之，筑宫仞有三尺，棘墙而外闭之”。其次，有了成套的蚕具设施“曲、植、蘧筐”，即蚕箔、蚕架、采桑筐等。第三，有了浴种消毒的措施。蚕种表面附有鳞毛、蛾尿等污秽之物，往往是病菌窝藏之所，在孵育蚕种前“奉种浴于川”，能起到一定的消毒防病作用。此外，还知忌喂湿桑叶，要把湿叶“风戾以食之”。

七、狩猎、采集、捕鱼和植树的活动

狩猎

商代狩猎活动比较频繁，卜辞中常有狩猎的记载。猎获量最多的动物是鹿类和狐，还有豕、兔、马、鸡以至虎、兕象等。有时，一次猎获鹿可达几百头，可见其规模是很大的。西周春秋，狩猎仍然常见于记载。《逸周书·世俘解》谈到了武王克殷后进行的狩猎活动，《诗经·小雅·吉日》、《车攻》、《郑风·叔于田》、《大叔于田》、《秦风·驷■》等都描述了西周春秋王室贵族大规模狩猎的场面。《周礼》言田猎者甚多，“山虞”“川虞”“迹人”等的职掌都与狩猎有关。但这时的狩猎一般已在农闲进行，且与军事演习相结合。《左传》隐公五年说：“故春搜、夏苗、秋弥，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

对劳动人民来讲，狩猎是肉食来源之一（如《豳风·七月》载冬闲时农夫狩猎捕得小野猪可以归己），但狩猎的主要意义还在于保护农业生产。因为当时地旷人稀，鸟兽尚多，为害庄稼。如《春秋》庄公十七年记载多麋成灾。因此，对付野兽是一件要紧的事。《周礼》中有“雍氏”一职，“春令为阱获”，“秋令塞阱获”，就是一种对付野兽保护农田的措施。

对于各级贵族来讲，狩猎除了是一种娱乐活动以外，也是和“祀与戎”相联系的：一方面进行军事演习，另一方面以擒获作为祭品。西周春秋各级贵族多有供狩猎游乐的园囿。

不过到了春秋晚期以后，这种狩猎活动已受到限制，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禁止丰卷田猎，说是“唯君用鲜，众给而已”。《管子·问》“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弋猎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反映它在战国时代确实是趋于衰落了。

采集

先秦时代野生植物的采集仍是人们生活资料的来源之一。

　　从《诗经》记载看，当时采集活动很频繁，采集范围很广泛。其中很多是佐食的野菜，如荼、堇、荠、芑、莫、葑、葍、蓫、■、蕨、薇、卷耳、荇菜等等。《诗经·豳风·七月》反映当时农民除了吃黍、稷、菽、麦、麻等粮食和瓜、枣等蔬果外，还采食野生植物荼（苦苣菜）、鬱（郁李）、■（ ■，俗称野葡萄）等。《礼记·月令》：“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荀子·王制》谈到的山林川泽中的“百索”，也就是百蔬。《周礼·冢宰》的九职中“八曰臣妾敛疏材”。疏材也是指“百草根实之可食者”（郑玄注）。这些蔬食之所以仍有必要，是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尚不够稳定，受自然灾害威胁较大，所以它们除平时辅助主食外，凶年还可以作为度荒食品。故《尔雅·释天》说：“谷不熟为饥，蔬不熟为馑，果不熟为荒。”

　　不过对诗经时代的采集业也不宜估计过高。第一，《诗经》中采集对象除佐食的蔬菜外，还有作为衣着原料的如葛、菅，作染料的如绿、蓝，作药用的蝱（贝母）、萱草、艾、养蚕用的蘩以及饲料薪柴等等，总之，以蔬菜和生活用品为多，并非主要食物来源。第二，《诗》言采者甚多，但并不都是野生植物。如《鄘风·桑中》：“爰采麦矣，沫之北矣。”黄河流域并无野生小麦，故采麦与获麦同义。准此，则《诗》中所谓“采葑采菲”，所谓“采采芣芣”都可能是指栽培植物的收获。第三，《诗经》中某些采集活动是带有宗教意义的，是原始社会的历史孑遗。如《召南·采苹》：于以菜苹？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烹）之？维锜及釜。于以奠之？宗室之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诗中少女主持祭祀正是原始社会妇女领导进行采集活动在宗教上的再现。《左传》隐公五年：“君子曰：苹蘩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同样是对采集时代的一种朦胧的回忆，不能说明采集仍在周代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捕鱼业和人工养鱼

先秦时代薮泽众多，江河浩淼，有利于鱼类的繁殖，《诗·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发发，葭菼揭揭..”《诗·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诗》中这类记载很多，真所谓“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因此，捕鱼业是比较发达的。

　　《夏小正》中不但以“鱼陟负水”、“獭祭鱼”作为捕鱼季节到来的物候标志，而且有“虞人入梁”的记载。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商代有时把鱼用作祭品，商王也参加捕鱼活动。《诗经》中许多诗篇涉及捕鱼，捕鱼方法有钓、网，梁和笱（人工鱼梁）以及潜（人工鱼礁）等，网具有罛（大拉网）、罩（竹鱼罩）、九罭（百袋网）、汕（撩网）等，所载鱼类则有鳣、鲔、鳟、鲂、■、 、鲿、鲨、鰋、鲤、鳖、鲦等，反映出捕鱼业的繁荣。

　　除河流湖泽中产鱼外，东方沿海地区又产海鱼。《禹贡》中青州贡“海物”，徐州贡“鱼”，都是海产。《周礼·职方氏》青州、兖州“其利蒲鱼”，幽州“其利鱼盐”，其中的“鱼”，相当部分当是海产，齐国即以产鱼著称。《史记·货殖列传》说太公封于齐，通鱼盐。齐景公时代设“祈望”管理“海之蜃盐”。而陈氏厚施，“鱼盐蜃蛤，弗加于海”，说明齐国大贵族也有经营海鱼生产的。

　　捕鱼是先秦时代人们肉食的重要来源。“炰鳖鲜鱼”是贵族的佳肴。

　　《周礼》中有“ 人”“掌以时 ，为梁，春秋献王鲔，辨鱼物为鲜薧，以供王膳羞。”又有“鳖人”掌供应王室鳖类食品。由于大牲畜向役用发展，鱼类食品在一般人的肉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孟子在谈到民食时就是把鱼鳖同五谷和鸡豚狗彘之畜并提的。《诗·小雅，无羊》“牧人乃梦，众维鱼矣。”“大人占之，众惟鱼矣，实惟丰年。”郑笺云：“鱼者，众人之所养也，今众人相与捕鱼，则是岁熟相供养之祥。”由于鱼为庶人常食，故亦为庶人祭祀之品。《国语·楚语上》：“祭典有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土有豕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

　　随着捕鱼业的发展，人工养鱼在先秦时代亦已出现。卜辞中有：

　　“贞，其雨，在圃渔。”（后上三一、二）

　　这里的圃应与园囿相类，是在圈围起来的一定范围内保护、繁殖和利用野生动植物的地方。在圃中生长的鱼可能是人工养鱼的萌芽。《诗·大雅·灵台》：“王在灵沼，於牣鱼跃”。郑笺：“灵沼之水鱼盈满其中，皆跳跃，亦言得其所。”灵沼是周文王在丰京宫城修的水池，故其中之鱼当为人工养殖。又《孟子·万章上》载：昔者有馈生鱼予郑子产，子产使校人（赵注：主池沼小吏也）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

　　可见周代人工养鱼确实开始了。以上两例都是在园囿中养鱼，这种经验必然会推广到人工陂塘中去。《史记·货殖列传》在谈到战国至汉初的大宗农产品商品生产时，有“水居千石鱼陂”一项，这种大规模的陂塘养鱼不可能是突然发生的，必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

　　“饭稻羹鱼”是楚越地区经济生活的重要特点，在这基础上可能较早地发展了人工养鱼。《吴越春秋》载：“越王既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涘六谷之广，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数千万，越国当富盈。”这反映了吴越之地很早就有人工养鱼的池沼，而这种池沼可能是和用于稻田灌溉的陂塘结合在一起的。所谓《范蠡养鱼法》虽是西汉人托名范蠡之作，但亦当与南方养鱼比较发达有关。又《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成都平原也建造过养鱼的陂池。

人工植树造林的开始

人类砍伐利用林木是很早开始的，但人工植树造林却发生较晚。从现有材料看，植树始见于周代文献。如：彼乐之园，爰有树檀。（《诗经·小雅·鹤鸣》）

　　荏染柔木，君子树之。（《诗经·小雅·巧言》）

　　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诗经·郑风·将仲子》）

树之棒栗，椅桐梓漆，爰作琴瑟。（《诗经·鄘风·定之方中》）

最初的植树，大概就是发生在园圃和住宅宫室的周围。不过，周代的植树已不限于上述范围了。如《秦风·晨风》：“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种檖（梨树）于野外的下隰地中。《国语·周语下》载单襄公使陈，看到陈国“道无列树，认为是亡国之征，说：“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可见种植行道树很早就为人们所注意。《左传》襄公九年，“诸侯伐郑，..斩行栗”，这里说的就是行道树。据《周礼》所载，当时在封疆沟涂、城郭旁边都种植树。春秋晚年以后，随着人口增加和不合理的樵采牧猎，山林的破坏在有些地方仍然比较严重。如《孟子·告子上》载：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正因为这种情况的发展，人们保护林木的呼声更高了，人工造林也获得初步的发展。如《左传》昭公十六年载：

郑大旱，（子产）使屠击，视款，树柎有事于桑山。斩其木，不雨。子产曰：有事于山，艺山林也，而斩其木，其罪大矣。夺之官邑。

《韩非子·显学》称“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訾谤。”此处以桑名山，当系人工树艺之桑林。所以子产对砍伐林木的人是不能容忍的。《周礼·载师》提到了“漆林之征”，当时人工种植之漆林大概也是比较普遍的。《荀子·解蔽》：“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林以为后人也。”也反映了当时人工林确是存在的。《荀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管子·小权修》托言管仲：“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可见春秋战国时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对植树造林是很重视的。

　　不过，总的来讲，对我国先秦时代植树造林的估计不宜过高。当时植树造林的规模较小，范围较窄，以宅旁行道植树为主，树木种类则主要是经济林木，如做车轮的檀树、做琴瑟的椅桐梓漆、养蚕的桑树，以及果树等。对山林中的林木，一般只是加以保护和管理。

八、农业生物学知识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之有关的生物学知识也不断得到积累和丰富。

　　人们如对那些适宜于农作物和畜养动物的自然条件有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就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条件来改造自然进行物质生产活动。这门学问今天叫做动植物生态学。关于这方面的知识，春秋战国时期己较丰富，《管子·地员》就是一篇代表作。《地员》基于“草”和“土”的辩证认识，把植物与生境视为统一整体，明确指出“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物）”。意思是说，植物与生长环境——地势是相互联系、有规律可循的，不论是山地、平原或水泉都各有其所宜于生长的植物。《地员》作者还在考察了“九州之土”十八种土壤的性能及其植被（包括农、林、牧、渔）分布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每州（土）有常，而物有次”的概念，认为人们可以根据每种土壤各有其所宜于生长的动植物这一规律来计划农业的布局。

　　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必须对动植物的不同种类加以辨别和分类。从甲骨卜辞中有关动植物名称可以看出，商代人们已根据动植物外部形态特征来进行分类。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动植物分类的初始体系。《周礼·地官·大司徒》中把生物分为动物与植物两大类。动物又细分为毛（兽类）、鳞（鱼类、蛇类）、羽（鸟类）、介（龟鳖类）、驘（自然界人类，包括猿猴类）。植物则细分为皂物（柞、栎之属）、膏物（杨柳之属）、核物（核果类，李梅之属）、荚物（荠荚、王棘之属）、丛物（萑苇之属）五类。《考工记》还将动物归总分为“小虫”和“大兽”。小虫，相当于今天之无脊推动物；大兽，相当于今之脊推动物。战国时开始汇集的我国最早一部辞书——《尔雅》则把植物分为草、木两大类，动物分为虫、鱼、鸟、兽四大类。这些分类认识，为我国以后动植物分类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在人口比较密集地区，生物资源的破坏已引起人们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实践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保护生物资源。对植物资源，主要是林木，提出“发（伐）必有时”；采伐方法提出了“泽不伐夭（幼小，未长成的树）”、“山不槎蘖（根旁的小树苗）”，就是说伐木时要保护天然更新的幼树。对动物资源的保护禁令内容有：“不杀胎”、“不覆巢”，即禁覆巢取鸟卵和杀害孕兽；“不殀夭”、“不麛不卵”，即禁止猎取一切鸟兽的幼仔；“牺牲毋用牝”，不许用母鸟、兽为祭品；季春三月，“田猎、罝、罘、罗、罔、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三月为鸟、兽孵乳时节，绝对禁止打猎，捕捉鸟兽的各种器具和毒饵一律禁止使用。捕捞鱼类也要“取之有时”，“鼋、亀、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数罟不入洿池”，即不许捕捞小鱼。二千多年前就有这样考虑周到的生物资源保护思想是很难能可贵的。

① 《管子·八观》。

　　② 《国语·鲁语》。

　　③④ 《礼记·王制》。

　　⑤⑥ 《礼记·月令》。

　　① 《荀子·王制》。

　　② 《国语·鲁语》。

九、农书的起源

《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收录于《吕氏春秋》“六论”的最后部分“士容论”中。它们是“士容论”的后四篇，内容与前二篇无关联。其所以被收录，完全是为了体现“百家兼收并蓄”的宗旨。这四篇农学论文可能出自战国时期农家学派之手。书中记述的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和理论，与同时期其他诸子著作中提到的很相似。讲的是战国末期的一般情况，而非专指秦地而言。《上农》等四篇，大致阐述了农业生产中的四个大问题。《上农》讲的是重农思想和政策；《任地》讲土地利用；《辩土》讲耕作栽培；《审时》讲农时。具体涉及农学方面的问题主要有：

（1）从巩固国家、社会安定、安土重迁等方面反复阐述重农的必要性：“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议），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徒，重徒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反之，“民舍（■）本事末，而不令（不服从命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事末则其产约（财产轻便），其产约则轻（容易）迁徒，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2）第一次明确提出天、地、人为农业生产的三个因素：“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把人放在第一位，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但也重视客观因素。这一看法，以后一直成为我国传统农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3）全面总结了土壤耕作的经验，首先是前面已讲到的土壤耕作五大原则，把土壤耕作的基本任务提出来了。其次，总结了因时耕作和因土耕作的技术操作及其主导思想，初步提出了我国传统耕作技术的理论。

（4）系统地总结了垄作的栽培经验，成为我国最早、最系统论述垄作栽培的文献。

（5）具体总结了适时耕作同产量和质量的关系。《审时》篇根据对禾、黍、稻、麦、麻、菽六种作物“得时”、“先时”、“后时”的生长状况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指出“得时”者则“稼兴”、“米多”、“味甘”等，反之则为另一种情况。从而深刻地指出了掌握农时与提高产量和质量的关系，为“不违农时”的栽培原则提供了论据。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六国”时的农学作品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等，但这些文献都已散佚，只有《上农》等四篇保留至今。因此，它成了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科学技术的重要资料。《上农》等四篇在农业思想、传统农学操作方面所提出和论述的问题都是在此以前所没有的；而且有些认识，如对垄作技术的论述，对农时的重要性看法等等，在我国整个古代，论及这些问题时，都没有超过它的深度。因此，《上农》等四篇在我国农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① 《吕氏春秋·上农》。

　　② 《吕氏春秋·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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