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西方悼亡诗的艺术差异

发布时间：2018-10-06 17:53:10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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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中西方悼亡诗的艺术差异

　　从写作意图和作品主题来讲，悼亡诗专指为哀悼亡妻而作，表现对亡妻的无限怀念和哀悼之情的诗歌。而实际上，艺术作品往往又蕴含着超出诗歌诗义之外的深刻内容，其往往反映了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整体心境和自悼之情，而透过这些艺术作品，一种更高的文化民俗的内容也附着其中。

　　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中西悼亡诗数量悬殊，“在西方表现哀怨的抒情诗的品种很多，但专为怀念亡妻的悼亡诗则极为罕见，而在我国则几乎可以说有一个传统。”[1]尽管如此，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不失为一篇感情真挚的悼亡诗，而且被视为西方悼亡诗的代表作。中国悼亡诗则从《诗经》开始便不绝如缕，《邶风?绿衣》、《唐风?葛生》等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悼亡诗，此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悼亡诗可谓比比皆是，其中苏轼写给亡妻的《江城子》更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视为中国文学中悼亡诗词的经典之作。但如上所论，艺术不仅仅是作者主观意图的产物，其往往是在民族文化的具体化体现，因此，文化精神的不同使同一主题的诗词作品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本文主要以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为代表，比较中西方文化影响下悼亡诗的艺术差异。兹引录两首诗词如下，以便下文比较分析。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悼亡妻》

　　我仿佛看到了去世不久圣徒般的妻/回到了我身边/像阿尔塞斯蒂斯从坟墓/被尤比特伟大的儿子用孩力从死亡中救出/苍白而庄弱/交给了她的丈夫/使他欢喜/我的妻/由于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而得救/洗净了产蓐上斑斑的玷污/这样的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今地瞻视/她一身素服/纯洁得和艳心灵一样/脸上罩着面纱/但我仿佛看见/爱、温柔、善良在她身上发光/如此明朗/什么人脸上有这等欢颜/但是/唉/正当她俯身拥抱我的当儿/我醒了/她逃逸了/白昼带回了我的黑天。

　　一、感情基调不同

　　尽管悼亡诗的基本感情基调是以悲为主，但两首诗词在表现这种悲苦之情时却略有差异，《江城子?记梦》一词充满委婉哀伤的情调，一个悲痛欲绝的诗人形象隐约其中，《On His Deceased Wife》一诗尽管也以感伤之情充斥全文，但同时却使人感到悲中还有一丝希望。这种悲伤情绪的不同正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

　　《江城子》开篇“十年生死两茫茫”一句便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失去亡妻的悲痛在十年的岁月里无法排遣，十年来的相思之情刻骨铭心，“不思量，自难忘”。但生死相隔，诗人想象中的“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情境，更加深了这种凄苦之情。此时的作者独居他乡，对亡妻的怀念和自身处境的凄凉又进一步加深了作者对苦难的感受。而十年的岁月流逝使得诗人也已两鬓如霜，因此，即便相逢也早已物是人非：“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将作者辛酸的慨叹推到极致。当作者的悲痛无法排遣时，只好将笔锋一转而写梦。“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将昔日夫妻恩爱生活场面再现出来，以乐衬悲。但既便是在梦中也处处为悲，十年死别的思念一时不知如何向对方倾诉，唯有以泪抒怀。

　　《On His Deceased Wife》一诗主要通过对梦中所见妻子形象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妻子的深切怀念之情，但不同于《江城子》的是，这首诗在最后一句表现了生死相隔的遗憾和悲哀之外，全文的大段篇幅用来表现梦中所见妻子的美好形象：“我的妻，由于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而得救，洗净了产蓐上斑斑的玷污……她一身素服，纯洁得和她心灵一样，脸上罩着面纱。”完全和苏轼词中妻子以及作者自己的憔悴形貌大相径庭。全诗哀而不伤，并给人以美好的希望：“这样的她，我相信我还能再度在天堂毫无障碍地充分地瞻视。”

　　一个是悲痛欲绝，一个是悲中还有一丝希望，这种不同主要是因为中西方对死亡的不同态度。中国文人对死亡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表现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精神，他们受儒家思想的浸染，不妄谈生死，孔子对死亡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对生命之后的那个未知世界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所以，灵魂不灭与再生的信仰多半流传于民间，而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并不大。尽管宋代儒道释三教合一，文人都并不局限于单纯某一种思想，但其主流指导思想仍然是以儒为主，既便在失意时卷而怀之，常常在道家思想中寻求一定的精神寄托来调节自己的心境，从主导思想来看，他们仍然是抱着经世治国的思想，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极少将希望寄寓在来世的修炼上面。这种理性精神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对“死亡”理念的一种压抑，“在某种程度上，它表现为人类本性的一个普遍和正常的现象。只有压抑死亡理念，把它排除出清晰的关注意识的区域，人的具体的利益行动才具有严肃性、分量和意义”，[3]但在这种理性的背后，同样是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死亡真实存在于世界上。因此，中国文人由于缺少对死亡的思想准备，反而更使文人在面对真实的死亡时显得痛苦万分，而万念俱灰，从而使其诗歌中表现出一种彻底的悲剧感。“而西方人婚姻之后，夫妻双方依然是各自独立的，你依然是你，我依然是我。他们的这种文化氛围，亦更能清醒地认识到死亡乃人生之必然，亦更能激发他们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对真理的追求。另外加之基督教的影响，‘人死后灵魂脱离肉体的束缚，升入极乐的世界天堂’，这多少使生者在亲人死去之后减轻了悲哀，增加了幻想。”[2]《圣经》对所有的上帝的子民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4]西方文化认为，在世界的另一头存在着一个天国，这个美丽的世界，是所有人类的最终归宿，而唯有死亡，才是解脱原罪的可能途径。这种对死亡的美好幻想使得人们对于死似乎不像东方人那么地悲伤。弥尔顿想象他与亡妻的会面将是在天堂，这种生活不可能的事移植到梦中，便显得富有吸引力，而不单纯再是悲哀了。

　　二、艺术风格不同

　　同为悼亡诗，二者在艺术风格上还表现出浪漫与现实的不同。《江城子》一词更多采用现实性意象、白描写实的艺术手法和质朴无华的词语，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写实风格。而《On His Deceased Wife》一诗处处都是想象性意象，并运用刻绘想象的艺术手法，以富有丰富内涵的典故表现出浪漫主义的幻想风格。

　　“文艺作品的风格指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思想特点和艺术特点。”[5]词整体质朴无华，词中意象多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常取材于诗人与妻子生前一起生活的闺阁琐事，如“小轩窗，正梳妆”将亡妻生前的日常活动细节采用白描写实的手法生动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而《On His Deceased Wife》一诗多用幻想、想象性意象，没有局限于现象生活场景，如“她一身素服，纯洁得和她心灵一样，脸上罩着面纱。”通过想象形象地刻画出妻子的美丽容貌。

　　在用词上，二首悼亡之作也表现出不同的倾向。《江城子》用词浅显，少用典故和雕琢的华丽词语，而以本色当行。如“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等，都如口语，但真实表达了作者的伤感。而弥尔顿的诗则多用典，如诗歌中的“阿尔塞斯蒂”，即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阿尔塞斯蒂是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的爱妻欧律狄刻因在野外采花时被毒蛇咬了一口而气绝身亡。阿尔塞斯蒂得知这一噩耗后，一路追到阴间，用他具有魔力的音乐和歌声感动了冥后珀耳塞福涅，后者答应他将欧律狄刻从阴间带回人世，但条件是在路上不得回头看她。当他们快要走出阴间时，阿尔塞斯蒂还是忍不住回过头去，眼睁睁地看着他妻子的幽灵又重新回到了地狱。这一典故使得诗歌富有宗教的神秘色彩，加深了诗歌的寓意，并使得全诗充满了浪漫色彩。

　　另外，还表现在美学精神的不同。二首悼亡之作在美学精神上分别表现出阴柔和壮美的区别。《江城子》由景到人，物我统一，情景交融，物我不分，诗歌含蓄、隽永，在美学精神上以阴柔为主。《On His Deceased Wife》物我对立，诗中少景，诗歌直露，在美学精神上以阳刚为主。

　　总之，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二首悼亡诗在感情基调上表现出悲痛欲绝和悲中有望的区别，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现实与浪漫的区别。

　　注释:

　　[1]杨周翰.弥尔顿的悼亡诗―――兼论中国文学史里的悼亡诗[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6).

　　[2]黄柏青.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4,(1).

　　[3](德)舍勒.死?永生?上帝[M].孙周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