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月令》作者汪曾祺
1958年夏，因本单位右派指标没有达到要求，单位将汪曾祺补划为右派，发表在黑板报上的那篇短文《惶惑》成了他右派言论的主要罪证。汪曾祺被撤销职务，工资连降三级，下放农村劳动。
1958年秋，汪曾祺和其他几名被补划为右派的人一道去了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在那里，汪曾祺与农业工人一道垒猪圈、刨冻粪，几天下来，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但他咬紧牙关坚持干，农业工人们都暗暗称赞。下放的第一年，农科所的大部分农活汪曾祺都干过，最后他被分配在果园劳动。
在右派劳动改造的日子里，汪曾祺照例会成为“ 喷波尔多液的能手”， 还居然奉命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以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这《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第二人。”他的最后一篇遗稿，也是为即将写而未写成的《旅食集》的题记，这篇题记的末尾写道：“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文革时期，汪老受到迫害，举家被安置在北京一个偏僻的四合院里，不知是不是当时有人故意整他，汪老所住之处紧邻当时北京一有名的地痞，有人好心告诉汪老要小心一点。后来入住后，汪老的夫人想要作画，汪老就在窗前用废弃的水缸栽了些豆角，时日一久，藤蔓渐渐爬满了隔壁的窗户，遮住了所有的光线。那里住的恰恰是那个地痞。汪老过意不去，后来拿一袋豆角送给那个地痞。出人意料的是，满面刀疤的地痞态度谦和，还问汪老，可否送一幅画与他。可见，汪老的处世人格魅力的感染力。
汪老年老之际，一家人仍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汪老的书房在小小的阳台上，有一个外国作家读了汪老的著作，专程来拜访他时，看到汪老简陋的住处很是感慨。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要汪老向政府申请房子，但一辈子著书颇多的一代大家竟苦恼如何写申请（其实是讨厌复杂的程序~~），最后作罢。后来还是按照儿子的职务分了一套房子。
汪老处世淡泊，不计名利。人格魅力令人敬仰。
汪曾祺毕竟是一位“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不擅愤怒，长于慰藉；不擅谴责与鞭挞，长于赞美与咏叹。他要用对于脆弱的人心的体贴与呵护，对于人性的呼唤与热爱，和对于隐于民间、渗透在生活中的善与美的发现、再现与礼赞，完成他的世纪末的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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