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途中宣传标语的演变

发布时间：2019-05-05 18:00:5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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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途中宣传标语的演变

作者：张玲玲

来源：《北京档案》2016年第10期

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和精神远征——长征。长征是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岁月荏苒，烽火硝烟早已散去，我们对长征的记忆却历久弥新。长征途中，红军在全国十四省留下大量宣传标语。从宣传标语内容、形式和功能的演变，我们可以管见党和红军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砥砺前行，逐渐成长、成熟的发展轨迹。

一、标语内容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

在长征开始之初，党和红军就特别重视行军中的宣传工作，经常利用标语对党和红军的政策进行宣传。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办的报纸——《红星报》即强调指出：“不要忽视这一工作对于争取群众、瓦解白军的重要意义”。但是，受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宣传工作中僵化教条的印记较为明显。这一时期的标语多以“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等基本口号为主，既不利于群众理解，亦难以反映群众呼声。针对这一情况，1934年11月，《红星报》即以《关于目前地方居民中的工作》为题，批评了在标语书写中只写基本口号，而没有写出群众迫切要求的现象。该文明确指出：把群众的迫切要求写成标语，“对于发动群众斗争有极大的影响。”[1]

在长征过程中，党成功地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此过程中，党和红军的宣传工作也逐步改变了之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开始更多地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群众的迫切要求相结合。此后，宣传标语的内容开始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书写，以求通过简洁、明快、醒目的标语，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思想、方针、路线。标语内容越来越切近群众，切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并有更强的针对性。例如，针对李宗仁、白崇禧使用金库券吸取民间资金，强迫群众修炮楼和马路，党和红军提出了“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间现金”“不替李白军阀修炮楼修马路”等标语。这些标语反映了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使党和红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遵义会议时期及以后，标语的地方特色和口语化更加凸显，逐渐融入了方言、民谣等极具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元素，例如，“不当王家烈的饿肚兵”“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这些口语化、方言化的标语不仅朗朗上口而且更贴近当地群众，也更贴近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展壮大红军和反对敌人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二、标语形式灵活多样

长征之前和长征开始之初，宣传标语大多先写在纸上，后张贴于墙上，其形式较为单一。长征途中，物资极度匮乏，缺纸少墨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红军并没有放弃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因地制宜，根据条件许可和宣传对象不同，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利用现有材料制作了许多极为特殊的标语。例如，用墨汁、石炭、锅底灰、木炭、朱砂、红土、黄土、白垩土等，将标语涂在沿途村镇的墙壁、门柱上；他们将标语写在竹叶、树叶上，是为“叶报”；或是将标语写在木板、竹片上，使其在大河上随波逐流，漂到宣传地点，是为“水电报”；在森林地带，红军则把标语刻在树上，是为“树标”；在牧区草地，红军甚至用石块堆砌成巨幅标语。

除了上述形式外，针对普通标语容易被风吹雨刷、被敌人涂抹破坏的问题，红军还创造性地采用了石刻标语的形式。红四军即组建了20多人的錾字队，专门负责石刻标语的錾刻工作。长征中，红四军的战士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天然岩石、房屋阶条、牌坊、石碑上刻下共计1.5万余条红军标语。在他们所刻的标语中，以“赤化全川”石刻最为著名。这一标语位于四川省通江县沙溪镇红云岩上。标语高5.5米、宽4.7米，字间距7.1米，笔画深达0.35米，能够躺卧下一人，被誉为“石刻标语之王”[2]。石刻标语是党和红军思想宣传工作的一大创举，更是红军长征中宣传工作发展的历史见证。

三、标语功能紧密配合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长征开始之初，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广大官兵和群众在思想上对长征认识不深，对党的政策和主张也不甚了解。针对这一情况，党和红军制作了“打倒国民党”“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乌江虽险，又怎样能挡住红军飞渡”“到遵义过年去”等标语。其主要功能是宣传鼓动，即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发动群众斗争和鼓舞行军士气。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它初步改变了党对共产国际的依赖，使党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此后，红军在军事上一改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展了一系列行动。在此之后，标语的功能也开始紧密配合军事战略需要。例如，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后，主力部队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实际上是为了完成调出滇军的战略部署，蒋介石果然中计，即令云南军阀龙云火速增援贵阳。当各路敌军向贵阳以东开进时，红军却以每天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转而向西北方向疾行，巧渡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3]

对民族大义的深刻认识，对革命对象、革命形势的准确判断，使党和红军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抗日救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瓦窑堡会议之后，抗日标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例如，陕西省吴起镇存留的标语“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和甘肃省礼县罗坝乡的标语“不愿当亡国奴的民众自动起来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的标语等。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长征标语却一直存留在群众心中。群众编歌谣唱到：“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标语指方向；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话儿暖心肠！”经过岁月的洗礼，除了石刻标语外，文中提及的其他标语大部分都已经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但是这些或留存至今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标语，都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中宣传工作的一道亮丽风景，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记忆。

长征中这些具有特殊历史与现实意义的标语，是党和红军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复杂艰苦的革命环境中坚持宣传工作的历史见证，体现了党和红军对宣传工作的重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红军在宣传工作中的灵活性和策略性的增强。标语的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逐渐成长、成熟的发展轨迹。在长征胜利结束80年后的今天，重温历史，汲取力量。我们发现，长征从未远去！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正阔步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