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情感缺失

发布时间：2012-11-06 09:44:0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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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情感缺失

汉语言文学专业傅晓君指导老师李勤

【摘要】"荒凉"是张爱玲对人性、生命和文化的言说方式,也是其小说独特的美学标记.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里,人物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更没有爱,有的只是因利益而联系在一起的男男女女,他们生活在一个荒凉的世界里.研究张爱玲小说中的情感缺失,可以真实再现她笔下的都市人物身上所折射出来的文化变迁，达到她对“荒凉”意味的永恒追求.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荒凉;情感缺失

在为散文集《流言》写的《烬余录》中，张爱玲这样描绘着：“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张爱玲小说的基调是荒凉，她展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丝毫没有感情可言。家庭环境、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不幸的爱情经历等客观条件形成了这种潜意识文化。张爱玲文学素养是在代表着工商文化的城市背景中形成的，她没有农村文化背景，她生活的所在地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香港与上海，她所接触到的女性既无法在现代都市社会中自立，也无法进入到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只能把结婚作为自己的出路，对金钱的占有欲是其立身于社会的筹码。张爱玲所生活的这种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了她，这种潜意识里的悲观人性论对她的小说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她笔下的主人公,男的畏琐，女的世俗。从来没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那种将爱情进行到底的执著与彻底。她40年代前中期的小说《倾城之恋》、《花凋》、《金锁记》等，主要是展示了人性冷酷、自私、贪婪、变态等特性，即展现了其悲观人性论。对于张爱玲来说，亲情是荒漠，而爱情更是一首悲哀的歌。可以说，她笔下展示的是一个情感缺失的荒凉世界，描写的是一段有一段的苍凉人生，这是她作为一个敏感自省的女性作家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生存无奈和生存痛苦以及生存恐惧的深刻感悟，也是她对生命悲剧性的理性认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1]。“人性本善”的命题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里，毫无立足之地。“张爱玲认为“脏”是人性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体构成，是“永恒”的。”【2】张爱玲小说中的情感缺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传统父权的无情颠覆

自古以来，文化标榜的父亲形象是高大，坚强，是小至家庭，大至社会的擎天柱，从而使他们显得他们拥有有无限的权利。而张爱玲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特征是:“出身大户人家,是个破落户、遗少;抽大烟,吃喝嫖赌;没有父爱,对孩子不是训斥,就是算计利用。”[3] 在张爱玲笔下，传统完美的父亲形象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愚昧、疲乏，伪善、懦弱、固执、世故、厌倦、苟且的庸俗男人。对父亲形象的丑化与幼化以及无情嘲讽是其贬抑的主要手段。

《金锁记》中的姜二爷虽生于富贵之家，却天生一副残废畸形的躯体，终生躺在床上。作者通篇没有对他进行一句正面的描写，他仅仅出现在别人的言谈中，成了一个被言说和被蔑视的客体，他的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花凋》中的郑先生，这个“自从民国纪元他就没长过岁数”的封建遗少，只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他的“伟大的父爱”都给了金钱，儿女们连残羹冷炙都分不到。郑先生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 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 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 坐汽车看电影, 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 在学校又买不起钢笔头。女儿川娥生病, 不愿“ 把钱扔到水里”,文中这样描写道“我花钱得花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 在女儿死后, 花钱在她的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 川娥死后和死前表现出的巨大反差, 使人看见父爱的变质, 而正是这种父爱的虚伪更具震撼力, 使人更清晰地看到没落的旧家庭中人性的扭曲。

二、对母爱神话的解构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母亲的基本职能是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和操持家务，母爱是天下最伟大的爱，她纯粹、高尚、不需要任何回报。因而，在历代文人墨客笔下，母爱一直都是神圣不可亵渎的。张爱玲则以她对生活的客观认识和体验,在作品中对传统的母亲形象予以颠覆。她消解了母亲创造生命的伟大性,并对母亲作为儿女的精神家园的期待给予无情摧毁;最后母亲神圣、纯洁的象征意义也被彻底解构,从而还原了母亲作为人和女人的本来面目,多角度地折射出母亲自私、卑怯、扭曲的另一种真相。“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已不是慈爱温柔的化身，而是阴狠毒辣的代名词。

《金锁记》中的母亲曹七巧可以说是这种阴险毒辣的母亲典型。她热衷于对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婚事进行破坏，用她“黄金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4】。七巧在她还是曹大姑娘时，也还是有一点善良的。可是，当她变成姜家二奶奶尤其是一个自小患软骨病，行走坐卧都必须有人搀扶的姜家二少爷仲泽的妻子，她的整个性格都在变化，她的人生也从此蒙上了一层阴霾。张爱玲出色地展示了曹七巧从一个健康单纯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丧失人性、为金钱所困的变态的疯子的过程。原是个平民阶层的女子，生活清苦但也有自己的幸福，命运之神却把她推给了姜家。七巧不但失去了爱情，而且在门第森严的大家庭中受到歧视，连丫头也鄙视她。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曹七巧可能会当一个身份低贱的姨太太。如果是这样的身份，她也不至于有太多的非分之想，她的正常欲望也不会压抑得这样厉害，或者她忍受不了寂寞可以红杏出墙，然后一走了之。可是张爱玲不这样安排曹七巧的命运，她抬高了曹七巧的身份地位，让她做了堂堂正正的姜家二少奶奶，让她有了一双弱小的儿女，这使七巧压抑已久的对幸福人生的渴望重新重新抬头，在这种正常欲望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她的黄金欲重新开始变相膨胀，终至人性彻底迷失，酿成了一场灭顶之灾。在她的生命中儿子是她唯一不设防的人，可是她要时时刻刻将他牢牢抓在手中，当儿子娶上媳妇过上了一段幸福生活时，她立刻心里失衡了。新媳妇丑陋的外表、软弱的个性，甚至她正常的夫妻生活都成了七巧攻击她的把柄，她用最恶毒的言语一寸一寸地摧毁她的自尊，在七巧长期精神虐待中媳妇被凌迟了。与此同时，她还哄骗儿子、女儿吸上了鸦片，她又用类似的手段破坏了女儿几次纯真的恋爱，葬送了她的婚姻，使她年过三十还待字闺中。正是“黄金”这把无情的枷锁使七巧从一个不幸的被害者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自我迫害的疯子，最后她毁灭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变成了一个可怕的心理变态狂。曹七巧用自己的手段占有着儿子，从此长白不敢再娶了，只是在妓院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弗洛伊德说：“本我是匹马，自我是骑手。”曹七巧已成了一匹失控的马，她的生活愿望被压抑后的极端变态心理所带来的变态行动是一种没有分寸的疯狂！在。《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劝早已离婚七八年的女儿回前夫家做寡妇。《花凋》里的少女川娥的母亲，因为怕被证实自己有私房钱也不敢给女儿买药。眼睁睁看着女儿死掉。生命的悲凉不仅来自不能逃脱的疾病、死亡，更来自于亲人的冷漠、自私。《花凋》正是在日常人生和死亡无奈这两类互相渗透的场景中，解构了家的神话、爱的神话，展示了作家的人性批判深度和生命荒凉感受。这种解构，不是价值取向上对爱、对亲情的质疑、否定，而恰恰是以理想中应有的生命关怀为价值尺度，批判现实中爱成为谎言、成为矫饰的生存残酷。“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5】

如果硬是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她们同属于“正经历着平淡的婚姻生活，只知努力抓钱的妇人们”。她们年轻时的择婿标准注定了她们婚后生活的遗憾与缺失。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安慰生活上的依靠，她们只好努力抓钱，努力寻找经济依靠。

三、对手足之情的揭露

在多数小说作品中，体现的都是手足间情深意重，而在张爱玲看来，封建人伦都是虚伪的，手足同胞多是相互利用，互相伤害，完全没有一点温情可言，满目都是孤独冷漠。《半生缘》中的曼璐本来也是一个可怜之人，她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出卖色相去做舞女。可是她也是一个可恨之人，她为了稳住丈夫祝鸿才，使后半生有所依靠，不惜策划出一条姐妹共伺一夫的毒计，硬生生地拆散了曼桢与世钧，使诈幽禁了妹妹，帮助祝鸿才强暴了曼桢，并强迫她生下了祝鸿才的儿子。她是曼桢悲剧人生的罪魁祸手。《倾城之恋》中的第一场冲突，正是白流苏与她的哥哥们因为她前夫的丧事起了争执。白流苏不愿回去做寡妇，但她的哥哥却劝她说：“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在这一番义正言辞的话语背后，其实是有着另一层背景的。当初白流苏离婚带着财产回娘家的时候，哥嫂收留了她。如今，钱已被哥嫂花光了，他们怕她在这里吃闲饭，就想方设法把她轰出家门，她母亲也不能为她作主，她绝望地凄凉地小声说：“这屋子可住不得了……住不得。”后来，白流苏在妹妹相亲的过程中刻意抢尽风头，让范柳原看上了她而不是她的妹妹，随后趾高气昂地去了香港，借此出尽她心中的一口恶气，实现了对兄弟姐妹的报复。《金锁记》中在“长兄为父”的男性压抑女性的封建社会，兄长行使父权作主把曹七巧嫁给了姜公馆的二少爷，曹七巧实质上成了一个商品，成为一个人钱交易的工具。曹七巧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她哥哥考虑的只是经济利益，至于曹七巧的幸福，爱情是可以牺牲的。

四、对爱情与婚姻神话的消解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自古以来就是许多文人墨客歌咏的对象，可是在张爱玲笔下，爱情不再负载有人类的诗情画意，都成了被解构的童话。让爱情在世俗中接受生活的拷问，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则是“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无限惆怅。

《倾城之恋》的篇名乍一看似乎是一个浪漫动人的爱情故事，但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是一个错觉，张爱玲以一个浪漫的名称做幌子，用颠覆的笔调阐释了她对古来今往男性文本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倾城之恋》一书中女主人白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范柳原对流苏有一点爱意，但这点爱意不足以让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流苏却只要一纸婚契，她已经将近三十了，又是离了婚的女人，不可能再像十七八岁的少女那样对爱情充满不切实际的憧憬和幻想，她知道爱情不能长久，而婚姻能提供生存所需的一切，她只是想生存，生存得好一点而已。在绵绵情话营造成的甜腻腻的气氛中，展开的却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他们各自设了精妙的陷阱，期待能猎获对方，却都不能如意。流苏回到上海，以退为进，希望柳原会带着“较优的议和条件”妥协。然而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经不起老，于是柳原一个电报又把她拘回香港，带着失败的心情。流苏已甘心于情妇的身份。“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战争成全了她，或者说命运成全了她，她得到了范太太的身份。在故事的最后，流苏还是有点怅惘，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因为他们本身的爱情就是男女主角百般算计的无奈之举；流苏之所以看上“把女人看成他脚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因为范柳原的产业和财富，即“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5】《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男主人公乔琪乔，一个社交界知名的花花公子，不爱薇龙，却一本正经的跟她调情，调的那么专心致志，含情脉脉。等到薇龙当真整个陷了进去，他又开诚布公的告诉她：“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 我想薇龙也并非是要为了爱情，或是乔琪，她只是不能控制自己想要那个男人留在身边的愿望，不能控制自己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而去努力。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部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是阴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的、灰暗、肮脏、窒息与腐烂的气息，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以逃脱。零星的折磨，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幻想、热情、希望，都没有生存的地方。”像白流苏、葛薇龙这样的人物，张爱玲笔下还有很多，她们同属于为择婿而忙的小姐们，她们空自有着美貌与学识，唯一能做的却只是坐在“待嫁席”上，等待着婚姻的到来。她们“新女性”其表、“旧女性”其里的特质注定了她们黯淡而悲剧的一生。

张爱玲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感受到了人性的贪婪，和胡兰成失败的爱情使张爱玲遭受了严重的情感打击，这种悲剧性生命体验使张爱玲对爱情持怀疑、否定的看法，潜意识里感到爱情的虚无，并且对人性自私、虚伪的本性有了体察，这一切成为她感受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她以看似旁观、冷漠的笔调揭示出她笔下人物的畸形人格 ,消解和颠覆了爱情、亲情的纯洁性和神圣性 ,把诸多情感还原到世俗、功利、虚伪、冷酷状态 ,用她的作品和人生见证了‘人间无爱’”。[6]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指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影响，又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受旧小说影响之最深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给她摸透。” “失落感”是张的基本心态，因而导致了作家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并使作品充满了“荒凉感”、“孤独感”、“自卑感”。在我看来，张爱玲的特点在于，她具有自觉的作家意识，她是为数不多的“为创作而创作”的现代作家之一，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由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